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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
焦竑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谥文端、文宪，江宁（今南京）人，是晚明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尤其精于史学。明代史学风气至嘉、万时期丕变，由空疏转向谨严。其中功绩，王世贞之外，则首推焦竑。在焦竑传世的三十余种著作中，史学著作计有《献征录》120卷、《熙朝名臣实录》27卷、《逊国忠节录》4卷、《国史经籍志》6卷、《玉堂丛语》8卷、《皇明人物考》6卷、《京学志》8卷、《词林历官表》3卷等，此外尚有汇录大量考史笔记的《焦氏笔乘》6卷和《续笔乘》8卷等，是明代整个学术发展中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注：其中《皇明人物考》，《千顷堂书目》是著录在薛应旂的名下，但是北京图书馆所藏万历刊本却标焦竑著，德人傅吾康（Franke,Wolfgang）推测是当时书商所为，参见“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p.93—94.具体有待考查。）。
一、“以知性为要领，而不废博综”
关于焦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三》方以智《通雅》条评论明中叶至清初学术由虚至实发展时曾提及说：“明之中叶，以博洽著称者杨慎……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辙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琚、朱彝尊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19。中华书局影印本。） 而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则称之：“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注：《明儒学案》卷35《焦竑》。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籍丛刊本。）这二个评论，前者是清人从考据学发展的角度评论焦竑作为考据学家的学术地位，后者是明人从理学发展的立场论述焦竑作为理学家的学术地位，而二者的结合，恰恰勾画出焦竑以一理学领袖的身份博综学术的风貌、特点及其由明及清学风转捩中的地位。
从焦竑思想学术体系看，是属于“大多能赤手以搏龙蛇”的王学泰州学派（注：《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史称他“讲学以汝芳为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贽”（注：《明史》卷288《焦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尤其与“异端之尤”的李贽声气相投，“笃信卓吾之学，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注：《明儒学案》卷35《焦竑》。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籍丛刊本。）。“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崇扬墨，与孟子为难”（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二《焦弱侯问答》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认为“孔孟之学，尽性命之学也”，“唐疏宋注，固我聪明”，“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注：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2“支谈”。中华书局排印本。），并以“囊括三教，熔铸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为自己的学术要求（注：焦竑：《澹园续集》卷14《管志道墓志铭》。金陵丛书本。），是晚明异端思潮的主要逐浪弄潮者。但是在我们注意焦竑与李贽等思想相似的同时，我们也体察焦竑与这些人的差异，如焦竑尝婉然微词李贽“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注：焦竑：《焚书?序》。李贽《焚书》中华书局排印本。）