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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著名学者加藤周一来说，20世纪日本只有3位诗人可以入他法眼：宫泽贤治，中原中也，和谷川俊太郎。 谷川俊太郎的作品在校园里广为传唱，在宫崎骏的电影里发出回响，商家甚至为他设计了一款名为“诗歌钓鱼”的flash软件：以不同诗歌命名的小鱼游来游去，钓到一条鱼，就钓到了一首谷川俊太郎的诗…… 他被尊称为宇宙诗人、国民诗人和教科书诗人。他在日本的流行程度，不亚于他所推崇的法国诗人普列维尔。 八十多部诗集、二十多部诗选集、二百五十多首歌词（包括大学、中小学校歌歌词）、近三百册绘本、一百多册译著、几十册随笔、剧本和编著，为市川昆的纪录片写剧本，为电影《铁臂阿童木》和《哈尔的移动城堡》撰写主题曲歌词，翻译查尔斯·舒尔茨的《花生》，为瑞士画家保罗·克利的画配诗，与寺山修司共同制作《影像书简》影像带，与觉和歌子合作电影《我是海鸥》……这是怎样浩大的工程，意味着怎样艰辛的劳作！ 终生怀疑诗歌，却每天伏案写作，完成海量作品，这就是谷川俊太郎。他认为比起生活，诗歌是次要的。而他又是怎样生活的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谈到自己在婚姻中的状态——他像许多文人一样，避开世俗生活的责任，躲在工作室里写诗，而他妻子像传统的日本妇女一样，含辛茹苦，白天带孩子，晚上照顾他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最后在巨大的压力下开始酗酒。他向记者承认，他有过愧疚。如果可以回到从前，他愿意每天挤出一个小时，帮妻子做事。他说他的3位妻子是他的人生导师，尽管3次婚姻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 为什么写诗？他的回答从来不像某些诗人那样凌空蹈虚，而是像劳动者一样老实巴交——必须养活妻子和孩子。在绝大部分国家的绝大部分诗人都要另谋生计的20世纪，靠诗歌养活自己和家人，只能说是做梦。而谷川做到了。他的一本诗选集重印五十多次，售出八十多万册，他创作的歌词和校歌每年版税高达八十多万美元。他用诗歌获得巨大收益，也用诗歌感动了无数读者，用童谣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欢乐。 早年，他曾受到诗坛的冷落，因为他不愿像那些孤芳自赏的诗人一样，将自己密闭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他更愿意为普通人写作，从未在乎过自己的作品发表在那些高雅诗人不屑一顾的“没有意义的”商业杂志上。 他是一个活在自己宇宙中的诗人，也是用诗歌保持一颗清洁童心的诗人，政治、经济、战争、社会变迁，20世纪的大动荡、大起伏，对他来说都不是压倒性力量，他的目光总是越过这些，抵达广袤的天空或无限小的电子，拥抱神秘。他说，在最小的东西里他没看到无，在最大的东西里他没看到无限。 他不允许政治进入他的诗歌，不接受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奖，但他绝非象牙塔中人，早年他曾针对时事，写过大量讽刺诗。 二十多年前，谷川俊太郎早年的朋友大冈信和鲇川信夫，开始在中国享有声誉，但未能获得中国读者的崇拜和热爱。二十多年后，谷川俊太郎成为中国诗歌界的红人。2010年秋，他应北岛之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诗人在香港”活动，2011年12月6日，在北大，他和中国诗人牛汉一起，被授予中国民间诗歌奖“中坤国际诗歌奖”。8月30日，他将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诗歌朗读交流会。 父亲说，女人不重要，你的诗是流传后世的 人物周刊：诗人总是对一些具体的事物比较敏感。您在群马县轻井泽度过自己的童年时代，那地方最让您难忘的人和事有哪些？ 谷川俊太郎：浅间火山爆发。 人物周刊：说说您看到了什么。 谷川俊太郎：火山爆发前，我与飞蛾和蜻蜓一起，度过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火山爆发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自然原来也有可怕的一面。 