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曾经被称为诗国,自先秦以来形成的古诗词浩如烟海,灿若星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瑰宝。在这些作品中隐含了许多难以言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精深含义,给后人以启迪,给后人以广阔的思维空间。
儒道佛三家主要思想的出现对于古代诗歌的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古代,不同诗歌大家在创作中,体现出了他们对于不同理论思想的认识,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思想状况。
古代的诗歌类型非常多,大家比较熟悉的有爱情诗、友情诗,亲情诗、咏怀诗、咏史诗等,今天我要讲的是这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类型,中国古代的咏怀诗。什么是咏怀诗?就是吟咏抒发诗人怀抱情志的诗,它所表现的是诗人对于现实世界的体悟,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把握,对未来人生的设计与追求,中国古代的咏怀诗,如果要再进一步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淑世情怀,思想基础来源于儒家学说；第二个类型是超世情调,思想基础来源于道家学说；第三个类型是游世情趣。
一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类型——淑世情怀。“淑世”也就是积极入世的意思,积极入世所表现的是忧国忧民,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淑世情怀思想基础的来源,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
儒家学说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大家知道,在孔子、孟子的时代有儒学,这个时候的儒学,我们称为先秦儒学,或者是原始儒学。然后到了两汉,到了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就有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经学。第三个阶段,到了宋明时代,有宋明理学,然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出现了现代新儒学。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学,主要指的是原始儒学,原始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它所张扬的是一种天下意识,一种忧患意识。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具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从孔子、孟子就开始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诗人,他表现出来一种忧患意识。在《易经》里边,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叫“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士人,诗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自己和民族、国家、天下联系起来,他们的诗歌主要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说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关心社会,是不是关心人民,是不是关心国家,是不是关心天下事。如果他没有关心,他可能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是他不是伟大的诗人。在中国古代诗歌史里边,有些是帝王将相,比如说刘邦,他很少做诗的,但是他有一首诗流传下来,这首诗叫《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起句是对眼前风景的大笔勾勒,然易于让人联想到刚刚平息的秦末大乱、楚汉战争。次句叙事,满怀豪情与自得。尾句透露出汉高祖为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隐藏于胸中的忧患感。明白如话,壮丽而奇伟。曹操的《短歌行》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魏源说“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诗人在觥筹交错、轻歌曼舞的盛大宴会上,并没有沉醉,他的思绪依然久久地萦绕着统一大业的进程,难以释怀。所以他才发出“人生几何”的喟叹。在极度愁苦中诗人惟有借酒浇愁。英雄的忧伤不是为了个人穷奢极欲的享乐,而在于时光易逝使壮志难酬。英雄因忧愁的沉重也可能借酒浇愁,但这只是暂时的,久久沉浸于醉乡的不是真英雄,伟大的事业在时刻召唤着他。这种追求没有随着诗人的老去而淡化。曹操《龟虽寿》等诗表明:进入老境的他,雄心壮志不减当年。“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
不仅帝王诗歌有此种胸怀,士大夫也用诗歌表白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辛弃疾《破阵子》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首尾两句写实,中间八句写梦境。“醉里挑灯看剑”,六字写出壮士形象。“梦回”接上句而来,此处的梦回不是真的梦回,而是梦中的梦回,如此使词境扑朔迷离,让人难以分清幻想与现实。“梦回”以下八句写军号响起,将军犒劳部下,军乐队高奏雄壮之曲。将军开始检阅他的部队。下片先借将军的马与弓写战争场面的激烈惊险,继写将军大功告成的喜悦。“可怜白发生!”笔锋陡转,跌回现实。这首词构思奇特,大气磅礴,有力地表现了词人报国之志难以伸展的悲哀。
屈原、曹操、曹植、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等人一生积极入世,写出了许多表现拯世济民之志的诗歌自然在情理当中,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是:即使典型的以超世为主的诗人——如阮籍、陶渊明等亦流露出一定的淑世倾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其实,阮籍至死都没有放弃对世事的关注。陶渊明少年时代即有大济苍生之志,退隐田园后,壮志并未随着田园中的袅袅炊烟而虚化,有时,有志难酬的苦楚会突然造访诗人,搅得诗人彻夜难眠。在《杂诗》(其二)中他写道:“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诗人抒写的是新秋月夜,辗转难眠,因时光的流逝,壮志难酬而终晓悲凄,情难自抑。从自身对季节变化的体悟,引出有志难酬的感慨。诗人渴求理解,内心充满了寂寞与悲凄。这首诗写于诗人归隐多年之后,有人说走向田园的陶渊明终于觅到了心灵的桃花源,得到了精神的慰安与归宿,那么,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知道,走向田园,过上了隐逸生活的陶渊明,他的心灵深处依然矛盾,依然痛苦。