。又，李贽曾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注：李贽：《焚书》卷1《答邓石阳》。中华书局排印本。）焦竑却冷然问曰：“倘知人人寻常日用无时不见前，无人具足，又何必钻研故纸，强生枝节，如蚕作茧，自苦自缚”（注：焦竑：《澹园续集》卷22《题袁太史》。金陵丛书本。）等等。因此与李贽等人相较，焦竑更强调为学的博与实。他的弟子陈懿典评论他的学术特点，是“以知性为要领，而不废博综”（注：陈懿典：《尊师澹园焦先生集序》。焦竑《澹园集》金陵丛书本。），即承继泰州学派的余绪，在重心性的同时不废学的博综，“反对吐弃事物，索之窈冥之乡以为道”（注：焦竑：《澹园续集》卷3《送翁郡侯周野之抚州序》。金陵丛书本。），“饱食安坐，典籍满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注：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4“韩忠献”条。
中华书局排印本。），强调读书博闻，由博返约的求道途径（注：参见金陵丛书本《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澹园续集》卷47《崇正堂答问》等。）。所以《明史》本传在对焦竑“颇以禅学讥之”的同时，也不得不说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注：《明史》卷288《焦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关于焦竑学术的博洽征实，除黄宗羲称他“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外，朱彝尊亦说他“储书之富，几胜中簿，多手自抄”（注：转引粤雅堂丛书本《焦氏笔乘》伍崇曜跋。），亲眼看到焦竑藏书的澹生堂主人更是描绘说，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一一皆经校雠，尤人所难”（注：转引《焦氏笔乘》中华书局排印本李剑雄点校说明。），说明他研讨的广博与刻苦。焦竑的史学著作大都能体现其广博的特点，例如《国朝献征录》收录的各种文献近千种，而他的学术笔记《焦氏笔乘》、《续笔乘》所涉及的学术范围，更是包括了上起先秦，下至当代的经学、史学、哲学、以及宗教、博物、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目录版本等各个方面，显示了焦竑学术博洽淹通。其中考史者像“印文之误”、“汉官名”、“师古注误”、“纪传自相矛盾”、“徐广注误”、“年月抵牾”、“史记多为后人淆乱”、“史公疏漏”、“煮枣”、“薄昭书”、“国吏二百石及比者”、“兼称代魏”、“崔浩受祸自有故”、“吴越改元之证”、“通鉴误认汉纪”、“史记吕氏春秋之异”、“通鉴之误”、“左氏史记之异”等等，或理证，或内证，或旁证，或训以音韵方言，或广参金石地志，充分显示焦竑对各种考据方法的娴熟运用和驾御各种文献的能力，以至于对他“颇以禅学讥之”的清人也不得不承认，“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于竑”（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6，子部道家类焦竑《庄子翼》提要。），而他的考据成就则“是跨杨氏（慎）以上”（注：蒋国榜：《焦氏笔乘跋》。《焦氏笔乘》粤雅堂丛书本。）。
与时人的肆意炫耀夸博不同，焦竑的治学是博而精神，“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注：顾起元：《玉堂丛语序》。《玉堂丛语》中华书局排印本。）。其中焦竑的闻见博主要是得之于他的勤于搜辑，焦竑说自己是“读书之暇，多所札记”。“迨牵丝入仕，随所见闻，辙寄笔札”（注：焦竑：《焦氏笔乘自序》。《焦氏笔乘》粤雅堂丛书本。）。“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事，以待异日参考”。并在当时“顾衙门前辈，体势辽阔，虽隔一资，即不肯降颜以相梯接，苦无从咨部”的情况下，转“就简册中求之”，凡见有用的材料“辄以片纸志之，储之巾乡”。（注：焦竑：《玉堂丛语自序》。《玉堂丛语》中华书局排印本。）而焦竑的取舍严，则是基于他对史学严肃性的自觉认识。焦竑认为，资料搜集“此为史职，非第如欧阳公所云夸于野老而已者”（注：焦竑：《玉堂丛语自序》。《玉堂丛语》中华书局排印本。）。此外，焦竑对于各种史料相对价值的理解与批判性地把握选择的学识和才能，也是保证他的史学能达到取舍严的学术境界的条件。从焦竑的史学代表作《国朝献征录》可以看出，尽管他曾认为实录存在着“名实相违”，“是非多谬”的地方（注：焦竑：《澹园集》卷5，《修史条陈四事议》。