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三级会议的起源与发展 王权与教权的冲突为近代民主宪政提供了最初的实验场所。法国的三级会议起因于王权与教权的斗争。1296年，教皇卜尼法斯（1294～1303年）反对教会向世俗政权交税（未经教士们的同意，可拒绝向世俗统治者纳税），法王腓力四世则禁止金银出口，断绝了教廷从法国得到了财政收入。为了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取广泛支持，腓力四世在1302年召开了由僧侣、贵族、第三等级市民的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从此“三级会议”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此外，法国一些大贵族领地，如布列塔尼等地，也有等级会议，这些地方等级会议往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反抗中央政府的传统。 法国赋税必须经三级会议的批准方能征收。腓力六世于1338年签署文件，规定“除非有紧急需要，而且经过各等级人民同意，国王无权征收任何新税”。1356年法王被英军俘获，英国趁机向法国索取大笔赎金。19岁的法国王太子急于征集赎金，10月被迫召开三级会议。许多教士和贵族没有出席会议，城市代表达总代表800人的半数。巴黎市长随即成为会议的领袖。他们严厉批评政府处理国事失当，代表们要求惩治以财政大臣罗伯尔为首的失职官吏，由三级会议选出28名代表与太子共掌大权，并确定由议会监督国王的收支。会议通过的一些新法律宣布，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新税，统治和税收只能“ 根据人民之意志，得到人民的同意”才能实施之。太子拒绝会议要求，下令解散三级会议，巴黎市民武装暴动。 1357年2月太子被迫重开三级会议，3月代表们制定了“三月大敕令”，共计61条，确认了三级会议享有决定税额、监督赋税征收和使用的权力；三级会议每年例会三次，在休会期间，选出36人委员会（各等级12人），监理国政，王太子被迫签署了三月大敕令，接受人民主权原则，等级会议由此至高无上。从形式上看，当时的法国已承认治税权归属人民。太子查理不久反悔，拒绝执行三月敕令。他禁止人民服从三级会议，辞退会议派去的顾问。 1358年2月2日在巴黎商会会长艾田.马赛领导下巴黎市民又一次暴动，22日，3千人冲进王宫，在太子面前杀死了3个王党贵族。太子查理由于马赛的保护才免于一死。3月，查理逃出巴黎，集结军队，封锁首都。巴黎掌握在以马赛为首的起义市民手中。 1348年，黑死病相继在法国各地泛滥，大约有1/3的人死亡，个别地区死亡人数竟达半数。瘟疫之外，战乱也给农民带来灾难，战费和贵族赎金榨尽了农民的血汗。使农民更难忍受的是英国侵略军和法国骑士、雇佣军的烧杀劫掠。例如，一个叫做格利费特的贵族率军四处抢掠，使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地区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起义。 1358年5月法国北部博韦地区爆发农民起义，推举吉约姆.卡尔为首领。史称“扎克雷（意为“乡下佬”）起义”，起义队伍达5000多人。其它地方农民也纷起响应，以“消灭一切贵族，一个不留”作为起义口号，毁城堡、杀贵族，把那些人家的大人小孩全都杀死，烧毁登记封建义务的簿册，吓得许多贵族领着家人逃往别处。但他们认为国王是人民的保护者，旗帜上仍绘有王徽百合花。艾田.马赛一度支持起义，并两次派出共800人的军队援助农民军。法国的交战国英国、（西班牙的）那瓦尔国团结起来镇压法国农民。在摩城，被杀害的起义者达7000多人。贵族们推举法王约翰的女婿、西班牙的那瓦尔国王“恶人”查理率军进入博韦地区镇压起义。6月10日，农民军队7千人与那瓦尔国的军队1千人决战，结果两军同意谈判，“恶人”查理以谈判为名，诱捕并杀害了义军首领卡尔，义军最后为贵族武装残酷镇压。到6月24日，被杀的农民竟达2万人。 1358年8月王军攻占巴黎，市民政府失败。1382年巴黎市民起义。1413年巴黎又起义，起义者是小商小贩，他们冲入王宫，杀死官僚，并制定了改革法，起义后被镇压。 1360年，法国等级会议开始衰落。这一年，刚被从英国赎出的法王约翰二世（1350-1364年在位），未经全国或地方的等级会议的同意就征收盐税、葡萄酒税和其他产品税。 法国国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时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而贵族只要自己能够享受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大革命的根苗。1436年三级会议批准永久征收交易税、盐税等间接税，征收的数量由中央政府决定。1438年三级会议甚至授予国王建立常备军和不经三级会议同意征收军役人头税（教俗贵族享有免征此税的特权）的权力；此后，国王征收军役人头税的权力成为惯例。1439年三级会议同意按同样原则对平民征收基于财产的直接税。自此，国王取得不经三级会议同意而自行征税的权力。