据此可知:中国诗史上著名的诗人无不具备淑世的情怀。
二
就士人、诗人的个体生命历程来观察,在社会政治黑暗的时代,在士人身心受到压抑、创伤、挫折的情况下,士人、诗人易于出现超世的倾向或行动。超世情调即其精神超越于污浊的世俗之外,进入到一个逍遥自在、自我陶醉的世界。如果说天下意识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那么超世情调主要来源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
道家,这也是我国本土的思想结晶。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道家强调的是无为,它认为天地万物源于同一本源,人和大自然中的万物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致的,无贵贱之分,善恶之别,不要刻意地去追求,应与自然界的万物一样自然的和谐相处。它注重的现实生活的修炼,克制自己的欲望,悠然自得的生活。这与当代社会追名夺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庄子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一生都在追求逍遥人生,他向往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他欣赏的是“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的真人,他描绘修道的过程是:“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里所谓的“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坐忘”等等,所说的就是心灵的超越境界。庄子告诫世人、希望世人的正在于:从混乱污浊的人世间中超越,从狭小浅陋的自我中超越,进入到空静澄明的心灵境界去。庄子的思想给后世追求超旷逍遥的诗人指明了方向。
阮籍《咏怀》(其三十二)云:“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此诗写诗人对于人生的洞察、对于天道的思索,其中蕴含、沉淀着深沉的意蕴,标志着人性的觉醒。在体认到生命悲剧意识之后,诗人选择的是“乘流泛轻舟”的超世之途。
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写道:“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辞彭泽令之前,陶渊明数次入仕,又数次离开官场,在仕与隐之间摇摆不定。庚子岁(公元400年)这年,陶渊明在荆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这首诗表现出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崩浪”两句是写实,也是借山川的风浪喻仕途的艰难险恶。“静念园林好,人闻良可辞”是全诗的核心,是他思想中的主导方面。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下,他体认到人生有限,应该纵情任性,不能浪费美好的时光,所以才有了后来挂冠归去、隐居终身的壮举。
王维《酬张少府》云:“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前四句表白诗人后期的处世态度。“万事不关心”,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它不同于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甚至和庄子天人思想也有区别。“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庄子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但是面对人世间,庄子是一位批判者、抗议者。而“晚年唯好静”的王维则从人世间中抽身而出,奉身而退,退缩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心灵世界,孤芳自赏。后四句写无我之境,读之令人悠然神远。
李白《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感情复杂多变,结构大开大合,起落无端,断续无迹,语言自然豪放。在感受过壮志未酬、岁月蹉跎的精神苦闷之后,在体验了逸兴飞扬、九天揽月的幻境之后,“举杯消愁愁更愁”的诗人在无奈中把目光投向江湖,意欲驾扁舟一叶,飘荡于湖光山色之中。马致远的《夜行船·秋思》是元代隐士的内心独白。作者否定了功业,否定了名利,流露出浓重的历史虚无感,在百年梦幻光阴中,作者主张“红尘不向门前惹”,与自然相亲近,过一种清贫澹泊的隐居生活。作者在这套曲子里勾画了三幅鲜明的画面:一是古代宫阙已变为“衰草牛羊野”、古代豪杰已灰飞烟灭；二是争夺名利之徒,如蚁排兵,如蜂酿蜜,如蝇争血；三是隐居之士生活在绿树青山、竹篱茅舍之中,“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生活悠然自得。在对比中凸现了作者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
游世者的人生哲学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以物质享乐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对现实、对人生持一游戏的享乐的态度。客观的说,享乐和自私是人的天性,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倾向,但人是有理智的动物,因而多数士人能够正确的对待、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极端的享乐主义思想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正统文化的拒绝和排斥,从正统文化的视角看来,如果听任享乐主义思潮行之于世,必然腐蚀社会机体,败坏社会道德。因此,在古代诗人中,极端的享乐主义者是罕见的,具有一定的享乐主义倾向的诗人却为数不少。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写道,产生于汉末桓灵二世的《古诗十九首》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他们认识到:既然人生如梦,神仙不可求,功名不可贵,不如索性放弃一切追求,过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只有感官的刺激、生理的享乐才是人生的真谛。