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若曦
曾几何时,穿越成了大家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情窦初开的少女不是幻想嫁于古代帝王,就是期待信箱里出现一封来自过去的情书。若要探讨穿越题材背后的社会原因,我倒是十分赞同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中所表述的观点。穿越狂热是基于把当下的不得志嫁接给时代的共性,给逃避生活的白日梦赋予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可是,相比起生活水平优之数倍的现代,过去又有怎样的魔力吸引我们“生活在别处”呢?其实,穿越题材并不是这个时代的新鲜产物。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便有《时光机器》等科幻类的穿越电影了。只不过,讽刺的是,不同于现在的我们执着于回到过去,过去的电影往往热切地尝试通向未来。如此,若真的发生了时空旅行,让来自过去的访客看到我们绞尽脑汁谋划着“退化论”,不知该做何感想?
前些日子,我年近半百的父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个人诗集,词句或温雅或华美,确为文学佳品；只可惜他终日为凡俗红尘中的琐事而忙碌,生活倒与他的文字不甚相符。相反,我的一位非传统文化人的伯父用最平实无华但诚恳真切的句子,向我们讲述他偶然所见所闻的晨光鸟鸣、塘鱼跃动,却莫名的让我触动。在我看来,这位从未舞文弄墨的伯父比我父亲更像一位诗人。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诗人之称是一种勋章而非职业或者能力(就像“爵士”一样),代表着世人对此人浪漫情怀和雅居生活的认可。摒弃了平仄和韵脚,现代诗的门槛越来越平民化了,但诗人却未必能做到如荷尔德林所言的“充满诗意的栖居”。
“诗意的生活”并非这个时代飞速“进化”过程中唯一的遗珠。现代化机械可以在数月之内盖起一幢幢摩天大楼,却不会有人愿意为之驻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修建和三百年的悉心打磨,其中奥妙便经得起后人永世的膜拜与探究。工业化的完善和电子商业的竞争让书价越发低廉,以至于每当看到家中书架上摆着的一本本“装饰品”,我便自惭形秽；书籍的触手可得让现代人丢失了阅读二手书的乐趣,那种与前任书主时空相隔却心有灵犀的感觉就再也不会出现。信息时代和通讯技术给了我们无限话语权来表达自己,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却选择用废话或流行语代之,而不再用书面表达向挚友倾吐情愫或自拷灵魂。若长此以往,不知书信集这种文体是否会命在旦夕,毕竟王尔德或托克维尔的书信中不会出现“我晕”或者“呵呵”。
与我同一天生日的查尔斯·达尔文著有《进化论》,这部书在生物学方面具有真知灼见,但在人文方面也许不尽如此。当风尚潮流大张旗鼓地厚待和崇尚科技创新的时候,儒雅的斯文和对信仰的敬畏就往往被悄无声息地搁置甚至抛弃。当人们更专注于在社会与经济的变化中进取并占有一席之地时,人心也越来越多地被虚荣、功利和媚俗所累。当一个时代的特征从“节奏迅速”变为“行色匆匆”,从“量产高效”变为“千篇一律”,从“适者生存”变为“从众麻木”,谁能分清在暧昧的恍然之间,何谓进又何谓退?适者生存,而时代却往往被为数不多的“不适者”造就。适者生存,而生存却并不等于生活。不管因为何种原因,我倒乐得做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愚蠢”但却快活的“疯狂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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