正如15世纪时召开的三级会议指出的：国王窃取“未经三个等级同意和协商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权力”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并在王国身上切开一道伤口，鲜血将长期流淌。”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完全操纵了等级会议，从那里获得大量款项。用这些钱，他几乎将军队扩大了一倍，雇佣了数千瑞士雇佣军。他对那些投其所好的官员、大贵族、或外国君主们大肆赠与礼物和年金。1583年和1585年，三级会议拒绝给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批准额外的税收，但政府照征不误。君主专制拥护者博丹为此辩护：“如果急需，君主不应等待等级会议开会或人民同意，因为他们之安全依靠他的预见和勤勉。”国王逐渐建立起专制统治，已不再需要三级会议了。 2．法国的宗教斗争促使人民觉醒 法国的宗教改革在两派残杀中展开。最早传入法国的新教是路德教。16世纪20年代在法国已有不少路德教徒。但后来法国绝大部分新教徒信奉卡尔文教。加尔文（1509—1564）早年曾在法国求学。1533年改宗新教。1534年，骂天主教的海报贴到了国王的卧室外，国王下令镇压改革派。加尔文此时逃离法国。在加尔文改革成功后，法国南部出现了加尔文教会。少数大贵族也参加了胡格诺派，利用加尔文教共和制的组织形式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相对抗。1559年法国加尔文宗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组成新教教会，他们被称为胡格诺派，到1562年新教徒团体约有2000多个，分布法国各地，其信徒约占全国人口的1/4。 1540年，法王成立宗教裁判所，仅1547～1550年被判罪就有500人，其中60人被处死。1547年亨利二世还在巴黎高等法院专门设立一个法庭，用以迫害新教徒，人称“火焰法庭”。1562年初，王室被迫颁布敕令，规定胡格诺教徒拥有公民权和在城堡外的城镇举行礼拜的权利。天主教集团却不能容忍，1562年3月大贵族弗郎索瓦公爵率领人马路经瓦西镇时，对正在做礼拜的胡格诺教徒发起袭击，导致200余人伤亡。新教徒立即举行反抗，占领奥尔良，宗教战争爆发，被称为“胡格诺战争”（1562—1594），共进行了九次内战。 战争中，新教徒极力谋求德国和英国新教的援助，而天主教阵营却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在1562～1570年的战争中，双方的主要领袖大都死于非命。1572年8月22日，新教领袖安东尼之子、那瓦尔王子亨利与公主玛格丽特结婚，大批新教徒奔赴巴黎。8月24日夜（圣巴托罗缪节），在王后喀特琳和国王查理九世纵容下，介斯家的亨利率天主教徒在巴黎全城开始了对新教徒的大屠杀，一夜之间至少2000新教徒被杀害，史称圣巴托罗缪惨案。随后，全国不少城市竞相效尤，大约有2万新教徒死于屠刀之下。教会历史家沙夫的估计这一天全法国被杀的胡格诺教徒达3万人，无数胡格诺信徒逃往他国。 1573年法国南部与西部胡格诺派自立为共和国。胡格诺派作家、巴黎大学的罗马法教授弗朗西斯.浩特曼在《法兰西-高卢》中说：国王是选举产生的，他的权力受国会所限制；国王的世袭继承不过是新近才形成的习惯，靠的是人民的默许。 胡格诺派认为：国王是人类社会设立的、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其权力是有限的。人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利。1579年，胡格诺派作家用笔名斯蒂芬.J.布鲁塔写了《为反对暴君的自由而辩护》一书。该书分4个部分，每部分意在回答当时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1）如果国王的敕令违反了上帝的法律，臣民也必须服从吗？2）反抗企图废除上帝法律或蹂躏教会的国王是否合法？若发生这种情况，反抗谁？怎样反抗？反抗到何种程度？3）国王若摧毁国家，反抗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法？反抗谁？怎样反抗？以什么权利反抗？4）邻国能否合法地援助另一国的人民？当这些臣民因为信仰而身罹苦难，或受到公开的暴政压迫，邻国是否有义务伸出援助之手？作者以社会契约论论述了民众反抗暴君的权利。 布鲁塔认为：国家是以人民为一方、国王为另一方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和国王都有遵守契约的义务。国王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造就了国王，把王权交到他的手中，而且人民通过普选而认同种种选择”。国王们必须记住，他们与别人同出一个模子，在人民的呼唤之下从大地上提升到高位的，他们是“站在人民的肩膀上取得王位的”，他们应该“挑起人民共同福利的重担”。因此，王位的世袭是没有法理依据的。上帝和人民是国王的上司，国王有义务为他们服务。国王必须无条件地履行义务，若他不这样做，契约便归于无效。他发出了“人民高于君王”的振聋发聩的呼声。 布鲁塔认为：“法律是来自上天的神赐之物，是为完美地治理人类社会服务的”，所以国王必须服从法律，根据法律进行公正的统治。“法律是好君王的灵魂，它赋予他动力、意义和生命。