形成于魏晋时代的《列子·杨朱篇》是游世者的宣言。它公然宣布:“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弥,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魏晋时代,这种享乐主义思潮一时弥漫于士林,影响广泛。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云:“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时光飘忽、人生短促是《古诗十九首》的特征,也是整个魏晋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与情感。面对短暂而飘忽的生命,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抉择。本诗的作者在“遥望郭北墓”之后,所选择的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在享乐中消遣人生。当然,敢于坦白如本诗作者者,并不多见。《古诗十九首》中尚有《回车驾言迈》一篇,其中云:“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与此诗旨意接近。不加掩饰地道破心中真实情感,这正是《古诗十九首》的可贵、可爱之处。
前面说具有享乐主义倾向的诗人代不乏人,大诗人李白亦予其列。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曰:“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其《月下独酌》曰:“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其《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曰:“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等等,无不流露出享乐主义倾向。而将这种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乃是其《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诗一开篇,便觉天风海雨袭来,“黄河之水”写空间,“高堂明镜”写时间,人生一去不返,生命是渺小的,流露出深沉的感伤。“人生得意须尽欢”是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宣言,“金樽空对月”将饮酒雅化、诗化。“天生我才必有用”是李白的名言之一,透露出诗人对自己的高度自信,强调的是“我”、“我才”、天生之“我才”,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典型的李白语言。李白所唱之曲充满愤激之情。诗篇结穴于“万古愁”,照应篇首,深化了愁的内涵。诗人所写的是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主题,但由于其中渗透着强烈的自信、怀才不遇的愁闷、政治失意的牢骚,又用一种豪放的气概、雄肆的风格挥洒而出,所以与那些消极颓废的享乐之徒并不可等量齐观。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和盛唐诗人在游世之作中同时透出一种昂扬、旷达、豪爽、狂放的气象,这在魏晋诗人之作中是难以觅得的。
四
佛家,作为宗派最多,理论最为丰富的一家,对于中国文化也有着巨大影响。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和儒家思想一样也是讨论人的问题。它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无常。人的存在是一种修炼,人的痛苦存在主要是贪瞋痴三念的存在,人需要克服这三念对于自身的影响,最终达到理想的境界。
佛家有许多宗派。六祖慧能是禅宗的发扬光大者,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唐代高僧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反驳并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个是讲人的身心要善于发现,善于反省,贵在自知。一个讲要活在当下、用在当下、知在当下。凡事看开想通不计较,世出世间如梦幻泡影,了不可得。
王维以诗才闻名于唐开元天宝年间,他善于在诗中表现一种“空”、“寂”、“闲”的境界,正是得力于他的禅学修养的完美呈现。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晚年官至尚书右丞,职务可谓不小。其实,由于政局变化反复,他早已看到仕途的艰险,便想超脱这个烦扰的尘世。他吃斋奉佛,悠闲自在,大约四十岁后,就开始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这首诗描写的,就是那种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
王维以禅语、禅趣、禅法入诗,被后人称为“诗佛”,以与李白的“诗仙”和杜甫的“诗圣”相颉颃。王维的禅心可以从他的许多诗中得到明证,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禅理佛趣可以说是俯首即拾。
儒道佛的三家思想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醒世和激励作用,它使得古典文学更富有人格魅力,使得诗歌更为生动。我们能从诗歌中读到古代文人对于自己理想的追求,能读到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和评价,更能读到他们那崇高的人生品格。
本报记者 柳娜记录/整理
孙明君在讲座。
孙明君,生于1962年9月,静宁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北京大学首届文学博士后。1995年6月起任教于清华大学。1997年和2007年分别在韩国釜山大学和日本九州大学任教。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9年所授课程《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与赏析》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2013年专著《两晋士族文学研究》获得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三曹与中国诗史》、《汉魏文学与政治》、《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等专著,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日前,应市文联、平凉一中的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明君教授到平凉一中二部作了一场题为《古典诗歌与传统文化》的讲座。讲座中,孙明君阐释了诗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特意精选了三曹诗歌、阮籍诗歌、陶渊明诗歌、李白诗歌、杜甫诗歌、王维诗歌等加以分析与评论,对各种诗歌类型及不同的文化思想进行探讨。本报撷取了讲座的部分内容,敬请关注。
