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性格“自取其祸”历史悲情的时刻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好人遇到了奸恶当道的迫害，不得施展抱负，以至生灵涂炭国家沦亡。就像十二世纪二三十年代，岳飞不幸遭遇到了秦桧。然而，心酸的时代并非仅仅因为贤明英雄受奸恶压制，好人难以出头，历史悲剧往往有着深远的时代根系。 岳飞是宋朝国家沦陷之际军事体制牢笼破碎时飞出的一只鹏鸟，从一介布衣到建勋平天下，成为宋朝三百年最有才华的军事天才。然而，他又为自己重建了牢笼，当他带领将士疆场拼杀为赵构、秦桧赢来了与金国相持的局面，使得一场“杯酒释兵权”又一次出现，无形的镣铐带上后再难以疆场伸展。 在人们印象里，岳飞是愚忠的典型，其在胜利在望之际，赵构却下令班师，“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岳飞乖乖的撤退了。这其实是将岳飞“矮化”了，岳飞“尽忠报国”并非是奴才式没有主见的俯首帖耳，而是有着坚定的立场，是惟一一位敢于公开直言反对和议的将领。 赵构为何要致岳飞于死地？是因为岳飞自从军到被陷害，都是主张以武力矢志不渝“收拾旧山河”的主战主义者，注定难以接受阳痿皇帝赵构和以秦桧为首的文臣妥协的议和路线，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岳飞才性勇于担当，敢于犯言直谏，对和议屡屡抗议，招惹了先天猜疑武将的赵构和文臣集团，埋下了祸根。在懦弱者独裁的时代，英雄气质反而成了取死之道。 “变态治军” 1127年那一年，对于23岁已有7岁儿子的岳飞来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时代开始了。 非在亡国的时代，岳飞才能出现。这是南北宋三百年的光荣与悲哀。本来，宋朝是最需要岳飞这样军事英雄的王朝，国家一直未能完成统一，燕云十六州的头顶之痛始终未治愈，然而，宋朝却是军人最窝囊的三个世纪，被帝王戴着镣铐跳舞，在北方强敌面前惟有饮恨的结局。 历史并非到了宋朝，突然得了重病，不再有军事脊梁出现，而造成面对强敌屈辱苟安的窝囊局面，是宋朝的军事体制自废武功，武人根本无法施展拳脚。岳飞之死，韩世忠饮恨，都是压制军人体制的必然结果。 这还要从赵匡胤种下的祸根说起。赵匡胤从黄袍加身的亲身经历发现，任何人信誓旦旦的忠心都不能相信，皇帝位子要想坐稳，寄托在部下忠心是靠不住的，最妥当的办法是不让人完成威胁皇帝的资本积累。 因此，赵匡胤从晚唐五代节度使佣兵自重不断抢权夺位的历史教训出发，认为最恐惧的不是外敌而是内患，即怕握有兵权的将领也像他一样黄袍加身，这是从他自己经历得出的切实经验。赵匡胤说过，“外忧不过是边防的事，都可以预防；但是奸邪之人没有明确特征，一旦成为内患，是最为恐惧的人。当皇帝的，一定要经常对此谨慎小心。” 宋代由此刻意文治，患上了武将恐惧症，“防弊压倒一切”，给防止武将威胁皇位设计出了体制镣铐，“过犹不及”，结果防了旧弊却造了更大的弊端，矫枉过正，违背了军事规律，扼杀了战斗力。按照钱穆来讲，遂成历史上最坏的军事体制了： 一是军队归中央。精良军队全归中央为禁军，素质低下的在地方干杂役为厢军；如此则无法形成地方军事割据，但是，当“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也收了，州县遂日渐困弱”，结果地方丧失抵抗力，后来金兵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如探囊取物般陷落东京也是此因； 二是军事权力“三权分立”，将帅与军队分离。发兵权、管兵权、指挥权进行分离，将与兵互不熟悉，兵将日常没有了隶属关系，打仗时候临时派遣将领，带着陌生的士兵去前线；如此无论是管兵的还是带兵的都无法形成形成军阀，发动政变，而“兵将不相习”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其三是以文驭武，不仅中央军事决策的枢密院由文人担任，前线指挥作战时也以文臣统御武将担任最高指挥人，无论是国防部还是前线，“一把手”都是文官，武将反而只能担任副职；如此武将再也难以对稳定、皇权构成威胁，然而当懵懂兵略、缺乏战术战场经验的皇帝和文臣成为国家军事体制的核心，意味着战斗群体的釜底抽薪。 