金陵丛书本。），而墓志更是“后之子孙稍有赀力，妄为刻画，盖无不铭之祖父，亦无不美之铭”（注：焦竑：《澹园集》卷4，《论史》。），但在具体的编纂中，仍视包括实录在内的官方文献资料和碑刻墓志等为第一手材料而格外重视。焦竑对各种史料相对价值的分析，在《国史经籍志》史部各类的各个小序中多有辩证的说明，例如其卷3杂史类序中说道：“前志有杂史，盖出纪传、编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古之天子、诸侯皆有史官，自秦汉罢黜封建，独天子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与贫而曲笔，失其常守者有之。于是岩处奇士，偏部短记，随时有作，冀以信己志而矫史官之失者多矣。夫良史如迁，不废群籍，后有作者，以资采拾，奚而不可？但其体制不醇，根据疏浅，甚有收摭鄙细而通于小说者，在善择之已矣。”（注：焦竑：《国史经籍志》。丛书集成本。）所以焦竑在一篇《论史》的论文中，针对当时“改弦易辙则疑于纷更，循途守辙则疑于胶固，野史家乘则疑于越俎，甲是乙非则疑于聚讼”的情况，指出撰史要“章奏采矣，而又参之时论；志铭收矣，而又核之乡评”，才能“伪不胜真，同可为证”，形成信史。（注：《明史》卷288《焦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这些可以说都是有关史料采择的有价值的理论。
二、“史之权与天与君并，诚重之也”
焦竑史学中的批判意识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在史馆中的活动及其有关“史职”的论述。
万历十七年（1589年），踬于科场数十年的焦竑，终于“以殿试第一人官翰林修撰”，从此“益讨习国朝典故”（注：焦竑：《玉堂丛语自序》。《玉堂丛语》中华书局排印本。）。对此焦竑回忆说“余自束发，好观览国朝名公卿事迹。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注：顾起元：《献征录序》。《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显然，“年五十始魁天下”的焦竑是亟想依国家的“石室金匮之藏”，恪尽他的史官职守，在史学上有所作为：“自首廷对，领史官，毅然思有以自举其职”。（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中华书局排印本。）
然而焦竑身历目睹的情况却使他大失所望。首先，统治者为了掩盖自己骨肉君臣相斫的丑行，不惜大施淫威于神圣的史学殿堂，使得号称“国史”的实录严重失实。其中“太祖实录凡经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酋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铲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然无遗，后人搜括捃拾，百千之一二耳；景帝事虽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注：郑晓：《今言类编》卷5。盐邑志林丛书本。）。其次，是修史制度几于废弛。一改唐宋以来施行的史馆制度，将史馆与原备为文学顾问的翰林院合而为一。但是“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却仅仅是“特有其名耳”（注：焦竑：《澹园集》卷4《论史》。金陵丛书本。按注(34) 焦竑引语原出于唐刘知几《史通?忤时》。）。加上洪武以后取消了历代的起居注制度，致使“二史虚员，起居阙注，衣冠百家罕通述作”，既无完善的制度，也没有可循之章，形成“求风俗于郡县，讨沿革于台阁，著作无主，修章靡立”的局面（注：焦竑：《澹园集》卷4《论史》。金陵丛书本。按注(34) 焦竑引语原出于唐刘知几《史通?忤时》。）。
面对如此颓败的史学现状，身任史官的焦竑深感不安，同时也对刘知几对史馆的批评有了切身的感受。于是在对以往史学考察的基础上，撰述了《论史》一文，概要地总结了自《史记》、《汉书》以来史学的情况，针对当时国家修史的弊病，酣陈史职的神圣地位及其在修史中的意义。文中披首便提出：“史之职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语史，得其人不专其任不可以语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无将，何以禀令？得人而不专其任如将中制，何以成功？苏子谓：史之权与天与君并。诚重之也！”用兵与将、将与职权的相互关系，形象地阐述了史职在整个国家修史过程中的关键地位。焦竑认为，史职必须安排才、学、识兼备的人才专人专任，尽其所长。只有做到“权不他移，事有所统”，才能使国史“道与事词并茂，刊削与铨配兼行”，成为良史，传于后世。“盖古之国史皆出一人，故能藏之名山，传之百代。而欲以乌集之人，勒鸿巨之典，何以胜之？……今之开局，成书虽籍众手，顾茂才雅士得以馆阁之选者，非如古之朝领史职而夕迁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为公卿而尤兼翰林之职，此即终身以史为官也。自非遴选有志与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于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书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举其职哉！”（注：焦竑：《澹园集》卷4《论史》。金陵丛书本。）
