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三大石经”：《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
一、熹平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在洛阳太学开刻，共46块，包括《易》石经、《礼》、《春秋》等七种。
二、正始石经：曹魏正始二年在洛阳开刻，用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又称《三体石经》，经文有《尚书》、《春秋》。
三、唐开成石经：唐文宗大和七年在长安开刻，用楷书刻成《易》、《书》、《诗》“三礼”等十二经。
四、蜀石经：五代后蜀用楷书刻《易》、《书》、《诗》“三礼”等于成都，并有注，是历代石经中仅有的。
五、北宋石经：北宋用楷体，篆体刻《易》、《书》、《诗》等于汴梁，又称《汴学石经》或《二体石经》。
六、南宋石经：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刻《易》、《书》、《诗》、《左传》等于临安，共二百石，现存七十余石。
七、清石经：乾隆五十六年刻十三经于北京，共一百九十石。
其中，东汉熹平年间《熹平石经》、三国魏正始年间《正始石经》与唐文宗开成二年《开成石经》为我国古代刻儒家经籍最为著名的三大石经。另外，刻佛经约始于北魏之末，盛于北齐，北周，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最为有名，所刻石经最多为《道德经》。
《熹平石经》（部分拓本、原石）
《熹平石经》东汉熹平年间（公元175年—公元184年），汉灵帝召集蔡邕和堂溪典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历时九年，将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刻石建于太学，隶书体，世称“熹平石经”。46块石刻，字体方平正直，中规入矩，极为有名。
《熹平石经》系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俱为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汉代立五经于学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经文皆凭所见，并无供传习的官定经本。博士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甚至行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 石经原石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易》、《书》、《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石碑已毁，北宋以来屡有残石出土。近人马衡汇为《汉石经集存》，存八千余字。考证其源流的有顾炎武《石经考》、万斯同《石经考》和张国淦的《历代石经考》等，可供参考。
1933年，于右任为抢救文物，慨然以四千银元从洛阳一个古董商人手里买来一块略似三角形的东汉刻石经原石石。关中著名史学家张扶万确认此石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出，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于右任所得石经残石为两面刻，一面刻《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说卦》，存二百零五字。这是数十年来出土残石中字最多的一块，向来为书法界、考古界所珍视。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于右任为确保碑石安全，将其由上海转运至西安，后捐赠于西安碑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
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不仅仅是隶书由秦入汉已达到了它巅峰状态，而且其它各种书体（章草、草书、行书、楷书）的发展也日趋完善。汉隶可以说是汉代书法突出的成就。它既继承了秦隶的一些运笔、结构方法，又下启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书法艺术。隋唐以后直至近代，虽然楷书、行书、草书颇为盛行，而隶书依然经久不衰，这就说明汉隶是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崇高的美学价值的。
东汉时，石刻渐多，特别到了桓帝、灵帝时期，隶书日趋精美，笔势旖丽生动，结构婀娜多姿，风格流派纷呈，成为汉隶的黄金时代。尽管汉隶风格流派纷呈，但就整体艺术特征而言，其运笔藏露相间，表现了笔力含蓄蕴精之美，给人以秀润遒劲之感。以蔡邕的隶书为例，其运笔的典型特征是波磔（指汉子书法的撇捺），这是一种富有力感与动感的曲线美。隶书运笔波磔所产生的“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正是曲线与直线的相互映照，风神逸宕。它既体现了一种工稳端庄之美，但又有别于小篆的匀齐对称，而是利用笔画线条、偏旁部首的组合来形成的平衡。
隶书在汉代为什么如此兴盛呢？这有它的社会原因，由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字的使用也日趋频繁，而隶书的书写要比篆书迅速简便得多。正如书法家卫恒在《四体书势》所言：“隶书者篆之捷也。”于是，原先在民间使用的隶书官方也开始确认了它的使用价值而加以采用。这就为隶书艺术的发展准备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书写隶书在当时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写隶书也是当时入仕做官的一种途径，所谓“史书令吏”就是指擅长写隶书的令史，所以汉人称隶书又叫“史书”。当时曾流传这样的谚语：“何以礼为义，史书而仕宦。”意思是说，何必去讲究“礼义”，能写好隶书就可为官作宦。