君王是个机体，……遵从灵魂比遵从机体更为合理。法律乃众贤哲之智慧，……要比单独一个人看得更清楚。遵守法律要比遵守一个人的意见好得多。法律本身就是理性和智慧，它不受一切纷乱的干扰，也不为情绪、野心、仇恨或人事的亲疏所动摇。”法律出自于人民而非出自于国王；所以，法律只有得到人民代表的同意才能加以更改。 布鲁塔强调人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利。这种权利首先来自于自然法，因为自然法教导人民保存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反抗一切伤害和暴力压迫；而暴君恰恰践踏了自然法所保护的人民的天然权利。其次，反抗权也是各种民法实质所规定的。任何人违反法律，人民有权抵抗。“自然法、国家法、民法要求我们拿起武器反抗暴君，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劝说我们不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一种对强权的誓言、契约和义务（无论是公共和私人的）可正当的限制我们；由此可见，最一般的个人都可抵抗或合法地反对这种侵害人或暴君。”布鲁塔指出：对暴力篡权的暴君，任何人都可以反抗或杀掉他；对原本合法而后来腐化堕落的暴君，反抗的权利属于全体人民，由人民的代表来领导反抗。该书在英国和其它地方多次再版，影响深远。 1579年旅居法国的苏格兰学者乔治.布坎兰出版了他的《论苏格兰的统治法律》，他主张诛杀暴君，无须人民代表和底层官员的领导，人民就可以自动起义反抗暴政。 1581年法国国会在《出亡法》中声明：全人类都知道，国王是由上帝任命来爱抚他的臣民的。当一个国王不履行保护者的职责，压迫臣民，践踏自古以来的自由，他就被视为是暴君而不是国王。因此，各个阶级可以合法地合理地废黜他。 1574年查理九世死去，其弟亨利三世（1574—1589）继位，不久开始了在亨利三世、介斯家的亨利、那瓦尔的亨利之间的“三亨利之战”。1588年亨利三世派人将介斯家的亨利刺死。1589年亨利三世又被人刺杀，瓦洛亚家族绝嗣。按继承顺序该由那瓦尔的亨利继承王位。为了取得王位，亨利于1593年宣布放弃新教，改信天主教，1594年进入巴黎，继承王位，为亨利四世（1589—1610），开始了波旁王朝（1589～1792）的统治。 1594年宗教战争结束。1598年法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为国教，同时允许信仰自由，新教与天主教权利平等，并允许新教徒出任公职等。“南特敕令”是基督教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1625年，胡格诺派的贵族联络英国，在拉罗舍尔举兵叛乱，1628年叛乱被平定。1629年允许胡格诺派信仰自由，其政治军事特权被剥夺。 3．专制危机 专制时期君主的征税权虽强于此前的国王们，但仍受各种形式的制约，主要是来自地方村镇居民的抗税运动。1624年至1648年间每个省份年年都有一起或几起城乡骚乱或暴动发生，一般都是为了抗税。1624年，路易下令撤消凯尔西三级议会对地区人头税的支配权，凯尔西各村镇居民手执武器，抗拒王命。1630年，因废除勃艮第三级议会，导致了“第戎暴动”和埃克斯、普瓦提埃的城镇起义。两年后，里昂丝织工人抗议政府提高出口税。1636～1637年，昂古姆瓦、森通热、普瓦图和佩里戈尔等地爆发农民运动，反对政府增加人头税和葡萄酒销售税。1638～1639年，被称为“赤足汉”的反对苛捐杂税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席卷下诺曼底，等等。在大规模地区性冲突的同时，法国广大地区的小型抗税斗争也时有发生。 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把绝对君主制度推到顶峰。1648年4月宫廷颁发敕令，停发4年各地高等法院法官的俸禄。5月，巴黎高等法院联合各地法院通过决议，以整肃政府弊端为名，提出27条建议，要求国王撤回派往各地的监督官，国王如要公布新税和其它财政法令时，须由法院审查登记，废除人头税和包税制，惩办贪官污吏与不法银行家，未经宣布罪状不得任意捕人，被捕者需在24小时内交法庭审讯。这些要求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愿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8月26日，马扎然下令逮捕高等法院中倡议运动的领袖布鲁瑟尔等3人，激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这一事件便成为1648—1652年反王权“福隆德运动”(又称投石党运动)的导火线。8月26日夜，巴黎爆发了人民的武装起义。起义者一夜之间就筑起了1260个街垒，因此，历史上称这个日子为“街垒日”。1649年1月5日，法王与廷臣逃往圣日耳曼，而后派孔德亲王调兵围攻巴黎。3月11日，巴黎高等法院与马扎然签订和约，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结束。1650年，又爆发了投石党运动，因为这次运动是由孔德亲王领导的，故又称“亲王福隆德运动”。由于孔德亲王谋取马扎然的职位未成，便联合对宫廷不满的亲王、显贵们,密谋推翻马扎然政府。