焦竑《论史》中对史职重要性的强调，无疑是对唐刘知几对史馆官修批判思想的发挥。尤其是强调史权与君临万物的“天”，与统治人世的君同重，更是直接针对当朝统治者篡改实录，践踏史学的行径而发出的抗议，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史学家对史学严肃性的捍卫。但是时代毕竟是向前发展了，焦竑与刘知几对于史职所提出问题的角度还是有所不同。刘知几所攻讦的是刚刚建立不久的史馆制度，而焦竑生活的时代，史馆监修制度已施行了数百年，其间，虽然并没有消除多少敝端，但实践也使它显露出私人修史所无法替代的优越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焦竑考虑的不是根本否定史馆制度的问题，而是如何克服史馆中的官僚通病的问题。焦竑认为，在史馆制度中不得不众手修史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人总其大成，并在职权方面给予保证不受干扰，细致考核，即所谓“章奏采矣，而又参之时论；志铭收矣，而又核之乡评；馆局开矣，而又总之一家。则伪不胜真，同可为证，权不他移，事有所统，然后道法与事词并茂，刊削与铨配兼行。虽未必进之作者，庶可以备采来兹矣”（注：黄汝亨：《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这种通过国家的专门机构，众手分纂，一人总成的修史形式，实际上也是对宋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成功经验的借鉴。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即焦竑担任史职的第五年，大学士陈于陛上疏朝廷，建议修撰国史，并因“深知先生以国朝正史议”（注：《明史》卷288《焦竑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曾经撰述《论史》一文，衡评国家的修史制度和工作的利弊。遂和内阁首辅王锡爵共“欲焦竑专领其事”（注：黄汝亨：《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对此，焦竑“稽首三让，不能得。因请与词林分曹别类”（注：见金陵丛书本《澹园集》卷5。），共成盛事。并于其后经详细思考，
向朝廷提出《修史条陈四事议》曰：一本纪之当议；一列传当议；一职官当议；一书籍当议。（注：顾起元：《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修史条陈四事议》，可以说是焦竑有关“史职”思想的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的展开，同时也是修史过程中非常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所以当时人认为：“文宪（陈于陛）所建议规画，大氐皆发端于先生（焦竑）者也”（注：中华书局排印本《焦氏笔乘》卷3 中有“史通”、“史通所载书目”二条可以为证。）。
——关于本纪：焦竑针对当朝实录失实、失记的情况再次提出批评，认为“国朝实录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无专纪；景帝位号，虽经题复，而实录附载，未为是正。夫胜国之君，人必为纪，以其临御一时，犹难泯灭，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传信何据？”因此建议：明睿宗献皇帝“事属追王，无编年之体”，应该遵照“德、懿、熙、仁四祖”附于“高庙本纪之首”例，“不必另纪”。