《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是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
二是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
三是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正始石经》（《三体石经》）
《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建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二十八碑立于河南洛阳，是我国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此经用古文、篆、隶三种不同字体刻写，因此我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体石经》也由此而得名。石曾佚，传世的拓本皆为宋人摹本。后在清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洛阳东龙虎滩村的发掘出残石出土。1922年洛阳东大郊朱家古墩（距龙虎滩隔岸约二、三里）也发掘出三体石经巨石一方，表里刻《尚书·无逸·君￥》及《春秋·僖公·文公》经文，正面存字34行，反面存字32行，为洛阳商人所购，后凿裂为二，损二十五字。在三种字体中，古文一体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简》，引用《三体石经》古文有122辽字，夏辣著《古文四声韵》，引用石经古文亦达114字。
《正始石经》到北魏时期，还依然保存在洛阳城内。但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冯熙、常伯夫等人，在他们先后担任洛州(今洛阳)刺史时，竟然取《正始石经》的石板作建材以建寺庙，《正始石经》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此事参见《魏书·崔光传》和《魏书·冯熙传》)。从此，《正始石经》便逐步在地面上消失。从清代光绪年间起，《正始石经》碑版的残石数次出土于洛阳地区，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件大事，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土的一块残石，正面为《尚书·无逸》、《君爽》，共34行；背面为《春秋》，共32行。这块残碑下部略有缺损，但所存文字完好，是迄今出土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块。这件残石也表明《正始石经》石板的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截至目前，出土的《正始石经》残石大约有二千五百余字。
《正始石经》碑文出自谁人之手，历代学者众说不一。
一认为是出于汉魏间的著名书法家邯郸淳之手。萧梁袁昂《古今书评》评其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北齐魏收《魏书》载江式延昌三年（514年）上表云：“陈留邯郸淳亦与（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都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唐人李延寿《北史》所记载的也略同上说。赞同这种观点的还有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清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人杭世骏《石经考异》、清人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等。
二则认为是出于邯郸淳而由嵇康书写。此说流传甚广，影响至今。全祖望于《石经考异序》中首先提出此观点。近年来的数部大的著作如台湾省林尹、高明主编的1968年版《中文大辞典》“石经”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的修订版《辞源》“三体石经”条；俞剑华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邯郸淳”条；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书法》“正始石经”释文等皆取此说。
三是为魏国书法名家卫觊所写。卫觊系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汉末为司空掾属，魏国既建先后任侍中、尚书、￥乡侯。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称其“鸱视虎顾，雄传冠时”。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也称其“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其“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华丽微瘦，而笔迹精熟。”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正式称帝以魏代汉的《魏受禅碑》，即是卫凯以金针八分书，在魏初可谓名盛一进，深得曹氏亲信。谓卫觊为《三体石经》书人源于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引《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卫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顾为武《金石文字记》，冯登府《魏石经考异》及近人杨守敬《魏三体石红残字跋》都主卫觊书，云：“此石经即卫敬侯书，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
