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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出卡夫卡这个名字,人家会问我你说的是谁,如果我说他是奥地利人、犹太裔、现在是捷克人,大家对这个外乡佬会表示鄙夷。但如果我又说,他可能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人家会将我当成一个无害的神经汉。 ——博尔赫斯 1. 日记 自1910年至1923年,卡夫卡记日记长达13年之久。卡夫卡似乎对记日记这件事有着特殊的偏执,并将此上升为一个“总体性问题”,“不写日记我就感到怅然”。日记是他在不堪忍受的生活处境中四下观望所记下的心灵独语,他的日记中混杂着手稿、梦境、寓言、信念、迷惘、忐忑、焦虑、格言警句和日常琐事,灿烂诡异。日记对卡夫卡的意义完全不是自传性的,里面的那些故事梗概、片断、残片,是他写作整体的一部分,事实上他的很多篇章均脱胎于日记,它们不断堆积着、堆积着,“一切似乎都处于神秘的发酵状态”,直至其中的一篇脱颖而出,大放异彩。卡夫卡的日记是一个天才为现代窥视症患者微微拉开的一扇窗帘,它让我们窥见了一个房间里的孤寂者的身影,却又不甚清晰。 在他所有的日记中,有八本蓝色的八开本日记,用的是德国中学生常用的那种字母练习本,时间自1917年11月至1919年,正好填补了四开笔记本的空白。与其他十三本四开本的笔记不同,这八本风格迥异的日记差不多完全是由文学观念、片断和格言构成的,基本与日常生活无涉,即使写到生活本身,也是诸如 “12月4日。宰猪”,“11月10日。床。恶是善的星”之类的。我迷恋他的这些日记时来已久,想法很多,以致无法将这些想法连缀成篇。卡夫卡的这些格言片断其混杂与丰富也在对抗着将其体系化的企图。在我看来,正是这些日记,让他成为一个最伟大的格言家,成为维特根斯坦、尼采、叔本华这个序列里最富创造力的寓言家和格言家。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卢姆评价说,卡夫卡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他的《城堡》和《审判》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和《追忆似水年华》和《为芬尼根守灵》所具有的美学价值相提并论,“然而,卡夫卡最好的作品片断——小故事、寓言、格言——超出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并树立了一种类似于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纪所曾经拥有的精神权威的形象。 2. 逃避 卡夫卡的朋友、遗嘱执行人马克·布罗德认为,当你记日记时,通常记下的仅仅是那些难以忍受的或令人不快的内容。把痛苦的印象记在纸上往往是为了摆脱它,而卡夫卡在日常生活中则有一种鲜明、天真、坦率的天性,他记下的这些文学观念、故事的开端、掠过头脑的沉思等等,都成为了他与周围有敌意的世界相抗衡的方式。“三天躺在床上。一小群人站在床前。骤变。逃避。彻底的失败。总是关在房间里的世界史。”这些并非为发表而写下的“私人性文字”,因其自由并具有隐私性,而显得坦率、直白、急切,过分自我,充满暗语,甚至有些晦涩,“只有我一个人懂得我自己”。卡夫卡的这类“私人性著作”实在是太多了,在他的九卷本全集里,日记和书信就占了五卷,这还不包括从他的日记里生长出来的那些小说和随笔。 苏珊·桑塔格在《诗人的散文》中说:诗人的日记其焦点往往是诗人与日常的自我之间的差距,以及两者之间往往并不成功的相互作用。这些日记充满保护诗人的自我的各种规则,绝望的鼓舞箴言,屡述危险、沮丧和失败。日记成为了避难所、黑暗的心灵角斗场和盔甲,“在每个方面都无能为力,而且是彻底的”,“我肩负着什么?什么样的幽灵悬在我的四周?”除了反讽、抱怨、沉思、灵感、梦幻之外,日常的自我被无情地牺牲了。“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这就是日常生活的所有隐喻,确切地说,日常生活不会出现在日记中。 但这不是一个天然的避难所,虽然这是一片私人的领地,不是写来发表的(不像有些大人物那样修饰着注定会留于后世的只言片语),但这些文字的主人注定了其不朽性。在生命垂危之时,卡夫卡曾留遗言说“将我的一切手稿销毁”,一个肉体消失了,尘世的一切都与己无关了,而手稿,大概是留存在尘世的惟一遗物。一个人到了何等脆弱、绝望和孤独之后,才会立下这样的遗嘱?一个热爱文字近乎癫狂的天才,却要在彻底离开之前亲自将这一切否定,这种极端热情与极大怀疑之间的鸿沟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大概他是不放心,以致不愿将自己的遗迹留在世上被人窥视。