1650年1月，马扎然拘捕了孔德，亲王的拥护者们便在外省暴动，教士也与贵族联合，对抗宫廷，声援亲王。孔德亲王获释后，同西班牙结盟并与国王军队展开激战，太后、国王和马扎然再次逃离首都，一时政局大乱。该运动坚持了两年，到1653年被平息。 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后，加强专制统治，宣称“朕即国家”，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路易十四宣布教士会议必须听命于国王，各大臣未经国王同意不得发出任何政令。三级会议自1614年以后一直没有召集过，直到1789年。但由于地方和贵族的压力，路易十四允许一些边远的和较晚并入法国的省份继续保留三级会议并发挥一定作用，如布列塔尼、普罗旺斯、勃艮第、多菲内等省。这些省三级会议定期召开，有一定政治和行政权限，其中最主要的是表决税收。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从前的初等法院已经全面衰落，只有巴黎高等法院和12个省级高等法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挥作用。 1665年又宣布，高等法院和地方高等法院不得讨论和表决国王的敕令。1665年，巴黎高等法院召集会议，准备讨论国王的一项敕令。按传统，高等法院有权通过这种方式制约国王的权力。此时，身着猎装、高统靴，手执马鞭的路易十四突然进入巴黎议会厅，对议员说：“你们的集会所带来的不幸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命令你们解散这次集合讨论诏令的会议。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此种会议，并禁止你们任何一人提出此项要求。” 巴黎高等法院以“注册权”和“谏诤权”对国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根据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按照国王意志发出的法律只有经高等法院“注册”之后方能生效。如果高等法院拒绝注册，就根据“谏诤权”解释其拒绝的理由。对于遭到拒绝的法律，国王可以通过隆重会议或“御临法院”等形式强行注册。1673年1月路易十四撕碎了最高法院谏议书并亲临该院，宣布“朕即国家”，废除了这一制度，从此进入到专制鼎盛时期。 路易十四无情地镇压一切王权反对派和人民起义。如果有人污辱了“陛下”，就要被判服苦役甚至处死。只要在有国王签字的“密札”上填写上要逮捕的人的名字，无须任何罪名，就可以予以逮捕，并无限期地关押在巴士底皇家监狱里。 路易十四还将宗教视为专制王权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他要求每个臣民都必须信奉天主教，禁止教育机构传播新教教义，并将天主教定为法国的国教，鼓励军队和天主教僧侣毁坏胡格诺教徒的教堂，强迫新教徒皈依旧教。他于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加强了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胡格诺教徒大都属于工业家、金融家和能工巧匠阶层。逃离法国的新教徒有20多万，加上被杀和被判苦役，受害人高达1百多万，导致胡格诺派被灭。法国因此而损失了大量技术人员，流失了巨额资金，也导致信奉新教的国家联合起来与法国对抗。胡格诺派是法国国民中最坚强、最有德性的一群人；他们被灭，代表法国最后一道抵御邪恶的防线也消失了。1789年由信奉新教的工商阶层点燃的革命烈火；天主教会被取缔。 法国专制君主嗜战成癖。路易十四在亲政的54年间居然打了32年的仗，1667～1668年同尼德兰进行战争。1701～1714年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打了13年之久，法国的财政赤字竟高达25亿锂。以一个法国对峙整个欧洲，极大地加重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加之1662年、1693—1694年、1709—1710年法国接连发生3次饥荒，致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人民起义不断发生，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1702年在兰格多克省的塞汶山区爆发的由农民和胡格诺教徒为主要力量的“卡米扎尔”起义，起义者人数达2000余人。他们反对政府迫害胡格诺教徒，反对苛捐杂税。直到1705年，起义才被镇压。 路易十五继承着他的先辈们奢侈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他的赤裸裸惊世名言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路易十五拥有3000匹马，217部马车，150个穿着丝绒、佩戴着金饰的随身侍从，以及30位医生。王室在1751年一年中的花费共达6800万银币——几乎占了政府总收入的1/4。 路易十五又挑起波兰王位继承战（1733～1735）、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以及对英国和普鲁士的七年战争（1756～1763），特别是同英、德的战争，法国遭到惨败，被英国赶出北美和印度。