泱泱中华,曾经被称为诗国,自先秦以来形成的古诗词浩如烟海,灿若星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瑰宝。在这些作品中隐含了许多难以言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精深含义,给后人以启迪,给后人以广阔的思维空间。
儒道佛三家主要思想的出现对于古代诗歌的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古代,不同诗歌大家在创作中,体现出了他们对于不同理论思想的认识,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思想状况。
古代的诗歌类型非常多,大家比较熟悉的有爱情诗、友情诗,亲情诗、咏怀诗、咏史诗等,今天我要讲的是这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类型,中国古代的咏怀诗。什么是咏怀诗?就是吟咏抒发诗人怀抱情志的诗,它所表现的是诗人对于现实世界的体悟,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把握,对未来人生的设计与追求,中国古代的咏怀诗,如果要再进一步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淑世情怀,思想基础来源于儒家学说；第二个类型是超世情调,思想基础来源于道家学说；第三个类型是游世情趣。
一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类型——淑世情怀。“淑世”也就是积极入世的意思,积极入世所表现的是忧国忧民,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淑世情怀思想基础的来源,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
儒家学说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大家知道,在孔子、孟子的时代有儒学,这个时候的儒学,我们称为先秦儒学,或者是原始儒学。然后到了两汉,到了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就有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经学。第三个阶段,到了宋明时代,有宋明理学,然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出现了现代新儒学。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学,主要指的是原始儒学,原始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它所张扬的是一种天下意识,一种忧患意识。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具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从孔子、孟子就开始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诗人,他表现出来一种忧患意识。在《易经》里边,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叫“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士人,诗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自己和民族、国家、天下联系起来,他们的诗歌主要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说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关心社会,是不是关心人民,是不是关心国家,是不是关心天下事。如果他没有关心,他可能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是他不是伟大的诗人。在中国古代诗歌史里边,有些是帝王将相,比如说刘邦,他很少做诗的,但是他有一首诗流传下来,这首诗叫《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起句是对眼前风景的大笔勾勒,然易于让人联想到刚刚平息的秦末大乱、楚汉战争。次句叙事,满怀豪情与自得。尾句透露出汉高祖为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隐藏于胸中的忧患感。明白如话,壮丽而奇伟。曹操的《短歌行》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魏源说“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诗人在觥筹交错、轻歌曼舞的盛大宴会上,并没有沉醉,他的思绪依然久久地萦绕着统一大业的进程,难以释怀。所以他才发出“人生几何”的喟叹。在极度愁苦中诗人惟有借酒浇愁。英雄的忧伤不是为了个人穷奢极欲的享乐,而在于时光易逝使壮志难酬。英雄因忧愁的沉重也可能借酒浇愁,但这只是暂时的,久久沉浸于醉乡的不是真英雄,伟大的事业在时刻召唤着他。这种追求没有随着诗人的老去而淡化。曹操《龟虽寿》等诗表明:进入老境的他,雄心壮志不减当年。“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
不仅帝王诗歌有此种胸怀,士大夫也用诗歌表白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辛弃疾《破阵子》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首尾两句写实,中间八句写梦境。“醉里挑灯看剑”,六字写出壮士形象。“梦回”接上句而来,此处的梦回不是真的梦回,而是梦中的梦回,如此使词境扑朔迷离,让人难以分清幻想与现实。“梦回”以下八句写军号响起,将军犒劳部下,军乐队高奏雄壮之曲。将军开始检阅他的部队。下片先借将军的马与弓写战争场面的激烈惊险,继写将军大功告成的喜悦。“可怜白发生!”笔锋陡转,跌回现实。这首词构思奇特,大气磅礴,有力地表现了词人报国之志难以伸展的悲哀。