四则认为是魏国文学家嵇康所书之，嵇康是一代名士，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他的书法很有名，尤精草书，唐人张怀￥《书断》谓“叔度（嵇康字）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说嵇康为《三体石经》书人是依据同时代人赵至亲眼目睹。《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字景零点，代郡人也，寓居洛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绍《赵至叙》亦云：“（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清人朱彝真《经义考》、刘传莹《汉魏石经考》及周贞亮《魏三体石经残石拓本跋》等皆据此主嵇康书。
第五种观点认为是张揖所书。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叙》据北宋郭忠恕《汗简叙略》并改动《魏书·江式传》文字，主张揖书。
第六种观点认为是三国魏书家韦诞写的。吴维孝《汉魏石经考》卷三亦据《魏书·江式书传》，主韦诞书，云“则正始之经其或出诞属之手欤？”韦诞之书，诸体并善，尤精署书，魏之宝器铭题，皆出诞手，又传诞作剪刀篆，并善飞白。
此外，除上叙六说外，近来也有人认为《三体石经》是多人合作之作，而非一人力所能及。范邦瑾在《书法研究》上撰文《魏〈三体石经〉书人略论》提出了这种看法。从《三体石经》所刻碑文名字的字体大小，笔画写法和书法风格来看，极不相似。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隶三体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则三体似由三人分别书之，而书品字式古文与书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独书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画一。”所以，《三体石经》非一人所书，而是由集体合作书写的，但书写人的具体名单，因原碑毁严重，自宋以出土残石均未见有书人姓名，加上《三国志》等文献的阙载，在新的考古资料发现以前，目前也不能妄加推断。
《正始石经》中古文一体，据载是汉代流传的先秦古文字，不过因辗转摹写书刻，字形已经失真。尽管如此，这部《正始石经》无论对研究经学还是战国古文字，都具有重要价值。尤其自晚清至近代以来，海内外学者考证这部石经以及研究它的内容和文字的著作很多，使其成为又一新的显学。
《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介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其中包括《周易》、《尚书》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每碑经石高约1.8米，面宽0.8米，下设方座，中插经碑，上置碑额，通高约3米。共650252字，人们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
“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专家说，《开成石经》刻立之时，已经到了晚唐，大唐帝国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纷争不断，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石经刻成后过了38年，便爆发了黄巢起义，中国又陷入了唐末、五代的战乱和分裂之中，而《开成石经》则与古老的长安城一起，面临着历史风暴的冲击。
自“安史”叛军攻占长安后，长安连续几次受到破坏。唐昭宗天佑年（904）正月，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朱温（全忠）劫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并肆意毁坏长安宫室和民舍。至此，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留守西京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从防御考虑，放弃原有外郭城和宫城，只将皇城加以改建，构筑的“新城”东西长2820米，南北宽1843米，周长92公里，面积52平方公里。韩建缩建长安城之后，《开成石经》就处于荒郊野外，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韩建和后来的刘郇陆续将这些碑石移到了城内的文宣王庙内，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西大街社会路一带。由于那里地势低洼，对保存经石不利。于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运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又将那里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这便形成了最早的西安碑林。
1949年以前“碑林管理会”将碑石去额平列，成现存的形状。开成石经的版面格式与汉魏石经不同，每碑上下分列8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刻10字，均自右至左，从上而下，先表后里雕刻碑文。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一气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故不易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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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奸臣”因何喜欢“蔡中郎”？