四是“将从中御”，皇帝在深宫中指挥一线战争；这对于赵匡胤、赵匡义从军队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皇帝还勉强说得过去，彻底消灭了武将前线谋反黄袍加身的可能性，然而，让深宫中长大的皇帝们决策“千里之外”只能是梦话。 可以说，宋朝帝王对武将们的不放心到了极致，其制度设计如同给武将设置了无形的“紧箍咒”。然而，军事规律也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相互掣肘和外行指挥内行的结果不仅是军人处处长期窝囊受气，更是军队战斗力的丧失和国防的漏洞百出，面对辽国的屈辱纳币，金国军队长驱而入而国陷，皇帝成为阶下囚，也是咎由自取。 有宋一代，是武将产生的荒漠和地狱；帝王猜忌抑制武将也传染给了文人集团，滋生了武将歧视的成见，文武臣之间若冰炭不合。 “否极泰来”，1127年，靖康之变造成国家机器瘫痪，北宋灭亡了，随之破产的是宋朝精心设计的捆绑军人体制，那套给军人带上的无形镣铐破碎，搬掉了压在军人身上的“四座大山”，由此客观上形成了军人自由施展拳脚的历史夹缝，成为军人自由发挥的战略窗口期。生死存亡之际，一批军事人才也在血与火创造的军事自由中产生，岳飞是其中最杰出者。 在出于宋王朝命悬一线抗金的需要，仅有亲兵过千的赵构不得已放权，倚重武将，让那些武将不在轮番更戍而有独立固定的屯兵区域，“君命有所不受”，权力大增，抗议自行扩军，带兵作战，甚至恢复了自赵匡胤开始宋朝最为恐惧的节度使制度，将帅权力大增，即某地方军区的将领不仅统领一地军事，还兼任政府首脑，掌握行政以及财税，可以任命地方官员，掌控一方财政收入，可谓一地的“军阀”。 正是不得已的“放权“，使得宋朝军人潜在的战斗力获得了“自由发展”，战场上没有了文官指挥，没有了掣肘，生死全由将领们的周旋拼杀，在一个个失败而又坚持中，宋朝军队战斗力开始恢复、成长，锻炼出几支劲旅。过去那种“将不专兵”、行政、财政与军政掣肘的畸形暂消，出现了“岳家军”、“韩家军”这种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将兵一体的私家部队。 在1127年靖康之变后十几年内，宋朝军队从刚开始的一触即溃的节节败退逃遁，开始能够取得防御胜利，使得金军无法横行无阻，进而有了局部的胜利，宋金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来之所以和议能成，也是基于这种战略形势。 此时，身在战争一线的岳飞等将领，成为赵构保存皇位不得不依赖的心腹，岳飞更是成为一代天骄，剿灭匪寇“安内”有力，对抗伪齐刘豫与金国部队有功，1134年，刚刚三十而立的岳飞成为南宋历史上第五位，也是南北宋三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节度使；不到一年，又升任宣抚使，与大他十几岁的前辈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并为南宋初年四大将。 岳飞在当时的地位可以从军队规律一窥：1130年，岳飞军队开始独立建制，当时拥有正式士兵1万人，收复襄鄂六郡之后发展到3万，后来又兼并了他所剿灭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很快在1135年发展到了10万，水军、步军、骑军各兵种齐备，军队数量居南宋诸将之首。1139年，岳家军增加到84将，统制官22人。与之对比的是当时韩世忠的统制官不过11人，张俊则只有10人。而且，岳飞的驻防区域为长江中游，保护着长江下游的江浙之地，在南宋国防中可谓举足轻重。 然而，赵构又在宋朝猜疑武将的政治猜忌遗传病中，惴惴不安，表面上对这些驻兵在外的藩镇将领很客气，并不是真的信任，只是不得已为之，内心里却时时担心他们造反，唯恐武将功高震主出现“黄袍加身”。那些文臣们更是屡屡上奏赵构，不惜夸大其词，认为武将势力太大正在威胁朝廷，“攘外”之更要“安内”，提醒赵构不仅北方收复不了，甚至南方半壁江山都会不保。岳飞经历了北宋王朝大厦的倒塌，并在两宋的历史夹缝中从无名农民士兵成长为一代统帅、国之栋梁，这是他的幸运，但生在猜忌武人的宋代，已注定了他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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