屈原、曹操、曹植、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等人一生积极入世,写出了许多表现拯世济民之志的诗歌自然在情理当中,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是:即使典型的以超世为主的诗人——如阮籍、陶渊明等亦流露出一定的淑世倾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其实,阮籍至死都没有放弃对世事的关注。陶渊明少年时代即有大济苍生之志,退隐田园后,壮志并未随着田园中的袅袅炊烟而虚化,有时,有志难酬的苦楚会突然造访诗人,搅得诗人彻夜难眠。在《杂诗》(其二)中他写道:“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诗人抒写的是新秋月夜,辗转难眠,因时光的流逝,壮志难酬而终晓悲凄,情难自抑。从自身对季节变化的体悟,引出有志难酬的感慨。诗人渴求理解,内心充满了寂寞与悲凄。这首诗写于诗人归隐多年之后,有人说走向田园的陶渊明终于觅到了心灵的桃花源,得到了精神的慰安与归宿,那么,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知道,走向田园,过上了隐逸生活的陶渊明,他的心灵深处依然矛盾,依然痛苦。
据此可知:中国诗史上著名的诗人无不具备淑世的情怀。
二
就士人、诗人的个体生命历程来观察,在社会政治黑暗的时代,在士人身心受到压抑、创伤、挫折的情况下,士人、诗人易于出现超世的倾向或行动。超世情调即其精神超越于污浊的世俗之外,进入到一个逍遥自在、自我陶醉的世界。如果说天下意识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那么超世情调主要来源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
道家,这也是我国本土的思想结晶。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道家强调的是无为,它认为天地万物源于同一本源,人和大自然中的万物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致的,无贵贱之分,善恶之别,不要刻意地去追求,应与自然界的万物一样自然的和谐相处。它注重的现实生活的修炼,克制自己的欲望,悠然自得的生活。这与当代社会追名夺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庄子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一生都在追求逍遥人生,他向往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他欣赏的是“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的真人,他描绘修道的过程是:“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里所谓的“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坐忘”等等,所说的就是心灵的超越境界。庄子告诫世人、希望世人的正在于:从混乱污浊的人世间中超越,从狭小浅陋的自我中超越,进入到空静澄明的心灵境界去。庄子的思想给后世追求超旷逍遥的诗人指明了方向。
阮籍《咏怀》(其三十二)云:“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此诗写诗人对于人生的洞察、对于天道的思索,其中蕴含、沉淀着深沉的意蕴,标志着人性的觉醒。在体认到生命悲剧意识之后,诗人选择的是“乘流泛轻舟”的超世之途。
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写道:“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辞彭泽令之前,陶渊明数次入仕,又数次离开官场,在仕与隐之间摇摆不定。庚子岁(公元400年)这年,陶渊明在荆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这首诗表现出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崩浪”两句是写实,也是借山川的风浪喻仕途的艰难险恶。“静念园林好,人闻良可辞”是全诗的核心,是他思想中的主导方面。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下,他体认到人生有限,应该纵情任性,不能浪费美好的时光,所以才有了后来挂冠归去、隐居终身的壮举。
王维《酬张少府》云:“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前四句表白诗人后期的处世态度。“万事不关心”,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它不同于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甚至和庄子天人思想也有区别。“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庄子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但是面对人世间,庄子是一位批判者、抗议者。而“晚年唯好静”的王维则从人世间中抽身而出,奉身而退,退缩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心灵世界,孤芳自赏。后四句写无我之境,读之令人悠然神远。
李白《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感情复杂多变,结构大开大合,起落无端,断续无迹,语言自然豪放。在感受过壮志未酬、岁月蹉跎的精神苦闷之后,在体验了逸兴飞扬、九天揽月的幻境之后,“举杯消愁愁更愁”的诗人在无奈中把目光投向江湖,意欲驾扁舟一叶,飘荡于湖光山色之中。马致远的《夜行船·秋思》是元代隐士的内心独白。作者否定了功业,否定了名利,流露出浓重的历史虚无感,在百年梦幻光阴中,作者主张“红尘不向门前惹”,与自然相亲近,过一种清贫澹泊的隐居生活。作者在这套曲子里勾画了三幅鲜明的画面:一是古代宫阙已变为“衰草牛羊野”、古代豪杰已灰飞烟灭；二是争夺名利之徒,如蚁排兵,如蜂酿蜜,如蝇争血；三是隐居之士生活在绿树青山、竹篱茅舍之中,“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生活悠然自得。在对比中凸现了作者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
游世者的人生哲学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以物质享乐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对现实、对人生持一游戏的享乐的态度。客观的说,享乐和自私是人的天性,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倾向,但人是有理智的动物,因而多数士人能够正确的对待、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极端的享乐主义思想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正统文化的拒绝和排斥,从正统文化的视角看来,如果听任享乐主义思潮行之于世,必然腐蚀社会机体,败坏社会道德。因此,在古代诗人中,极端的享乐主义者是罕见的,具有一定的享乐主义倾向的诗人却为数不少。