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才女”——蔡文姬，有一段复杂的个人经历，尤其是“突变”的家庭氛围，让这位美丽女人，派生出传奇历程。
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可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他当过左中郎将，后人又称之为“蔡中郎”。蔡邕是家里的擎天柱，他翼护着全家老少，浆育着聪明伶俐的宝贝女儿。范晔专门作了一篇《蔡邕列传》，足见老先生名流大家的重要地位。
蔡邕是位大孝子。老娘病了，他就煎汤熬药，一勺一勺地喂。睡觉不脱衣服，稍有动静就爬起来伺候。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蔡邕愣是低声细气地陪护了三年，直到老娘躺进了棺材。不管哪个朝代，衡量人品的标准大体相似，那就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一个连亲生父母都不孝敬的人，怎能照顾兄弟、提携朋友呢？又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哩？
汉代还没有科举制度，从民间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就是“举孝廉”。以蔡邕之德，举一百次“孝廉”都有富余。为什么他能青史留名，难道仅凭当过三年出色的“家庭护士”吗？显然不是。《蔡邕列传》记述了他种种过人的本领：“博学多闻，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范晔还绘声绘色地讲了两段故事：
蔡邕赴江南，在一家旅店借宿。忽然，灶堂里传来“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他耳音非常敏锐，立刻辨出，火里烧的肯定是块上等琴料。于是，起身冲进厨房，把那块木头从烈火中抢了出来。精心剪裁之后，那块黑不溜秋的劈柴，竟被制成一把珠圆玉润的古琴。琴弦一响，那美妙的声音，的确举世无双。可惜，有点儿美中不足，琴尾残留着一块儿焦痕，他便将错就错，取名“焦尾琴”。不服行吗？蔡邕的“耳力”就这么刁！
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升任“议郎”。他位列朝班，最上心的还是儒家经本和六经文字。那些泛黄的古籍，已被酸文、腐儒，以及各种各样的“二把刀”，糟蹋得面目全非，字里行间，谬种流传。为了不贻误后学，蔡邕向朝廷请旨，希望重新勘校这些经文。
请旨容易，做起来很难。这可是一项见功夫的文化工程。倘若书底子不深厚，怎敢对古圣经典动手术呢？蔡邕就有这个本事，朝廷一点头，他立刻扎进了故纸堆，汗流浃背，秉烛夜读。这项文化工程刚结束，他又亲自书丹立碑。蔡邕堪称当代一流的书法大家，他擅长隶篆，还创造了著名的“飞白书”。活儿都干完了，他长出了一口气。
如今，46块镌刻着经文的石碑矗立在太学门外，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车帐堵塞道路，每天足有一千多人来观赏、摹写。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也是中国第一部“汉石经”，它奠定了蔡邕“文化教主”的地位。太尉马日磾由衷地赞叹：“伯喈，旷世逸才。”由此可见，著名文人——蔡邕，已经具备了非同凡响的书法功力，也就是“笔力”。
这位“旷世逸才”居高声自远，遍结天下名士，他和青年才俊曹操，亦师亦友，情意相投。幸亏有这层私交，否则，蔡文姬后来的命运将会更悲惨。
蔡邕不像老祖宗蔡勋那么有血性，他实在抗拒不住军阀董卓的淫威，就被迫就范，委身于“汉贼”的智囊团。真应了那句话：“被一个混蛋夸奖，还不如拿刀宰了我。”别看董卓臭名昭著，就是欣赏“蔡中郎”，他慷慨地提拔蔡邕：先让他做文化长官——祭酒；再当副部级高干——侍御史；随即保荐为正部级——“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初平元年（190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此时，蔡邕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拜相封侯，普通文官一辈子都熬不到手。只因拽了董卓的“猫尾巴”，小小的读书人，一步登天。可惜，对并不醉心于功名的蔡邕来说，这场“被混蛋”欣赏的官运，绝对算不上福音。当然，蔡邕也不袖手旁观吃白饭，他曾替董卓出了不少好主意。“人在矮檐下”，想熬过去，就不得不低头，哪怕违拗做人原则和道德底线。这并不是为“附逆逻辑”与“汉奸哲学”开脱，历史不应苛求任何人都做“强项令”或者民族英雄吧。
曾经，有人在大会上指前苏联责赫鲁晓夫为“软骨头”，当初为什么不反抗斯大林？赫鲁晓夫怒不可遏，厉声质问：“这话谁说的？你给我站出来！”会场上鸦雀无声，一片死寂。人们正等待领袖排山倒海的谩骂，想不到，赫鲁晓夫仰面大笑，他说：“当时，我追随斯大林的处境，和你们现在的处境一模一样。”蔡中郎即是如此，他骑在老虎背上，根本就下不来了。
很快，董卓就倒台了。凡是跟他绑在一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蔡邕也没有保住这条命。他被巧施“连环计”的司徒王允视为“骑墙派”、“软骨头”。汉献帝初平三年，也就是192年，61岁的蔡邕，没能躲过“阿附董卓”之罪，他还是沦为了反攻倒算的牺牲品——被杀了。据说，他身后哀荣无限，“缙绅诸儒莫不流涕”，甚至连刽子手王司徒，都痛悔不已。可惜，“欲止而不及”，一切都晚了。
蔡邕窝窝囊囊地死去。蔡家的天，也就塌了。蔡文姬生活的靠山，轰然倒地。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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