根据昆德拉的分析,卡夫卡所让销毁的应该就是这些“日记”,这些不愿被公开的东西,不销毁他就会感到巨大的不安。每个人都不愿被偷窥,即使是擤一把鼻涕,我们也愿意把窗帘拉起来——这是我们感到自由和舒适的最基本途径。也许是出自这种本性,卡夫卡才在怀疑、恐惧、疏远、迷茫和极大的不自在中立下了那份遗嘱。但这注定是一份被背叛的遗嘱,也就是说,这遗嘱本身只是卡夫卡在尘世的最后一件作品,也是他一生主题的精彩概括:销毁,一切都不值得留在这世上。当然,一切都会留存。而这遗嘱本身也许仅仅源自卡夫卡“害羞的本质”,他只是想出自本能地“藏起来”,一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一切——躲避。 3. 迷惘 卡夫卡的日记里充满了迷惘,甚至包括他的其他作品,惶恐、不安和迷惘都是一种基调。“目标是有的,道路却没有,我们所说的道路,不过是踌躇而已。”这迷惘即是一种矛盾,也是一种无言和神秘。进入迷惘意味着深入更广阔的现实,深入人类更巨大更黑暗的真实。真实的一部分是晦暗不明的,连聂鲁达这样的人民诗人都曾说过“一个诗人,若不是现实主义者就会毁灭;可是,如果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也会毁灭”。连杜拉斯这样的作家也曾说过:激情、疯狂和热情,其意思是 “心中有神”,“有致命的爱才有小说”,而我要说“有致命的迷惘才有诗”。诗歌不是自明的,而是迷惘一团,有太多的不可说,不可说本身即是真理,说破了, 就成了妄言。 迷惘。迷惘首先与信仰有关,没有信仰,也就无所谓迷惘。信仰是迷惘的镜子,而不是墙。信仰不是用来依靠的,而是用来映照自我的迷惘。有人不相信自己, 就去寻找更大的依托,比如宗教,比如语言,语言本身即可自成宗教。用肉身去面对巨大的迷惘,面对人的虚无感,这是卡夫卡的选择。这位稀世天才对宗教有着独特的看法,但他并不相信上帝,他既非宗教作家,也非犹太教神秘主义者,他是一位诡秘的嘲弄者,“这种嘲弄源自一种精神上的无比甘甜”;他是一位焦虑大师, 尽管他认为焦虑乃人生惟一的原罪,忍耐才高于一切,也是人类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但他的焦虑仍然不可遏止,如布鲁姆所言,他的那些叙事作品无论其长短,在情节、语调和困境等方面都显得那么严厉冷酷,似乎可怕的事情总是即将发生;而他写下的那些情书,则表达了世上最为忐忑焦虑的心情。 如卡夫卡《日常的迷惘》所叙述的A和B的交错与偶遇一样,这种绝望和困惑看似不可能,如梦幻,很多时候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这也是卡夫卡最独特、最富有创造性的天赋之所在——“他的故事似乎出自我们遗忘记忆的回归,并始终让我们觉得我们在继续忘掉所经历和感受到的陌生性。”(布鲁姆) 4. 信仰 W·H·奥登说,卡夫卡是我们时代特有的精神,“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他暗示我们,不能指望用心灵来拯救我们自己,甚至不能使我们免受自己的伤害。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的。 卡夫卡信仰的核心即是“不可摧毁性”(indistructibility),“信仰意味着:解放自己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或说得更正确些:解放自己,或说得更正确些:存在即不可摧毁,或说得更正确些:存在”。“人不可能没有对自己内心中不可摧毁之物的持久的信赖而活着,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之物还是这种信赖也许都长时间地潜藏在他身上。这种潜藏的表达可能性之一是对一个自身上帝的信仰。”(卡夫卡)一位自身的上帝而非真实的上帝,是对“自我”的最大肯定。“不可摧毁性”是人的一种基本特性,神圣而又世俗,是个基本的事实,即使我们面临多大的不幸,面对多大的迷惘,我们都不会真正的陷落,也不会失去实际上的不朽,因为我们的基本存在仍是不可摧毁的。 在卡夫卡这里,接近“不可摧毁性”的途径不是宗教般的朝圣,也不是坚守、坚持,而是一种看似毫无希望的、阴冷的、悖论般的反讽——K对城堡的无情攻击、乡村医生没有目的地的冬日骑行、骑煤桶者的冰山逃亡——这些人物非生非死,既非进行有目的的行动,也非处于停滞状态,行动但没有目的,在一种自我毁灭的背景下进行着一种忍耐。桑塔格说: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加缪唤起的是爱,而卡夫卡唤起的则是怜悯和恐惧。他的人物无一例外地充满了自我毁灭的倾向,无一例外地令人感到不悦。 