法国国家支出超过收入的二、三倍，货币贬值，民穷财尽。结果，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势力都被英国逐出，大大萎缩了海外财源，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 1748年，在沉重的战争开支的压力下，财政总监马肖.达努维尔再次试图进行财政改革,创立了1/20税。规定：凡是有财产收入的人都要按收入纳税。巴黎高等法院、各省法院、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教会大为哗然。巴黎法院则裁定新税不符合宪法；而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和其他有三级会议的省份以及教会也都表示激烈的反对。经过几年较量，终以路易十五的妥协而告终：他放弃了对达努维尔的支持，保留了免收教会全部捐税的特权。 1764年布列塔尼的三级会议抗议捐税过重，省长埃吉永站在政府一边，严厉指责布列塔尼三级会议，并取消了与其持同样观点的雷恩高等法院的特权。但路易十五最后还是在特权阶层的压力下让步了，他将埃吉永召回凡尔赛，恢复了雷恩高等法院的特权。 1756～1763的七年战争使法国损失惨重，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征收赋税，而这样就势必会重新面临贵族和高等法院的反抗。路易十五首先拿巴黎高等法院开刀：1766年3月3日，他在高等法院宣称：“我本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立法权都属于我自己，我不依赖别人也不与他人分享，我是整个国家秩序的中心。民族的权利与利益和我本人的权利与利益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只能掌握在我的手中”。接着，又在1768年任命莫普为财政总监，莫普于1770年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了《规章与纪律敕令》，根据这一敕令，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必须绝对效忠于国王，巴黎高等法院的4个庭再也不能召开联席会议了，它们无权过问政治，无权与外省高等法院联系。为保证这一敕令的顺利执行，路易十五亲临法院，强迫法官们登记敕令。法官们以拒绝工作来回答国王的敕令。于是，莫普对不服从敕令的法官予以解职，同时解散巴黎高等法院，另成立高等法庭。法庭成员由国王任命并发给薪俸，终身任职，他们只履行司法职责，无权裁定政府颁行的法令是否合乎宪法。路易十五死后，莫普立即被免职，其所有改革措施都归于夭折。老百姓负担日益沉重。 路易十五在位的60年与人民的反抗相始终。每年有成百的小册子、海报和讽刺歌谣批评他，大都是匿名抗议。有本小册子写道：“路易，如果你曾是我们爱戴的对象，那是因为你的恶德还没被我们所知晓。在这王国里，因为你的缘故，人民不断减少，人民都牺牲在你们这些江湖郎中手里，如果还有法国人存在着，那也是因为需要有人来恨你。”农民骚动、工人罢工及市民的暴动愈来愈频繁了。1725年法国各城市和巴黎圣安东区发生了人民暴动；1744年里昂丝织工人举行罢工；1747～1748年西南各省发生了灾荒，农民大批逃亡，爆发了农民起义；1749～1750年巴黎发生了骚乱，后来发展为人民与军队之间的流血巷战。1757年1月5日，正在凡尔赛的一条街道上策马行驶的国王，遭到行刺，凶手达米内行刺后，伫立一旁，束手就擒。路易吩咐：“把他关起来，但不准任何人伤害他。”行刺者声称：“我无意杀死国王……，我只是希望神会触动国王的心，使得他能把一切恢复旧观。” 1766年由于收获不足与粮价上涨，巴黎与第戎等地区发生了“面粉战争”，政府被迫调兵镇压。1752～1768年，诺曼底爆发了6次农民起义。50～60年代，内维尔工人经常举行罢工。 4．大革命的爆发 早在亨利四世时代，就建立了卖官鬻爵制度，路易十三以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官鬻爵收入构成王国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源，例如，1600～1654年为710万锂，占中央财政正常收入（包括包税收入、军役税收入、杂税收入和鬻官收入）8.7%，此后逐渐上升，1610～1614年为1450万锂，占14.5%，1615～1619年为2530万锂，占20.7%，1620～1624年为7530万锂，占46.6%，1630～1634年为1.296亿锂，占55.3%。以后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一直在中央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鬻官制的特点是，它不像包税制那样，可以规定包税人权利的固定年限，官职一旦被售出，如果政府不付还当初买官的捐款，就无权将之收回，所以这是一次性的交易。如果就此罢休，鬻官的财源将被切断，如果继续实行，政府就必须炮制出无数个新的职位来。其后果就是官僚机构空前庞大，冗官冗职充斥全国，形成庞大无比的、无限发展的政府。