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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作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时常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但凡出了事儿，就冒出“临时工”担责。其实在正式称呼里，城管临时工叫作“协管员”，他们大量存在于城管队伍中，待遇不高，压力不低，身份尴尬，前路未卜。摄影/吴芳 编辑/邹怡
31岁的束学炳在安慰摊位被拆除的摊主，他知道，摊主生活失去了来路，伤心也是可以理解。束学炳是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街道城管执法中队聘用的一个城管协管员，就是人们所说的“城管临时工”。他于2008年应聘到街道，成为一名城管，一干就是5年，但一直未能转正。
束学炳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十分短暂，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此时孩子们还在睡梦中，晚上6点多回家后才能一家团聚，但有时候遇上夜班，要工作到夜里10点多。协管员虽然是临时工，但工作内容和正式工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工资要少很多。
束学炳有两个孩子，几乎困住了妻子的手脚，全家生活来源全靠他临时工每个月1600元的工资，不够的话，还需要自己开店的父母补贴。他笑称，论收入，许多小贩赚的都比自己多。
离开家庭，换上制服的束学炳马上化身为一名协管员。一新开张的小吃店店面招牌不规范，束学炳进去询问，但老板不在，最后只能留下处理通知书离开。通常来说，城管的工作分为“管”和“罚”两部分，协管员只有管理的权利，只有正式工才具有“罚”的资格，但在现实中，这条界限和协管员的执法力度经常变得模糊不清。
束学炳每天上午需要巡逻完自己管辖的街道才算工作完成，单位没有食堂，中餐要么在街头小吃店打发，要么是买回来吃。
通常协管员的正常上班时间是8小时，但早晚班制度，上班时间比较特殊。昨晚夜班，今天早班的作息，让束学炳感到很疲惫，他趁着中午，在单位的沙发休息一下，好继续下午的工作。
工作中，束学炳觉得和小贩相处，其实没有特别好的相处之道，只能互相理解。一个露天摆摊的摊主的儿子和束学炳在理论，甚至叫她的母亲去街道上访。此时束学炳和同伴们都不作声，最后摊主的儿子还是软了下来。
几个大妈每天都在这个位置摆摊，束学炳和同事们劝很长时间她才肯离开。但等他们走后，她们又回到原位。对于小贩，束学炳只是希望他们遵守一下城市的规则，“到规定的地方去摆摊，按照规定的时间去摆摊，没有人会管你。”
夜查时，城管要巡查烧烤摊点是否偷用已经被禁止的炭火烧烤。有的商贩还在偷用的理由是“顾客更喜欢炭火烧烤的那个味道。”束学炳执法时就遇到过摊主将炭火拆除后跟他商议，液化气烤炉坏了，今晚能否继续用炭火。这让束学炳有些为难，他必须遵守城市的管理制度。
最终束学炳还是用水将炭火浇灭。大部分商贩心里不愿意，行动上还是配合执法的。但是类似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之后，双方的忍耐性都会受到考验了，这也是造成城管和小贩冲突不断的原因。
进度慢，最主要的是涉事的小区管路部门不肯出面协调。职能混乱，是目前城市执法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有时候，冲突还是无法避免。两年前在一次执法中，束学炳因为准备对摊点物品进行扣留，被烧烤摊的摊主用辣椒粉的瓶子砸伤，缝了5针，其他同事也曾经有过类似经历，还有同事因此改行不愿再当城管了。不过束学炳说这很正常，“街头执法其实没什么大事情，但如果你要暂扣物品，就有可能酿成大事。”
一些摊贩面对城管执法，漫不经心，这时候束学炳会上去帮忙，但摊贩并不感谢。城管们每天巡街，和摊贩们都认识，对于束学炳这样的协管员来说，他们和摊贩一样，都是在这个城市混口饭吃。但是，身份的不同还是让彼此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距离。
脱去城管衣服后束学炳就是一个普通人，路边摊也会出现他的身影。“我们也离不开小贩。这些摊点在早晨8点钟之前是可以的。”对于协管员这份工作，束学炳也感到转正希望很小，家里人也劝他干点别的，但他总觉得，干别的行当也好不了多少。
6月15日晚，合肥市体育中心，当中国国家足球队的球门被赛前还称之为鱼腩的泰国国家队灌进4个球之后，全场激起海啸般的呼喊：“城管上，城管上！”，此前，当延安城管踩头事件被网曝之后，城管执法和城管临时工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城管由一个城市执法者，演变成“人人唾弃”的行业？连续20多天来，记者采取偷拍、跟拍和明访等方式跟踪采访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街道城管执法队的一个临时工，同时采访其辖区内的商贩，试图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解读一个真实的城管临时工。