卡夫卡那种绝对的和对个人的信仰,甚至使其对心理学都充满了怀疑,“心理学是烦躁”,“心理学是阅读一种倒写体,很吃力,就其永远正确的结论而言,又堪称成果累累,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布鲁姆将卡夫卡与弗洛伊德并称为当代犹太人的焦虑大师,纳博科夫却对此不屑一顾,“对那个维也纳巫医的性神话分析尽可置之不理”,他说。卡夫卡是一位伟大的幻想家,但他的幻想居于事实的中心,事实上经验的力量对他而言更加强大——他的幻想无不是事实,更巨大的事实。 与宗教哲学家薇伊的对比也许可以说明这一切。卡夫卡在现实世界面前的感受是“迷惘”,薇伊的感受是矛盾,“致力追求纯善的人,在尘世间会遇到不可调节的矛盾。矛盾是现实的尺度”。卡夫卡的信仰“不可摧毁性”使其成为尘世间身着盔甲的忍耐者,甘愿的失败者,而薇伊的信仰则更加让人望而生畏,她认为人的不幸是绝对的,上帝通过不幸在道成肉身中把神圣置入世界,人不应该在世界之外寻求神性,而应在爱中走向世界,“不能相遇的上帝永远在我的期待之中”,相同的是忍耐,不同的是她将信仰最终演变成一种生活实践,她纯洁地在尘世中生活并一无所求地承受苦难。卡夫卡自始至终都信仰一种“自身的宗教”,他通过自身的 “不可摧毁性”来对抗世间的不幸、人的虚无感,而没有托付给宗教。“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物的时候,它才会自由。”“谁经历信仰,就不可能经历奇迹。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布鲁姆认为这也正是卡夫卡成为我们经典的精神偶像的原因——他不是一位宗教作家,但他把写作变成了一种宗教。薇伊的全部作品沉浸并承受着净化内心的强烈渴望,但她的言说已渡到了宗教这一边,“我们存在着,我们并不在;上帝即存在,自我隐没以便我们能存在。”“我受够了,可以消失了。”作为人,消失于上帝的爱之中。一个是表达,一个是信仰;一个在语言中寻找自我救赎,一个成为寻找上帝的具体途径;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圣人;英雄身着盔甲,圣人赤裸坦诚。“有些生活是典范的,有些则不是。那些堪称典范的生活中,有一些我们则带着一种混杂着反感、遗憾、敬畏的心理远远地打量。粗略地说,这就是英雄与圣人之间的区别。”(桑塔格) 5. 风格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次对昆德拉说:“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在这位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眼里,这另外的方法即是越过真实性的疆界,但并非为了逃避真正的世界,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它。 昆德拉,这位自负的小说家不仅听不懂马尔克斯的话,同时也误解了卡夫卡。卡夫卡的越界难道仅仅是在把握真正世界的同时投入了另一场使人着魔的异想天开的游戏?难道仅仅是在严谨地分析世界的同时玩了一把自由自在、不负责任的小把戏?这太初级了。据说昆德拉还在卡夫卡那里发现了“性”,以及“它的可怕的无意义”,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但他对卡夫卡的开创性风格还是有所把握,那就是梦幻与现实的结合:“十九世纪沉睡中的幻想被弗朗茨·卡夫卡突然唤醒了。卡夫卡取得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但他们自己从未真正取得过的成就:梦幻和真实的融合。实际上,这是小说由来已久的美学抱负,诺瓦利斯曾暗示过,但它的实现却需要一种特殊的、一个世纪以后惟有卡夫卡才发现的炼金术。卡夫卡的巨大贡献并不全在于他跨出了历史发展中决定性的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他出人意料地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看到在小说这块场地上幻想能像在梦中一样爆炸,小说能够从看似难以摆脱的逼真性要求中解放出来。” 另一位说德语的喋喋不休的大师纳博科夫对卡夫卡的风格有更精确的发现,他在其自以为是的《文学讲稿》中说:卡夫卡的风格即是他的清晰、准确和正式的语调与故事噩梦般的内容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没有一点诗般的隐喻来装点他全然只有黑白两色的故事,他的清晰的风格强调了象征可以是有创见的,也可以是愚蠢和陈腐的。 梦幻,现实,清晰,准确,卡夫卡的风格可以用几组相矛盾的词语来表达。在卡夫卡眼中,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世界必然包含着梦幻、神秘,包含着无言的东西,他进入了这种无言的状态,在譬喻之后包含着譬喻,深渊之后另有深渊——“什么也不是,光的残余从言词中横穿而过”。