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写道,产生于汉末桓灵二世的《古诗十九首》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他们认识到:既然人生如梦,神仙不可求,功名不可贵,不如索性放弃一切追求,过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只有感官的刺激、生理的享乐才是人生的真谛。形成于魏晋时代的《列子·杨朱篇》是游世者的宣言。它公然宣布:“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弥,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魏晋时代,这种享乐主义思潮一时弥漫于士林,影响广泛。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云:“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时光飘忽、人生短促是《古诗十九首》的特征,也是整个魏晋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与情感。面对短暂而飘忽的生命,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抉择。本诗的作者在“遥望郭北墓”之后,所选择的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在享乐中消遣人生。当然,敢于坦白如本诗作者者,并不多见。《古诗十九首》中尚有《回车驾言迈》一篇,其中云:“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与此诗旨意接近。不加掩饰地道破心中真实情感,这正是《古诗十九首》的可贵、可爱之处。
前面说具有享乐主义倾向的诗人代不乏人,大诗人李白亦予其列。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曰:“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其《月下独酌》曰:“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其《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曰:“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等等,无不流露出享乐主义倾向。而将这种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乃是其《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诗一开篇,便觉天风海雨袭来,“黄河之水”写空间,“高堂明镜”写时间,人生一去不返,生命是渺小的,流露出深沉的感伤。“人生得意须尽欢”是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宣言,“金樽空对月”将饮酒雅化、诗化。“天生我才必有用”是李白的名言之一,透露出诗人对自己的高度自信,强调的是“我”、“我才”、天生之“我才”,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典型的李白语言。李白所唱之曲充满愤激之情。诗篇结穴于“万古愁”,照应篇首,深化了愁的内涵。诗人所写的是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主题,但由于其中渗透着强烈的自信、怀才不遇的愁闷、政治失意的牢骚,又用一种豪放的气概、雄肆的风格挥洒而出,所以与那些消极颓废的享乐之徒并不可等量齐观。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和盛唐诗人在游世之作中同时透出一种昂扬、旷达、豪爽、狂放的气象,这在魏晋诗人之作中是难以觅得的。
四
佛家,作为宗派最多,理论最为丰富的一家,对于中国文化也有着巨大影响。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和儒家思想一样也是讨论人的问题。它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无常。人的存在是一种修炼,人的痛苦存在主要是贪瞋痴三念的存在,人需要克服这三念对于自身的影响,最终达到理想的境界。
佛家有许多宗派。六祖慧能是禅宗的发扬光大者,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唐代高僧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反驳并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个是讲人的身心要善于发现,善于反省,贵在自知。一个讲要活在当下、用在当下、知在当下。凡事看开想通不计较,世出世间如梦幻泡影,了不可得。
王维以诗才闻名于唐开元天宝年间,他善于在诗中表现一种“空”、“寂”、“闲”的境界,正是得力于他的禅学修养的完美呈现。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晚年官至尚书右丞,职务可谓不小。其实,由于政局变化反复,他早已看到仕途的艰险,便想超脱这个烦扰的尘世。他吃斋奉佛,悠闲自在,大约四十岁后,就开始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这首诗描写的,就是那种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
王维以禅语、禅趣、禅法入诗,被后人称为“诗佛”,以与李白的“诗仙”和杜甫的“诗圣”相颉颃。王维的禅心可以从他的许多诗中得到明证,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禅理佛趣可以说是俯首即拾。
儒道佛的三家思想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醒世和激励作用,它使得古典文学更富有人格魅力,使得诗歌更为生动。我们能从诗歌中读到古代文人对于自己理想的追求,能读到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和评价,更能读到他们那崇高的人生品格。
孙明君,生于1962年9月,静宁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北京大学首届文学博士后。1995年6月起任教于清华大学。1997年和2007年分别在韩国釜山大学和日本九州大学任教。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9年所授课程《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与赏析》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2013年专著《两晋士族文学研究》获得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三曹与中国诗史》、《汉魏文学与政治》、《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等专著,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