——关于列传：焦竑对于“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传”的修史旧例，和当时“褒贬出之胸臆，美恶系其爱憎”的史学风气，深不以为然。认为立传的标准，一是“当贵贱并立，不必以位为断”；二是“当善恶并列，不必以人为断”’三是当客观记录和评价历史人物，“今历世既多，公论久定”应乘编修国史之机，把那些不为统治者所喜而被铲削篡改的“开国功臣，壮遒伟略”，“亟为改正”过来，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职官：除了重申《论史》中有关史职的观点外，焦竑又进一步提出具体的组织工作的意见，目的是使修史工作在保证遴选有德和史学才识的人担任史职的同时，能够“裁冗费”，“抑侥幸”，杜免那些“于纂修无益有损”的史馆通病。焦竑说“今承明著作之廷，济济多士，供事有余，宁须外索？中惟星历、乐津、河渠三项，非专门之人难于透晓。宜移文省直，访有精通此学者，或召其人，或取其书，史官就问，大加删改，以垂永久。此外决当谢绝，勿启幸门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搜讨故实，下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窃大官之供，同太仓之鼠，甚属无谓，似当暂为停止，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
——关于书籍：焦竑认为“古之良史，多资故典，会粹成书，未有无因”，但是“臣向从多士之后，读中秘之书，见散失甚多，存者无几”。所以建议，应如洪武、永乐初年那样，“责成省直提学官加意寻访，见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书故家愿以古书献者，官给以直；不愿者，亦钞写二部，一贮翰林院，一贮国子监，以待纂修诵读之用。即以所得多寡为提学官之殿最。书到，置立簿籍，不时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贷”。焦竑认为，“此不但于史学有资，而于圣世文明之化，未必无补”。
从《论史》和《修史条陈四事议》两篇论文，可以看出焦竑作为史官的史学责任感和对于当时国史失实之弊关键问题的深刻认识。与当时的王世贞等人的批判言论不同，焦竑对当朝史学的批判，都是以史官的身份，直接向当朝统治者提出的，因此也就别有一番意义。当然，除时代萌生的异端思想的影响外，这种捍卫史学严肃性的批判意识，也是对唐代刘知几批判史馆官修和强调史学自得之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事实上，焦竑不仅精心研读过刘知几的《史通》（注：徐光启：《澹园续集序》。《澹园续集》金陵丛书本。），而且他对史馆官修弊病的批判理论，很多是直接来自刘知几《史通》中的《忤时》和《辨识》两篇论文。
三、《国朝献征录》与《国史经籍志》
对于焦竑的主要史学活动与成就，他的学生徐光启概括说：先生“身为国史未获裁成帝坟，金马、石渠之间未及于政，诸所诠次擘画，斯亦绍明世，继《春秋》，敷赞翼新之端，灼然可见者也，即所论撰《经籍志》，若诸藏史何渠？非我明一代文献足征，而曩昔临轩大对醇乎其醇，视之洋洋汉廷者何如哉！”这里徐氏所说的就是焦竑的两部史学代表作《国朝献征录》和《国史经籍志》。
《国朝献征录》作为焦竑最重要的史学代表作之一，严格说只能算作是明代传记资料的汇集。与同时倡导史学征实的王世贞一样，无论是从材料的收集上，还是从所具备的个人才干上，焦竑完全有可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编纂一部成史（李贽撰《续藏书》便得惠于焦竑的资料），但是焦竑却没有贸然行事，这一点也反映出焦竑治学为人的谨慎。
《献征录》作为明代最完整的传记资料集，“煌煌巨编足当明代传记之冠”（注：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献征录》出版说明。），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明末著名史学家黄宗羲的父亲黄尊宪，临终前曾经谆嘱宗羲说：“学者最要紧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1《梨洲先生神道碑铭》。1936年上海商务铅印本。）。而清代最娴于明代史料的史家万斯同，则十分具体地说到《献征录》在明代史料中的地位，他说：其“向尝流览前史，粗能记其姓氏，因欲遍观有明一代之书，以为既生有明之后，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尝集诸家记事之书，读之，见其抵捂疏漏，无一足满人意者。如郑端简之《吾学编》、邓潜谷之《皇明书》，皆仿纪传之体而事迹颇失之略；陈东莞之《通纪》、雷古和之《大政纪》，皆仿编年之体而褒贬失之诬；袁永之《献实》，犹之《皇明书》也；李宏甫之《续藏书》，犹之《吾学编》也；沈国元之《从信录》，犹之《通纪》；薛方山之《宪章录》，犹之《大政纪》也；其他若《典汇史料》、《史概》、《国榷》、《世法录》、《昭代典则》、《名山藏》、《颂天胪笔》、《同时尚论录》之类，要皆可以参观而不可为典要。惟焦氏《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注：万斯同：《石园文集》卷7 《与范笔山书》。四明丛书本。）说明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