人物周刊：1945年东京遭大规模空袭，您是亲历者。这种发生在眼皮底下的大事件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怎么看这场战争？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潘·沃伦写过一首诗，讲的是美国空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全过程，但您很少写到战争。 谷川俊太郎：东京大空袭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遍地都是烧得变形的尸体。当时还小，对战争没有思考太多，但看到那么多烧焦的人，对我产生了很大冲击。战争是绝对不能有的。 人物周刊：空袭发生的时候您躲在哪里？ 谷川俊太郎：大空袭时我们家在东京杉并区，很幸运，没有被炸。周围火焰都烧到墙边了，只有我家没有被炸掉。 人物周刊：童年时期家庭情况怎样？ 谷川俊太郎：我是独生子。父亲非常忙，他是法政大学校长和国立博物馆馆长，我几乎每天都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 人物周刊：您的哲学家父亲对您有什么影响？19岁那年您让父亲看了您的诗，他有没有提出什么看法? 谷川俊太郎：父亲看完我的一本诗，什么话都没说，就在每首诗的旁边标注圆圈、三角和叉，圆圈是好的，三角是一般的，打叉是不好的。打叉的诗旁边，他下了很多批注，告诉我这行诗这样写才是对的，这样写更好。 人物周刊：您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吗？ 谷川俊太郎：当时我特别讨厌上学。父亲给我的诗画圈、打叉我特别反感。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独具慧眼，对我很有帮助。年轻时他也写了很多诗，他去世后我整理他的诗稿，想编一本诗集。我把他的作品全部看了一遍，太差了，所以没出。但刚开始写作时他写过很多哲学随笔，像散文诗一样非常美。 人物周刊：您和父亲在诗歌上的交流只有那一次还是有过多次？ 谷川俊太郎：就那一次。我写过一首《河童》，父亲不承认这样的作品，说还是少写为好。70年代末我获了一个诗歌奖，主办方邀请父亲参加。父亲说，先把你获奖的诗给我看看，我觉得好再去，不好我就不去了。 人物周刊：后来您父亲去了吗？ 谷川俊太郎：去了。 人物周刊：您与父亲之间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谷川俊太郎：第一次恋爱失败，分手的时候特别痛苦，流着眼泪向父亲倾诉。父亲说，女人不那么重要，分开就分开了，你的诗是流传后世的。我听了非常不高兴：我谈女人你谈我的诗干嘛。父亲比我还浪漫，身边有很多女性。他那么多对于女性的经验，我就想向他询问关于女人的问题，结果他说我的诗歌可以流传后世！我特别反感。 人物周刊：说说处女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出版那年发生了什么。那年是您生命中的转折点吧？ 谷川俊太郎：当时我特别厌学，不想上大学。父亲问我：不上学不读书，未来怎么办？我这才把写在笔记本上的东西给父亲看。尽管当时他给我的诗歌画圈、打叉，让我反感，但父亲还是疼爱我的。他把我的作品带给当时最著名的大诗人三好达治，三好达治看了拍案叫绝，推荐给《文学界》杂志，在《文学界》发了6首，这是我成名的开始。后来，给爸爸出过书的一个出版社看到我的作品不错，希望给我出本书，这本书就是《二十亿光年的孤独》。排完版却出不了，因为这时云景书店倒闭了。东京创元社的责编是位诗人，他说还不如在我们这儿出呢。那会儿我是个无名的小诗人，于是让大诗人三好达治给我写了一个序，出版社就给我出了。我给与父亲有书信交往的一些作家、批评家寄了很多书，大家对我有许多称赞，给我回了很多明信片，其中就有三岛由纪夫。如果没有这本诗集的出版，也许我不会成为诗人。 对妻子的愧疚 人物周刊：在《无题》这首诗中您列出了您厌倦的25种事物。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心情？您始终不曾厌倦的是什么？ 