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位于中国西南部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是唐末宋初时期的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10万多躯。其中以宝顶山摩崖造像和北山摩崖造像最为著名。大足石刻开凿于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盛于宋代。现存摩崖石刻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宁,遍布100多处。概述
大足石刻是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尤以北山摩崖造像和宝顶山摩崖造像最为著名,是中国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北山摩崖造像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城北1.5公里的北山。北山摩崖造像长约三百多米,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造像最初开凿于晚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至南宋1162年完成,历时250多年。现存雕刻造像四千六百多尊,其中造像264龛窟,阴刻图1幅,经幢8座,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中的优秀代表。[1]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以大足区、潼南县、铜梁县、壁山县为范围,在此地可赏到代表中国唐、宋时期的石刻造像艺术。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2] 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10万多躯,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其以佛教造像为主,儒、道教造像并陈,是中国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典范,规模之宏大,艺术之精湛,内容之丰富,可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齐名。 大足石刻其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国内外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明珠,是天才的艺术,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是一座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金矿,是旅游观光的最佳去处。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此旅游观光,领略大足的风情、山光水色,品味大足的地方佳肴。 重庆市的大足石刻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它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的精华,以鲜明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许多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对大足石刻宠爱倍加。 编辑本段旅游景区 宝顶石刻 宝顶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东北15公里处,海拔527.83米。宝顶山摩崖造像始凿于南宋年间,四周2.5千米内山岩上遍刻佛像,包括以圣寿寺为中心的大佛湾、小佛湾造像。以大足大佛湾为主体,小佛湾次之,分布在东、南、北三面。巨型雕刻360余幅,以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像等最为著名。宝顶大佛湾处有川东古刹圣寿寺,创建于南宋。庙宇巍峨,雕梁满目,坐落于势峻秀、环境幽雅的林木之中。寺侧南岩为万岁楼,这是一座造型别致的二层飞檐翘角楼阁。 南山石刻 南山,古名广华山,位于大足区城东南方向五华里处。山顶上原有道观,名玉皇观。南山石刻造像缘起于南宋时期(公元1127~1279年),属道教造像。明清两代稍有增补。 石篆山石刻 石篆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西南25公里处的三驱镇佛惠村,海拔444.6米。据佛惠寺《严逊记碑》记载,造像于公元1082~1096年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三年开凿而成。造像崖面长约130米,高约3~8米,通编为10号。石篆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0.21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0.18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47公顷。 石门山石刻 石门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东20公里处的石马镇新胜村,海拔374.1米。造像开凿于公元1094~1151年(北宋绍圣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刻像崖面全长71.8米,崖高3.4~5米,通编为16号,其中有造像12龛窟。此外,尚存造像记20件,碑碣、题刻8件,培修记8件及文惟一、文居道、蹇忠进等工匠师镌名。石门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1.06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1.30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5.50公顷。 北山石刻 北山摩崖造像始刻于唐末,至南宋结束,和宝顶山石刻同为大足石刻中最大石刻,位于大足区城北2千米的北山上。以大佛湾为中心,遍及其四周的观音坡、营盘坡、佛耳岩、北塔寺共五处。长达500多米。岩高约7米,沿崖造像。从南到北形状若新月,龛窟如蜂房。造像5000余尊。造像细腻精美,技艺娴熟巧妙。除部分碑刻、塔幢和浅小龛窟残毁外,其余均保存完好。 第273号的千手观音及其侍者、第281号的东方药师净土变相等,薄衣贴体颇具唐风,仪容秀丽又似宋刻。 公元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叶的宋代造像题材广泛,多达21种,尤以观音最为突出,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体现了宋代的审美情趣。造像具有人物个性鲜明,体态优美,比例匀称,穿戴艳丽等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建于公元1142~1146年间的第136号转轮经藏窟。