《献征录》最初纂辑于焦竑担任史职期间，当时是为国史的编纂准备的。不料会三大殿灾起，同时“绪业未竟，而忌才者至，踬先生成东山之高”，被迫辞官回到故里。“然先生即归田，若而年不忘其初，凡所睹闻，佥命掌记，时为缵辑”（注：黄汝亨：《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最终成就《献征录》一书。
《献征录》被人推许的原因之一，是它收集的材料完整丰富。《献征录》既称“献征”，说明其纂辑目的就是要“储一代之史材，以信今传后人”，所以焦竑在《献征录》中尽可能广泛地收录有关资料，即“累朝训录，方国纪志与家乘野史，分类别采而辑之；自禁中之副，名山之藏，通都大邑之传，毕登于简，一代史材犁然大备”（注：顾起元：《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计《献计录》全书“凡百二十余卷，万有一千余页”，收集了明开国至嘉靖末百余年间，“自同姓诸侯王传，文臣、武臣以及四夷等传”（注：黄汝亨：《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若举一代王侯将相、贤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迹，巨细毕收”（注：顾起元：《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多达千余人。体例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等以下各官分类标目，没有官职的人物，则按照孝子、义人、儒林、艺苑、隐佚、寺人、释道等目分别记载，最后以胜国群雄、四夷二传为殿。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几部传记著作比较，“盖其目广于（雷礼）《列卿》者什五（其记仅局限‘列卿’），“其人多于（徐竑）《琬琰》者什七（正、续录仅收212人）”（注：顾起元：《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同时由于焦竑曾经担任当朝史官，又恰会朝廷修国史事，得尽窥石渠秘籍，不似“彼寒俊野老，目不窥金匮石室之藏”，“一方一技之士井底窥观”（注：黄汝亨：《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所以他编辑《献征录》时，能够极尽搜集网罗之能事，往往在一人传下收录有包括碑铭、实录、杂传等在内的好几种材料，例如王守仁，除收录了王世贞撰《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传》外，同时又收录了《封爵考》和《耿恭简集》中的有关内容。因此《献征录》这样一部“出而一代之人材政事如指诸掌，览者资之为政鉴，作者资之为史材”的著作（注：顾起元：《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自然会受到士人的珍贵。
《献征录》被人推许的原因之二，是它的义例精审。《献征录》作为一种传记资料汇编，其体裁最先见用于宋代杜大圭的《名臣碑传琬琰集》。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的徐竑，亦仿其体作《明名臣琬琰录》。但是比较而言，都没有《献征录》囊括的范围广，编排的体制完备。《献征录》之目，因最初是为国史的撰述拟定的，所以它的体制除无本纪部分外，其它一准正史的规模（注：参见中华书局排印本谈迁《艺林杂俎》“艺篑”条，其中所记当时国史拟定的传记之目与《献征录》目录相近。），从宗室到四夷，严整有秩。例如，为了保证整体体例的严整和材料的不重复，《献征录》往往采用别见法，即名虽在此而传实录在彼，像勋爵类中的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忠勤伯汪广洋等，其传下皆注曰“别见中书省”，而中书省类则只录其名，事迹并不复出。体现了焦竑的史才。
《献征录》的材料方面，虽然搜罗很多，但是由于取舍和安排有秩，所以并不杂滥，可谓“其迹该，其幽阐，其是非辨，而折衷严”（注：黄汝亨：《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整体看，《献征录》处理材料大致采取这样一些方式原则：第一，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采录有关资料并注明出处。第二，在多种史料并录的情况下，安排中有主有次，视情况灵活处理，一般是以一、二种材料为主全文录出，而节录其他材料的相关部分做为补充。例如卷五徐达，全文收录御制《徐达神道碑》和黄金《开国功臣铭?徐达》外，又附录了节录的《李氏藏书》。又如卷十二杨士奇，在收录王直《杨文贞公传》的同时，亦收录了陈赏的《东里先生小传》，并注曰“此传专记居家居乡行谊”，最后节录《胡子衡庐稿》和《灼艾集》所记逸事附于后。第三，传主事迹虽然见于他书但是记述过于分散的，则只注明参见书目。例如卷十二金幼孜，传记采自《实录》而文尾则注道“以上并见《北征录》”。从《献征录》对史料的剪辑诠配上，可以看出焦竑为蓄一代史材的苦旨匠心。