谷川俊太郎：应该是我刚刚有孩子时，家务、孩子让我几乎没有时间写作，约稿很多，压力很大，可能是在那种复杂的心情下写的。 人物周刊：您都做些什么家务？ 谷川俊太郎：在日本的传统家庭里，孩子的吃喝拉撒全由太太管。我在我家旁边租了个工作室，在那儿写作，整天不出门。我儿子小时候从来不叫我爸爸，他叫我“那边”。 人物周刊：您太太有意见吗？ 谷川俊太郎：按日本的家庭习惯，女性要承担所有家务，所以她没意见。但我母亲年老后有痴呆症，太太照顾我母亲时，我们发生了一些矛盾。照顾人很辛苦，我太太就开始喝酒解闷，矛盾从那时产生了。 人物周刊：您有没有想过放下文学，去承担家庭的责任，比如照顾母亲？ 谷川俊太郎：考虑过。我可以放弃，但钱从哪儿来？ 人物周刊：您太太白天照顾孩子，晚上照顾您母亲。您自己躲在工作室里，写关于星星、月亮，关于大地、河流的诗篇。您有没有过自责？会不会愧疚？ 谷川俊太郎：当然有，非常惭愧。我想过，母亲有痴呆症的时候父亲应该帮忙，但父亲一直没有。他也是每天伏案写作的知识分子。但在我和太太离婚后，我才理解太太当时太不容易了。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会放弃一小时的写作时间，帮太太干活。 人物周刊：您在离婚前有没有对太太表达歉意？ 谷川俊太郎：有。你不了解日本的家庭构造。日本男人是不说的。太太经常酗酒，她要发泄她的不满，缓解她的压力，我们经常吵架，无法正常交谈，我也很生气，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分开这些年，我终于知道自己的愧疚。如果是现在我会站在她的立场上，帮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明治维新时被扼杀的性的欲望 通过川端康成的小说释放出来 人物周刊：您对诗人宫泽贤治怎么看？ 谷川俊太郎：这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诗人，他有很多我喜欢的诗，也有完全看不懂的作品。他的活法对我非常重要，我喜欢他的活法。 人物周刊：他的活法是怎样的？ 谷川俊太郎：他是一个宗教虔信者。临死前他说把他写的东西一把火都烧掉。他当时在日本东北的农村，号召周围的人耕种田地，养活自己。他是大地主的儿子，把自己的写作与现实生活结合得这么紧密的诗人，在日本只有他一个。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个教育家。 人物周刊：您觉得20世纪伟大的日本诗人还有哪几位？ 谷川俊太郎：金子光晴、宫泽贤治、中原中也。伟大是一个非常重的词。莎士比亚可以称得上伟大。我说的这些是非常好的诗人，这几个人中宫泽是最接近伟大的。 人物周刊：三岛由纪夫年轻时在给川端康成的一封信中说，川端的作品把日本的心灵从黑暗深渊中拯救出来，为其注入阳光。您是怎么看川端的文学成就的？ 谷川俊太郎：我父亲是个文艺批评家，他比较喜欢志贺直哉这类作家，我也受到影响。后来接触川端康成的时候，发现他的小说完全是感觉派的，不太喜欢，就没有太多阅读。他拿到诺贝尔奖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年龄大了之后才发现，感觉是伴随着我们生命的，永不消失的。再去读他的小说，才发现川端康成是一个伟大作家，因为他看待事物本质的能力太强了。 人物周刊：您越到后来越觉得川端的重要。您觉得他是不是像三岛由纪夫说的那样，给处于晦暗状态的日本心灵注入了光明？ 谷川俊太郎：我对川端的认识就是人们对性的渴望。还有，人年纪大了后竟然还有这样的对性的态度，可能是因为日本人对性比较开放。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是非常开放的。明治维新时大量英美文化进来，开始在性方面产生压抑感。我想三岛由纪夫说的应该是这一点。明治维新时被扼杀的性的欲望，通过川端康成的小说赤裸裸释放出来了。志贺直哉也写过怎么治阳痿的小说，但川端康成只写性，很赤裸，很直接。 人物周刊：您认为世界上各个民族，大家对性是一样的兴致勃勃，还是有个别民族，比如日本，比别的民族兴致更高，在文学艺术的表达上也更突出？ 谷川俊太郎：其实都是一样的。日本的浮世绘画得非常夸张，在法国评价非常高非常轰动。我们都是男性，阴茎给男人一种存在感，大的阴茎是我们都渴望的。二战结束时，三万多日军战俘被押解到西伯利亚，苏联人称日本战犯为“短阴茎的神”。