即使是无言的东西,他也做到了最大可能的清晰和准确,即使是那些最为短小的篇章、片段,无头无尾,他也做到了细节上的绝对真实。“日子,季节,一代代人、一个个世纪互相接替过程那种表面的寂静是一种倾听;马匹就是这样走在车子的前面。”这种把握世界的能力,这种质朴、简洁和坦率,拥有绝对的价值。他既有一种沉默的天性,“他有点乌鸦的气质”,也有叙述上的绝对耐心,将荒诞的世界展示在真实的逻辑之上;他有时会将叙事背景抽空而直抵真实的核心,有时又会诀别任何主题,只作一种纯客观的描述,像一幅黑白素描。他是一位出色的幻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观察家,他将细腻的感受力和现实世界的经验性天才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从来都不是一位虚无主义者、神秘主义者,他是一位现实世界的斗士,一位失败主义的大师。 6. 压迫 “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又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宁可让它撕裂,也不愿将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为此而存在的,这点我十分清楚。”然而父权、职业、噪音、人群、婚姻、身体……现实的压迫无处不在,这个“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的青年又如何能够获得解放呢?父亲是他头顶的一片乌云,这个威严、市侩、自以为是的妇女时尚用品店老板助长了卡夫卡性格中的悲剧成分,使他的内向、执拗和消极变得更加坚韧,几乎成为信仰,“我从小就被父亲战胜了”,但是“他受着罪,默不吭声”(布罗德)。莫扎特可以反抗和顶撞父亲,但卡夫卡只是选择沉默不语——直到最后,他才写了一封致父亲的信,但怎么看都像是一份独语——他向父亲诉说,是父亲的教育带给了自己虚弱、缺乏自信心和充满负罪的性情。他让母亲转交给父亲,但被母亲悄悄留下。马克·布罗德认为,夸张的父亲约束力把他按在职业的枷锁中不能动弹,卷入赚钱的职业才是他踏入苦难世界的根源之所在。“这个不幸从根本上说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一个怀着如此巨大而丰富的才情和强烈的创作欲的人恰恰在他的青春活力发展的时期被迫日复一日地从事着与内心毫不相干的事情,直到精疲力竭。”一边是蜗牛爬行般的公务经历和被公文停滞堵塞的人间世界,一边是对文学事业的渴望,对头脑中那个庞大世界的表达欲,这种冲突成为悲剧的起源。“办公室对我来说是烦人的,经常是不可忍受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又是容易对付的。通过这里,我赚的钱超过了我的需求。为什么?为了谁?我将沿着薪金的梯子往上爬,意义何在?这个工作对我不合适,它从来不能给我带来自理,只带来工资……”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表达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重要意义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缩,不可遏止地萎缩。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使我满足,可是我进行那种表达的力量是难以捉摸的,也许它一去不复返,也许它有朝一日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状况总之是不利于它的。我摇摇晃晃,不停地飞向山 巅,却几乎一刻也不能在那里驻足。” 文学是他“惟一的渴望”,“惟一的职业”,但他又不能以此作为挣钱的职业,因为这有损文学的尊严。矛盾渐成一种压迫性力量。为了摆脱父亲的笼罩性压迫,他选择婚姻来进行对抗——用婚姻作为平起平坐的标志。事实上,婚姻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成为他更大的负担。“没有比卡夫卡更具灾难性的情人了,”布鲁姆说,“那些情书表达了世上最为忐忑焦虑的心情。”卡夫卡在对婚姻生活进行总结时说:“不能忍受孤独的生活,时光和衰老的袭击,渴望写作的蒙眬压力,失眠,近于精神错乱——无法独自承受这一切。也许婚姻将赋予我更多坚持下去的力量。”但是卡夫卡也明白,写作是一种独处的事业,“大多数时候我都必须独处。我所完成的东西完全是独处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必须将身边的人推开才能把活儿顺利地干完。“只有写作时,我才毫无畏惧,很有力,令人吃惊,被感动。