如果说《献征录》作为“献者贤也”使一代人物得传的著作，那么，《国史经籍志》则是焦竑使“一代文献足征”另一方面的集中体现。
《国史经籍志》凡六卷，分类上首列制书类，其它则依照传统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各类目之后有论。所收各书采自历代史志书目，不论存亡一并收录。末附《纠缪》一卷，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史》等正史之艺文志及《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诸家分门的错误。初为国史的编纂而作。国史事废，其书遂单行。
《国史经籍志》在门类厘分上的特点，一是仍《隋志》以来确立的四分法，但于四部之上首列制书，分有御制、中宫御制、敕修及记注时政诸类。这是明代孙明传、张萱等校辑《内阁藏书目录》首列圣制以来文献分类的一个特点。一是采取三级分类，准郑樵《通志?艺文略》例，各项之下又详分子目；史部分为十五类，其中时令和食货两项是其他史志不在史部范围中的内容，表明焦竑对经济史的一定重视。
《国史经籍志》中，最能体现焦竑学术思想及其价值的内容，是焦竑对《汉志》和《隋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以及郑樵讲求类例区分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创立者刘向、歆父子著录图籍时所表现出的“剖次条例，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为《汉志》和《隋志》以各部类冠以序说，阐述所统部类的范围、性质和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的形式继承了下来。但是《隋志》以后的史志却不再循照这种作法，直至焦竑纂，《国史经籍志》才恢复这个学术传统，复于每类之后附以小序，辨学术考源流。
《国史经籍志》各类中的小序函有相当多的学术内容，反映了焦竑的博洽和独断之学。他不是简单地剿袭成就，而是结合前人和自己的研究，提出对某一学术的新认识。例如卷二《尚书》类序云：“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盖左右二史分职之。秦置尚书，禁中通章奏；汉诏命在尚书，主王言，故秦汉因以名官。《七略》曰，尚书，直言也。而以为上古之书者失之矣。始伏生授晁错书二十八篇，汉魏数百年间，诸儒所治者仅此耳。至东晋梅赜增多二十五篇，即所称壁藏书也。考《汉书》有古经十六卷，以其后出，别于经不以相溷，其慎如此。唐人不能深考，猥以晚晋杂乱之书定为义疏，而汉魏专门之学遂以废。近吴幼清叙录一出，乃悉还伏生之旧，而赵子昂、归熙甫之流，各著为书，靡不悬合。盖涣然有当之心。夫古书淆于后人至不可胜数，其文辞格制之异，固可望而知也。朱元晦尝深疑之而未及是正，今学官既有著令，学士大夫往往循习不辨，遂使唐虞三代之遗，掇拾于故老者，尽乱于伪人之手而不觉，可胜惜哉！故于胪列诸家而特著其事，俟广石渠、白虎之义者有所考镜焉。”力陈后世流传的古文尚书之非而廓清之，辨章学术的精神灿然可见。其他如序《易》类时指出，《易》学中原“一以象数为宗”，而专以义理的“王弼之说出”，则象数之学“皆为数术之流而《易》晦矣”，原因是“繇象无筌蹄可寻，而理则管蠡可测”；序《诗》类时则指出，与它经不同，“诗当以声论”，“以义求者离性远”等，都是经过自己的研究而形成的有一定识见的看法（注：焦竑的这些学术观点在其早年的读书和讲学的笔记《焦氏笔乘》（初刻于万历八年）中均有论述，例如卷1的《尚书古文》、 《希夷易说》、《驺虞》及卷3的《古诗无叶音》等等。）。
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密切相关的是《国史经籍志》中体现的讲求类例的思想。这或者可以说是焦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一种途径。在这一点上，焦竑是郑樵类例思想的追随者，即同样本着“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注：郑樵：《通志?校雠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影印《通志略》本。）的宗旨编纂书目，进而达到探求“学术之源流”的目的（注：郑樵：《通志?艺文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影印《通志略》本。），同时强调类例区分的明晦正误对书籍存亡的影响。