该窟造像以恬静的面部刻划反映其内心之宁静,以玲珑的衣冠显其身份的高贵。以线造型,线面并重,富有中国民族特色。 璎珞蔽体,飘带满身,花簇珠串,玲珑剔透,装饰味浓;且多保存完好,宛如新刻,被公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其它如第125号数珠手观音、第113号和第133号水月观音、第155号孔雀明王窟、第177号泗洲大圣龛、第180号十三观音变相窟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珍品。这些造像的形象、姿态、性格、神情以至衣褶、饰物等,皆耐人寻味;组合变化丰富,刻工精美,步步移,面面观,出人意料的意境层出不穷。 合川钓鱼城 位于合川市合阳镇嘉陵江南岸钓鱼山上,占地2.5平方千米。山上有一块平整巨石,传说有一巨神于此钓嘉陵江中之鱼,以解一方百姓饥馑,山由此得名。钓鱼城峭壁千寻,古城门、城墙雄伟坚固,嘉陵江、涪江、渠江三面环绕,俨然兵家雄关。南宋淳二年(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始筑钓鱼城。1258年,蒙哥大汗挟西征欧亚非40余国的威势,分兵三路伐宋。 蒙哥亲率的一路军马进犯四川,于次年2月兵临合川钓鱼城。蒙哥铁骑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然而在钓鱼城主将王坚与副将张珏的顽强抗击下,却不能越雷池半步。7月,蒙哥被城上火炮击伤,后逝于温泉寺。钓鱼城保卫战长逾36年,写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钓鱼城因此被欧洲人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巫山龙骨坡古猿人遗址 位于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占地约700平方米。发掘于1986年。在这里,发现了古人类门齿和带犬齿的颌骨化石,以及数10件与人类化石同一层次的巨猴、剑齿虎、双角犀等化石。经考证,这些化石属早更新世,距今204万年。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中国早期人类化石空白,对于人类起源和三河谷发育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白鹤梁水下石铭 位于涪陵区城北长江江心,是一块长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石梁仅冬春枯水期露出水面。相传唐时尔朱真人在此修炼,后得道,乘鹤仙去,故名。石梁上刻有自唐广德元年(763年)至当代的石刻题记164段,其中水文题记108段;石鱼图14尾,其中作水文标志者3尾。题刻、图像断续记录了1200余年间72个年份的历史枯水位情况,对研究长江中上游枯水规律、航运以及生产等,均有重大的史料价值。1974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水文工作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涪陵石鱼题刻》为题,向大会提交报告,白鹤梁的科学价值遂得到世界公认。 磁器口古镇 古镇磁器口位于市区近郊,东临嘉陵江,南接沙坪坝,西界童家桥,北靠石井坡,面积1.18平方公里,以明清时盛产及转运瓷器得名。史载兴镇始于宋真宗咸平年间(公元998-1003年)至明代形成水陆交汇的商业码头,清末民国时期达极盛,古人诗赞其繁华,白日千人拱手,夜里万盏明灯。 编辑本段旅游指南 门票价格 (一)淡季(12月1日——次年2月28/29日) 地址 大足石刻位于中国西南部重庆市大足区境内。 编辑本段历史文化 建设肇始 大足县,建于公元758年(唐乾元元年),隶属昌州。公元885年(唐光启元年),昌州由静南县迁治大足。至公元1279年(南宋末年),大足一直是昌州州治所在县。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即在这近400年间完成。 现存大足石刻作品中,最早的为凿于公元650年(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其后200多年间仅新开凿圣水寺摩崖造像一处。这两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直到公元885年昌州迁治大足后,摩崖造像方渐大兴。 造像发源 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自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后,分别于公元5世纪和7世纪前后(魏晋至盛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但至公元8世纪中叶(唐天宝之后)走向衰落。于此续绝之际,位于长江流域的大足县境内摩崖造像异军突起,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从而把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400余年。 此后,中国石窟艺术停滞,其他地方未再新开凿一座大型石窟,大足石刻也就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中国石窟艺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石窟艺术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及内涵。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艺术魏晋时期,公元4~5世纪受印度犍陀罗和笈多式艺术的影响较为明显,造像多呈现出"胡貌梵相"的特点。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期石窟艺术隋唐时期,公元6~9世纪表现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作为晚期石窟艺术(晚唐至南宋时期,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代表作的大足石刻在吸收、融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于题材选择、艺术形式、造型技巧、审美情趣诸方面都较之前代有所突破,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大足石刻"三教"造像俱全,有别于前期石窟。以南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公元11至13世纪中叶的道教造像,是中国这一时期雕刻最精美、神系最完备的道教造像群。石篆山摩崖造像中以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主尊的"儒家"造像,在石窟艺术中可谓凤毛麟角。以石篆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造像,以及以石门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亦极为罕见。