如果经过妻子这个中介,我就可能像当着每个人的面一样。”那个叫妻子的人是不可能让你独处的,她有权向你要求证明自己的存在,她有权要求分享你的时间和情感, 甚至你的身体。在这种困境面前,卡夫卡订婚—解除—再订婚—再解除,并在无限踌躇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也就不再令人费解了。“女人们充满性欲,她们天生不贞洁,调情,对我毫无意义……”“性交是对在一起的幸福的惩罚,尽可能过苦行的生活,比一个单身汉更加苦行,对我来说这是忍受婚姻生活惟一可能的道路。可是她呢?”这种现实的困境曾困扰过多少伟大的天才啊。叶芝说,我们必须在写作和生活之间做出抉择,当你把独一无二的生命的一大部分用于写作上,后果之一就是作为一个人,你渐渐会觉得自己并非货真价实。博尔赫斯在为自己写的挽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困窘。(刘小枫博士在其著作《沉重的肉身》中对卡夫卡在婚姻面前的踌躇做了精到的分析,但他对卡夫卡格言的解读则有些牵强附会,误解深重。) 7. 孤独 这个词留在最后说,因为它是进入甲虫卡夫卡先生房间的钥匙。 “我讨厌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事物,谈话使我厌烦,拜访他人使我厌烦,亲人的悲欢使我厌烦;害怕接触,害怕进入他人之中。”“我将疯狂地致力于与一切人隔绝,与一切人为仇,不同任何人说话……”“我讨厌它们,因为它们妨碍了我,耽误了我……”“我投入孤独的怀抱,犹如江河汇入大海。”卡夫卡的理想生活是做一个“地窖人”,一个人躲在黑暗的地窖里,独自面壁写作,隔绝与一切人的来往,晚饭由那个叫妻子的人从洞口送进来……“为了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可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这种乌托邦生活能够带来杰作吗?答案是明确的—— 一切杰作在矛盾中自然生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却是个舌头灵活、内心简朴、精神健康的人,一点也不抑郁和绝望,但是内心却一团黑暗,因为他看到了人间更多的真相,预测到了更大的灾难。无人能够分享这些真相和灾难,也无人能够真正听懂他的预言,因此惟有孤独。“孤寂只会带来惩罚”,在卡夫卡的心中,两种背道而驰的倾向一直在相互搏斗:对孤独的渴望和追求群体生活的意愿。对于写作来说,越孤独越好,但孤独本身具有一种噬人的力量,它可以帮助作家完成杰作,也可以将作家的生命吞噬。想想看,那些被孤独吞噬掉的天才:赫尔德林、波德莱尔、爱伦·坡、狄兰…… 孤独没有吞噬卡夫卡,小小的结核病菌却将他击倒。1917年9月,卡夫卡首次查出了肺结核。他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粉碎了。”只此一句。后来他又补充说:“一切都变了,苦难又逼近躯体。” 身体的疾患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有多少惊人的著作还没有完成,这位脆弱的天才就匆匆离去。“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相同的是这个“一切”。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卡夫卡已经无法开口讲话,只能用笔在纸上记些自己想说的话: “来点水,这药片卡在黏液里,像玻璃碴子一样。” “一只鸟钻进了房间里。” “永恒的春天在哪里?” “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额上,让我鼓起勇气……” 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在疗养地逝世,并留下了一份被背叛的遗嘱:“将我的一切手稿销毁。” 本雅明在给神学家舒勒姆的信中说:“我们读卡夫卡时带着这样一种单纯的认识:他是一个失败者。”“如果我们要公正地评价卡夫卡的形象的纯粹性和独特的美,我们不能忘记一样东西:它是失败的纯粹性、失败的美。一旦一个人认可了最终的失败,所有的事情便一件接一件地出现在他面前,仿佛出现在梦中。而再没有什么有如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那样令我难忘 洪烛：无法模仿的卡夫卡 模仿是有市场的，它是一门手艺。会操作这门手艺的人，也是有市场的。在文学中尤其如此。中国的作家喜欢模仿西方，即使在某些知名人士的作品里，我也能意外地发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或福克纳的影子——但没有谁指出，他们套着一件偷来的皮夹克。