和俄罗斯男人比，我们亚洲男人明显要短小一些。 人物周刊：跟浮世绘春宫中的巨型阴茎相反。 谷川俊太郎：当时法国很多女人看到浮世绘春宫画之后到日本，以为日本的都大，后来才发现日本男人的阴茎又短又细。 《圣经》 的力量远远超过原子弹 人物周刊：2010年，讲述日本渔民捕杀海豚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海豚湾》，遭日本民众抗议，甚至被迫取消在日本的公映。您对这件事怎么看？您对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怎么看？ 谷川俊太郎：我当然反对人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但是日本捕杀海豚是在文化人类学范畴之内的，没超过那个范畴，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有人类捕杀海豚的生存现实，并没有超过捕杀范围。某种程度上是外国人不了解日本的情况，他们觉得超没超过范畴不重要，只要捕杀就不行，所以会引起大量反对。 人物周刊：您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对于日本意味着什么？ 谷川俊太郎：当时他们有危机感。“脱亚入欧”是因为荷兰这些国家已经弄了很多殖民地，中国已经成为（半）殖民地了，日本也有可能沦为殖民地。如果不脱亚入欧，日本就有可能成为殖民地，是在这种危机下提出了这种口号。 人物周刊：您认为诗人应该如何影响社会? 谷川俊太郎：诗歌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尽管微小，这种力量也应该保持。和电子一样，肉眼看不到小小电子，但它会影响你的环境，诗歌也许就是这样。如果和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等同的话，诗歌的存在就没什么意义了。但《圣经》语言的力量是绝对强大的。《圣经》和原子弹哪个力量大？原子弹是毁灭性的，但我还是认为，《圣经》语言的力量远远超过原子弹。在当下，诗歌与经济、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不能相比的，但在历史长河里，再过100年、500年，也许诗歌的力量远远超过它们。 人物周刊：能说说您和石原慎太郎的交往吗？您对他的政治立场和文学成就怎么看？ 谷川俊太郎：他获芥川奖的小说《太阳的季节》出版后，我们有过接触。我们一起开车去海边兜风、参加讨论会。有家出版社让他写剧本，他太忙，所以我熬通宵，一夜写出来。他的政治主张我完全反对，但这个人我很喜欢。他定期为《朝日新闻》写稿，他的政治观点是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 人物周刊：石原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冒犯。你们会私下讨论这类事情吗？ 谷川俊太郎：我们交往的时候二十几岁，之后各走各的，基本没见面。尽管我们的政治主张不一样，但我们不会成为敌人。政治主张不会破坏我们的友情，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人物周刊：在很多人看来，日本是一个把传统保存得特别好的国家，同时它也是一个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国家，尤其是战后，西方文化像洪水一样涌入，这对于日本人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谷川俊太郎：西洋文化到日本后，日本的住房由木质、纸质、土质结构完全变成钢筋混凝土结构，这是最大的改变。还有日本人的生活，现在全部洋化了。原来是榻榻米，传统服装，全部变成洋式，但日本的语言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传统习惯也没有受到影响。西方强调个人的独立性，日本今天强调的还是和，团结的观念还是没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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