就保存状况而言,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保存最完好之一。 晚唐造像 自公元892~1252年的360年间(晚唐景福至南宋淳佑年间),大足先后建成佛教、道教和"三教"造像区34处,造像数量占大足石刻总数的80%左右。其中除北山摩崖造像始凿于公元892年晚唐景福元年外,其余均为公元1082~1252年北宋元丰至南宋淳佑的170余年间建成。 北宋造像 公元965~1077年的百余年间(北宋乾德至熙宁年间),摩崖造像停滞,至今全县未发现一龛当时的纪年造像。此时寺院内供养石刻圆雕造像兴起。今有遗迹可寻或有文可征者,县东有大钟寺,县西有石壁寺,县北有延恩寺等多处。至本世纪80年代,仅大钟寺一处,就出土佛教圆雕纪年造像百多件。 五山造像 公元13世纪末和17世纪中叶,大足曾两度遭受兵燹。"五山"摩崖造像中,除宝顶山圣寿寺两次焚毁、两度重修外,摩崖造像一直保存至今。 艺术价值 大足石刻规模之大,造诣之精,内容之丰富,都堪称是一项伟大的艺术杰作,千手观音是国内唯一真正的千手观音,约1006个。北山造像依岩而建,龛窟密如蜂房,被誉为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宝顶山大佛湾造像长达500米,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变相与变文并举,图文并茂;布局构图谨严,教义体系完备,是世界上罕见的有总体构思、历经七十余年建造的一座大型石窟密宗道场。造像既追求形式美,又注重内容的准确表达。 其所显示的故事内容和宗教、生活哲理对世人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涵盖社会思想博大,令人省度人生,百看不厌。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精雕细琢,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不可多得的释、道、儒“三教”造像的珍品。 对中国石窟艺术贡献 大足石刻注重雕塑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佳例。在立体造型的技法上,运用写实与夸张互补的手法,摹难显之状,传难达之情,对不同的人物赋予不同的性格特征,务求传神写心。强调善恶、美丑的强烈对比,表现的内容贴近生活,文字通俗,达意简赅,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有着极大的社会教化作用。在选材上,既源于经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处处反映出世俗信仰惩恶扬善、调伏心意和规范行为的义理要求。在布局上,是艺术、宗教、科学、自然的巧妙结合。 在审美上,融神秘、自然、典雅三者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鉴戒的审美要求。在表现上,突破了一些宗教雕塑的旧程式,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神像人化,人神合一,极富中国特色。总之,大足石刻在诸多方面都开创了石窟艺术的新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以及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石窟艺术的典范。同时,作为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大足石刻所出现的许多有异于前期的新因素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典范 大足石刻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纯朴的生活气息,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把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在内容取舍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力求与世俗生活及审美情趣紧密结合。其人物形象文静温和,衣饰华丽,身少裸露;形体上力求美而不妖,丽而不娇。造像中,无论是佛、菩萨,还是罗汉、金刚,以及各种侍者像,都颇似现实中各类人物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宝顶山摩崖造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景之广泛,几乎应有尽有,颇似公元12世纪至13世纪中叶间(宋代)的一座民间风俗画廊。无论王公大臣、官绅士庶、渔樵耕读,各类人物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它从各个侧面浓缩地反映了公元9~13世纪间(晚唐、五代和两宋时期)中国社会生活,使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此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对中国佛教密宗史贡献 按过去佛教史籍记载,中国密宗盛行于公元8世纪初叶,流行于黄河流域,至公元9世纪初日本僧人空海东传日本后,中国汉地渐至衰落。而北山、宝顶山大量造像及其碑刻文字无可争辩地表明,公元9至13世纪,密宗在四川不仅未见绝迹,而且处于兴盛。公元9世纪末(晚唐)四川西部的柳本尊自创密宗,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苦行传道,弘扬大法。到公元12至13世纪中叶间(南宋中期),高僧赵智凤承持其教,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在昌州大足传教布道,创建了宝顶山摩崖造像这座石窟史上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从而把中国密宗史往后延续了400年左右,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页。 宗教信仰的变化 信神不信教、信仰多元化,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物,便是其重要实物例证。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大主体的儒家、道教及佛教,在其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总趋势是由"相互对抗"走向"相互融合"。其表现之一,是使原本属于佛教产物的石窟艺术为道教和儒家所借用,且"三教"创始人不分高下的出现在同一个石窟之中。大足石刻中有释、道、儒"三教"分别造像者,有佛、道合一和"三教"合一造像者。这些造像表明,公元10至13世纪,"孔、老、释迦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的"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已经巩固;世俗信仰对于"三教"的宗教界线已日渐淡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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