城管里的临时工 在经历几天暴雨之后，温度骤然回升，早晨6点，初升的太阳已经让人感觉到它的一丝威力。而此刻，家住合肥望江西路边的束学炳准备起床，他亲了亲身边还在熟睡的两个女儿。因为8点钟要上街执勤，而妻子要照顾孩子，他必须早点起床买菜，如遇早班，他必须5点钟就起床。 束学炳是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街道城管执法中队聘用的一个城管协管员，就是人们所说的“城管临时工”。今年31岁的束学炳是合肥的一所民办高校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2008年应聘到街道做了一名城管。 “第一年，每个月工资只有520元，第二年增加到800元，第三年开始才增加到现在1600元。这些钱连家庭基本生活费都不够，别说过好日子了。”束学炳说，“自己的房子是2007年买的，首付基本都是父母给的，还贷款也基本靠父母，生活不够还得考父母支持。”束学炳的妻子原先在一个药店打工，而父母还在支撑着一个小店，因为两个孩子无人照看，妻子只有辞职在家照顾孩子，自己的这点工资成了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 上午7点40分，束学炳准时抵达街道，开始每天的上街巡查任务，直接打交道的就是街头的小摊小贩。由于长时间在街头，那些小贩对他和同事已经非常熟，但街头秩序也没有因为彼此熟悉变得更好，也没有因为彼此熟悉取得对方的支持。甚至偶尔还会变成对立。 在合肥像束学炳这样的协管员也有一千多人，在普通人的眼里，他们就是城管，但实际上，大部分在街头执法的，都不是编制内的正规警力。据媒体报道，在许多城市，由于警力不足，警察、城管大量聘请临时工做辅警、协管员，虽然无论辅警、协管员，对外宣称都不能参与执法，但实际工作中，协管员抓小贩，协警参与抓捕嫌疑人时有发生。 据有关部门资料显示，合肥市城管在编人员为745人，协管员数量则高达1690人。尽管这些年城管协管员工资有所提高，但月平均工资依然不足2000元。身份、待遇等种种让现实生活中像束学炳这样的城管协管员陷入尴尬的境地。 “城管这身衣服真的不好穿，基本上下班后，所有的同事都会脱掉这身制服。”束学炳说，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在城管这个队伍里坚持，家里人也劝说过让他不要干城管了，自己也动摇过。但总觉得已经做了5年了，虽然转正的希望很小，但总觉得干别的行当也好不了多少。
执法之道 “真的没有好的办法。” 提起在街头执法时和小贩的相处之道，束学炳这样说 “街头执法其实没什么大事情，但如果你要暂扣物品，就有可能酿成大事。” “通常那些占道经营的小贩都是三番五次劝说过。你让他他也走，你走后，他又来，反反复复。你要暂扣物品，他跟你拼命。当然执法通常是几个人一道，街头围观的人，没人看到你前面做的，而后面一切就发生在眼前，‘以多欺少，以强欺弱’。围观的人都会站在弱者这一边。” 束学炳在街头曾经被烤饼摊的摊主袭击过，那次因为摊主占道经营，他和同事已经去说过几次并下达过书面通知，最后一次去准备对摊点物品进行暂扣，可能激怒了对方，摊主用装辣椒粉的瓶子一下砸过来，脸上和上衣上粘满红色的辣椒粉，回到队里才发现，红色的不仅仅是辣椒粉，还有血，下巴被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最后缝了五针。而自己的几个同事也在街头与摊贩发生过争执，一个胳膊给咬得血淋淋的，一个胳膊被剪刀戳了两个洞，成为永久的疤痕，其中一个因为这个原因改行做了别的。 “都说小贩是弱者，其实城管也是弱者，特别是我们这些协管员。”束学炳说，论收入，很多商贩每个月的收入都比他高，论地位其实自己也是一个打工的，不同的是穿制服而已。“我理解做生意也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但一个城市肯定有自己的规则，所有矛盾冲突都是因为不遵守规则而引起。只是希望他们遵守一下规则，到规定的地方去摆摊，按照规定的时间去摆摊，没有人会管你。你吃饭，我也要吃饭。” 合肥市史河路与金牛路交口的麻辣小吃摊贩刘玉祥每晚都准时等着顾客到来。31岁的刘玉祥在合肥生活了很多年，全家5口人居住在出租房里，家庭生活几乎全部依靠着他，摆摊已有7年整。 提到城管，他说：“说句真心话，城管也不容易，那些动辄打骂的毕竟是少数。”刘玉祥说，“就拿我所在的这条金牛路来说，前几年这条路一到晚上全部是地摊，你往路中间去一点，别人也前进一点，整个道路连走路都没有办法，后来城管加强了管理，现在都在路的两边经营，也非常好。一个城市还是需要一点秩序。城管也是人，也需要生活，如果街道乱糟糟的，估计也会挨批，甚至丢饭碗。”“相互理解吧，我这七年从来没有与城管发生过矛盾，再说，遵守秩序人家也不会刻意为难你。”刘玉祥最后说。
一个城市离不开管理，管理需要城管队员，但有管理肯定有冲突，化解冲突更需相互体谅。眼下，“城管”一词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网友调侃、批判的对象，每一个城管出事，都会让整个城管集体蒙羞，作为城市管理者如何突破这个“尴尬”，走出“困境”，则需要更多的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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