例如郑樵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注：郑樵：《通志?校雠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影印《通志略》本。）焦竑亦说：“记有之，进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书之有类例亦犹是也。故部分不明则兵乱，类例不立则书亡”（注：焦竑：《国史经籍志》卷5《史部簿录类序》。丛书集成本。）。因此《国史经籍志》虽然仍一般史志的旧例，分四部诠配图书，却注重子目的划分。此外，又因感到“古今簿录胜劣不同”，多有错误，即使是郑樵这样重类例有识见的学者，也仍不免有“伦类溷淆，或自蹈之”（注：焦竑：《国史经籍志》卷5《史部簿录类序》。丛书集成本。），遂在对前人簿录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纠谬》一卷附在《国史经籍志》的后面，在对前人批评的同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了申明家学之咎也”。对于《纠谬》，章学诚的评价是：“虽识力不逮郑樵，而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节取者焉”（注：章学诚：《文史通义》附《校雠通义》卷2。中华书局叶瑛校注本。）。
关于《国史经籍志》，历来褒贬不一。其中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甚至称“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7史部目录类存目该书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但是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曾说：“校雠著录自古为难，二十一家之书，志典籍者，仅汉、隋、唐、宋四家，余则缺如”。原因是“史籍浩繁，一人之力不能兼尽”（注：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3《论修史籍考要略》。文物出版社影印本。）。焦竑仅仅凭着一个人的力量，“以当代见存之书统于四部”（注：焦竑：《国史经籍志序》。《国史经籍志》丛书集成本。），其中的谬误自然难以避免。“盖历朝修经籍文志，大都如是，未可专以诟焦氏一人也”（注：粤雅堂丛书本《国史经籍志》伍崇曜跋。）。因此客观的评价应是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所说：“在目录学史中，惟竑能继郑樵之志，包举千古，而力不足胜其任，故为《四库》所讥也”。在社会普遍“束书不观”的明代，显示了焦竑的博学和文献学才能的《国史经籍志》，其学术成就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总之，在焦竑生活时代以前的相当一段时期，史学乃至整个学术，基本是处在一种虚伪而萎靡不振的状态之中。其中，明初的文化专制高压政策、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作法，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生活的安定舒适和道学末流空谈心性风气的侵蚀等上下因素交互关联，对于整个学术都产生相当消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史学中的表现包括二个方面：一是有“国史”之称的实录失实。原因是统治者的窜改和修史制度改变后史官的敷衍渎职。一是社会中荒诞舛讹不予考核的野史稗乘大量流行。原因是缙绅士大夫学风虚伪，“束书不观”。影响所及，即使是一些比较严肃的史家，如郑晓、薛应旂以及陈建等，也都在他们的史著中，大量地不加考核地采用野史稗乘中的传说资料（注：参见“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p.6—23。）。但是明初以来的这些史学弊病，到了十六世纪中叶，开始受到一些富有责任感的史学家的抨击，并纷纷以自己的史学实践推动史学转向着注重考核的严肃健康的方向发展，而焦竑则是这些史家中最重要的史家之一。尤其焦竑作为当时最风靡的理学思潮的思想领袖，其振臂疾呼和身体力行的作用，远非一般拘拘一隅的文人所能比及，焦竑包括史学在内的全部学术实践的更深层的时代意义也正是在于此。
（来源：《文献》1999年02期，人大复印资料K1《历史学》1999年08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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