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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惩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人瞅准了职务消费这个“空当”，无论是公务用车、公款接待，还是公务出行、公费医疗，凡是与“公”字沾边的，一律只求最贵：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要头等舱，买礼物要最高档。专家调查显示，某些地市级领导干部每年职务消费在40万元以上，经济发达的地市则要100万元以上。 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些官员把职务消费作为“自留地”，把公款当作自己的“零花钱”，将一些与公务活动完全无关的花销“打包”进职务消费的“筐”里，职务消费完全成为其牟取私利和贪污腐败的“遮羞布”，大到万元以上的高档电器、名牌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品、袜子、卫生纸等，都曾被堂而皇之地冠以办公用品之名。 职务消费中饱私囊的行为是一种职务犯罪，它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权力缺乏监管。职务消费缺乏明晰账单，有的单位的公车一年换几十个轮胎，烧汽油几十吨，有的单位只有十几人，办公费用就达到十几万元，光是办公用纸就高达几万元。这些明眼人一眼就看出的问题却无人监管，无人查处。单位内部不会查处，因为他们或是既得利益者，或是不知情，或是想监管却无人授权。我们一些单位的账目清单从来不对外公布，一些单位的消如同军事秘密，从来秘不示人，因为花钱的领导心中有鬼，不敢将职务消费公之于众。由于监管立法措施的缺乏和监管措施不到位，加上监管意识淡薄和监管技术的缺如，指望内部监管职务消费是否具有正当性势必登天。指望外部监管解决职务消费违法问题也勉为其难，我们的监督部门不少，外部监督分别由审计局、纪检委等单位进行，但在县一级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大多是熟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监管检查大多是走马观花，另外被监管者常常收买监管人员，被查的单位请吃送礼，监管的人就成了聋子耳头。 由于我们国家的习惯思维是官管民，而不是民管官，所以我们的官员的职务消费会堂而皇之地规避监管，而在外国政府公务员的每项消费必须在网上公布，接受大众的监管，如果大众发现违规，就会及时举报，这回迫使政府官员不敢利用职务消费中饱私囊，因为如果官员利用职务消费中饱私囊，轻者丢官，重者获刑。而这种监管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真正的大众监管离我们还很远，我们要做到对职务消费的有效监管还有很长路要走。 职务消费中饱私囊在各地普遍存在，因为一些官员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他们把权力当做谋私的工具，而这种利用权力获取利益的行为早已被社会认可，一些群众把利用权力谋私利的官员当做能人进行崇拜，每年考公务员的人挤破脑袋，他们不是看中公务员那点工资，而是看重公务员可以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权力红利。职务消费中饱私囊愈演愈烈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利益均沾，当官的人人有份，正是人人有份的利益均沾才使得一些官员的胆子越来越大，他们认为法不责众，所以职务消费中饱私囊便有恃无恐。有的官员认为职务消费中饱私囊理所当然，原广东省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就曾认为：“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的、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这种错误认知虽然可笑，但在官员中却很有市场。 职务消费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容易成为监管盲区。管住职务消费，关键在于细化标准、强化监督。香港地区为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制定了十分详细的标准，如规定公务午宴及晚宴的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350港元及450港元，办公室地毯的使用年份不少于6年才可以更换，办公室内墙粉刷不少于4年才可以翻新。香港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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