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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非法的“捍卫土地生死状”值得封存
湖南安化县乐安镇蚩尤村夏家组村民一直想讨回划拨给梅城供销社的5亩土地，由于今年7月5日供销社私自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及房产以70余万元卖给他人，村民在7月8日签下了一份“生死状”。近日，媒体报道此事，惹动舆论场上一阵惊呼。据29日媒体消息，县工作组对上访村民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封存了所立“生死状”原件。
这份“生死状”上留下一群农民的红手印，其中协议的内容更像“誓言”：如有人为捍卫该土地捐躯，由组上风光安葬，其应尽的赡养、抚养义务由组上负责；如负伤，医药费、误工费等先由组上垫付；光荣坐牢，组上先垫付该同志每月6000元工资……全组村民与土地共存亡，只要有人活着，就要捍卫到底；此生死状签字、按手模后生效，永不叛变。
像是组织起来闹革命，入伙的先表个视死如归“永不叛党”的态。实际上，这比那种革命誓言还更严密、踏实一些。它建立了革命或玩命的后勤保障机制，制定了对个人牺牲的具体补偿办法。
供销社已与买主解除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买卖协议，并退还款项；同时相关工作小组查实，所谓“生死状”也并非全组近100名农民参与，仅30余名村民所签，想借媒体大肆炒作，以达其个人目的。
即使签生死状的人数没那么多，那文书代表村民集体意志的事实仍然存在。为要地连死人、负伤、坐牢等凶险情况都想到，为的是不让为集体权益而奋斗的人吃亏受屈，它的实用性和实效显而易见。官方主要的担忧，一在于生死状代表全体村民的真实性，二在于生死状的内容实实在在。
官方知道那“炒作”不是玩虚的，那誓言绝非虚张声势的空话，因而对这有效的“炒作”比较紧张。一方面要安抚村民，不激化矛盾；一方面还要坚决否认生死状的合法性、正当性。此风不可长啊，只好说此事是个人利用媒体售其奸。
立下生死状的农民，表面上是和基层供销社做斗争，实际上村民们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是谁，知道供销社背后有何种势力为支撑，对此番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长期性及其所有风险，早有清晰的估判。否则，农民们就不会立下这种生死状。
不过，生死状乃至真玩命，都不能让村民们如愿以偿拿回本来属于本村的土地。“梅城供销社思游分社4.98亩土地系国有土地，权属无争议”，上面“依法”定了性，也就是说，那块地不属于村民所有。
手续上、法律上就是这样，这里官方的“依法”没有错。然而，如果这里不依法而讲公道、讲“天理”的话，那块地天经地义属于农民，“权属无争议”。 上世纪70年代，五亩地“按照政策无偿但有条件划拨给梅城供销社”，当时“划拨的条件是让村民统包搬运货物、踩茶包等体力活”。无偿拨给，准确说法就是掠夺去了；一小型乡村商店使用本地劳力搬搬运运而不是专门准备一队外来人马，这当然合乎核算要求，拿这个当“划拨条件”本来就是无端的忽悠。退一步说，供销社“许可搬运”而不必支付租金，已经是得了大便宜，凭什么分文不付连土地归属权都成你的？
供销社本是计划经济体制诞生的怪胎，理论上和法理上，供销社属于农民自我服务的经济组织，基层社是自负盈亏的集体组织。供销社不是国家、国营，但它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土地却是国有的。一直都无法自圆其说的国家学问，一直都不需要真对公众讲理，眼下许多农民面对的是国家掠夺史，是整个搅不清的“国家理论”。
国家已经吞到肚子里的肉，不会吐出来，这就规定出了与之适应的“软件”：以往至今的“掠夺有理”的全套而杂乱的理论体系，不容厘清；即便被人诟病为“极左”，稀里糊涂也得用着，至少，也不能承认前几十年全是强抢硬夺。
基层供销社处在体制利益链末梢，由于失掉垄断地位和原资源配置功能，多年来底层人员日子难熬，上访大军中不乏他们的身影。和整个体制一道，过去靠农民养活，而今还得靠农民遗泽脱困。供销社机关靠卖地、出租养部分上层人员，基层供销社八仙过海自找活路。那个私自卖地的梅城供销社并没贪污，他们急着用钱，卖地的钱都成了养老金。也算被逼的吧，体制末端最不起眼的受益人，最后办法也是倒逼农民。农民，最终接受转嫁来的各种被逼出来的社会压力，让其他群体不出或少出生死状。
毫无疑问，依法而论，“捍卫土地”的农民是非法的，除非否定历史旧法和现行“掠夺法”，清算改头换面的极左的“指导思想”。这个局面不可能由保地的农民来实现，站在农民对面的所有的基层势力，都是“小势力”，也都必须服从既得利益之大局。湖南农民“生死状事件”之学术价值或者社会学意义，即在于此。
在无理横行天下的年代，做“改革先驱”并不需要什么理论修养。小岗村曾出现惊天动地的生死状，那是一群抱着“宁被杀头不做饿死鬼”信念的叫花子。可知，危难之际紧要关头，一纸生死状，往往胜过一车皮理论；一小撮签下生死状的草民，或胜过一车皮理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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