或许在某种场合，上装是允许相互交换的，只要内衣是属于自己的就可以了。可惜我个人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从当铺里廉价租借的外套，甚至不如“皇帝的新衣”真实呢。这是否属于一种洁癖？我不希望从年轻的同行们身上，闻见樟脑丸陈旧的气息——除非你天生就是一个老古董。 博尔赫斯有“作家们的作家”之称——大家承认他是一位专事为作家们写作的作家。他提供了一批高贵的范本。应该说，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模仿，他是默许的 ——没准他是特意为素描课程的高材生打制了一尊尊典型而复杂的石膏像呢。我极其欣赏博氏的文字迷宫横溢的鬼气，同时又很警惕他那隐约的匠气——他更接近巨匠的境界。模仿他走钢丝的姿态有一定难度，但还是可行的。博尔赫斯本人毕竟就是靠间接经验（书籍与学识）写作的。只不过他“掉书袋”掉得花样翻新、令读者叹为观止罢了。 到目前为止，有一位大师在中国还未找到自己的传人——在其他国家估计也如此。他就是1924年死去的卡夫卡。卡夫卡好看而不好学。即使你能模仿他的文体、语气，也难以模仿其精神。即使模仿出他文字上的逞强，也模仿不出他精神上的示弱，他是以弱式来强化生命力的——只有他这样的忧郁症患者才能设想出一个男人变成一只无助的甲虫（《变形记》），才能在危机四伏的穴居生涯里营造一点可怜的安全感（《地洞》）。所以，别说模仿得像了，即使愿意一试——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面对的是一具无法把握的多棱体——它的陡峭，它的冷峻，全都是规则之外的。简直称得上鬼斧神工。 我把卡夫卡奉为真正的大师——或者说，大师中的大师。大师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不仅不必模仿别人，而且也是别人无法模仿的。他的成就是独创性以及不可模仿性的综合。 卡夫卡是了不起的。他的父亲同样是“了不起”的——因为他无意识地造就了卡夫卡。我只知道他叫海尔曼，一个苦苦挣扎了半辈子终于白手起家的小富翁。他以商人的逻辑，粗暴干涉卡夫卡文人的天性：譬如反对他做文学青年，强迫他学习法律，希望他出人头地……他这种望子成龙的心理，常常是通过暴力来表现的：轻则呵斥，重则毒打。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架式。卡夫卡从小就以自己有一个怒吼的父亲为遗憾，并且深感恐惧与压抑。应该说，他是一个吓破了胆的孩子。我总是能从他的小说里读出胆怯的感觉。或许，恐惧本身并不恐怖，它是因为承受者的胆怯而显得恐怖——胆怯夸大了恐怖感。黑暗、疼痛、死亡，无不如此。卡夫卡是最胆小的小说家。 这种在现实中愈演愈烈的父子冲突，也隐晦地渗透进卡夫卡的作品里——造成他与世界的对立。他29岁时写的小说《判决》，可谓累计的父子矛盾最明显的反映。父亲说：“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房间，一口气冲到河边，临跳水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 谁有这判决的权利？父亲吗？还是国王抑或上帝？谁服从了错误的判决而依然表白自己的爱？ 我想的却是另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假如给卡夫卡换一个父亲（就像给造反的农民换一个皇帝），他是否还能成为卡夫卡？至少，他将失去那种骨子里的反抗精神了。我想象不出一个失去了压力的（来自外界的，来自内心的）卡夫卡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花花公子？ 命运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命运都是一次性的——就像作废的易拉罐。 我又想起了卡夫卡，月亮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31岁的卡夫卡虽经征兵检查合格，但以现任重要职务为理由，免除兵役。在战争持续的四年时间里，这位战场外的逃兵，默默地在稿纸上耕耘，创作了大量作品（譬如《在流放地》、《审判》、《乡村医生》等）。他沉浸于一场自我的内战——对于他来说，这比窗外的世界大战更有意义。没有枪声的战斗反而是更激烈的，因为这意味着灵魂的厮杀。 卡夫卡是害肺病死的，年仅41岁。遗嘱里要求好友马克斯·布洛德将自己所有作品“毫无例外地予给焚毁”。布洛德没有执行这一小小的火刑，反而将其全部著作（包括书信、日记）整理为九卷本出版了。他违背了亡友的遗愿，却使人类的文学史上避免了一次沉重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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