16世纪前期，法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行政、司法、和军队官员的总数2.5万人，到17世纪达到5万人。一个世纪中，官员总数就增长了100%，这种惊人的速度恐怕是同期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些买官者与旧贵族享有同等的免税特权，政府在所征税额不断增加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却在不断下降，成为政府日后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 路易十四的重臣柯尔伯（1619～1683）在17世纪60年代作过估算，政府要想赎回全部已售出的官职，将需要4.196亿锂的资金。可是，在17世纪上半期50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1亿锂的只有9年。所以王国政府是根本无力对鬻官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其次，法国的旧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贵族政权，国王为了削弱和分化贵族阶层的权力，向封建贵族和教士作出妥协，给了向贵族和教士以免税特权。更严重的是，一些资产者向政府购买官职，获得官职以后，他们便拥有赋税的豁免权，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也就不断地发明新的职位出卖，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免税者。这样，在政府的赋税征收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数却不断下降，维持无限政府庞大国家财政需要的税收负担便全部落在第三等级的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了，出现了富人免税而穷人纳税的情况，从而加剧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当人们的赋税负担与他人不能平等，不能充分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时候，必然对这个制度产生仇恨。 为了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政府极力加大直接税的征收力度，税额每年都在增加，而纳税人事先毫不知情。“军役税和附带的许多捐税的总额，及其在各省的摊派额，都由御前会议每年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直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却是先听不到任何风声”；由于“税额不断变化，乃至种田人前一年无法料知下一年应付多少。” 从中世纪起，法国的财政、赋税工作是由一系列机构管理的，市政府、教会、地主和包税商等，非常分散。他们负责收税，同时监督国王的垄断事业，并收取利息，借此分得一份收入。间接税就是主要通过包税商征收的，包税商在征收的同时也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松懈的和杂乱无章的组织天生就是腐败的，纳税人的钱大部分落入私人之手”，进入国库的税款比纳税人实际交的税款少得多，形成“代价高而效率低”的格局。 按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形成了封建等级结构，可以把2600多万法国人分为三个等级，即作为特权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以及包括其余所有人口的第三等级。 教士属于第一等级，约12万人，占总人口的0.5%。天主教会拥有全国土地的1/5到1/6。其收入除了教会地产所得(年平均在1亿里弗尔上下)以及接受教徒馈赠之外，主要还有什一税(每年超过1亿里弗尔)。高级教士由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等组成，几乎都出身于宫廷贵族阶层，他们的平均年收入约数万里弗尔，高的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里弗尔。低级教士包括本堂神甫以下的神职人员，一般出身低下，平均年收入约数百里弗尔，其中少数人亦可达数千里弗尔。教士作为第一等级，享有免税特权，并且受到国家政权和教徒的尊重。天主教是法国专制王权的强大精神支柱。低级教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革除教会的积弊，憎恶教会上层的腐化，同情被压迫群众的疾苦，故倾向于革命。 贵族为第二等级，约40万人，占总人口的1.5%。全国大约1/5到1/6的土地属于贵族。除了地产所得之外，他们还担任官职和在宫廷服务，这样可以获得年俸和赏赐。少数上层贵族(公爵等)年平均收入达百万里弗尔之巨，奥尔良公爵在革命前夕年收入竟高达1000万里弗尔，一般大臣的年俸也有10万～30万里弗尔。也有许多贵族已破落不堪，甚至负债累累。据说布列塔尼地区某地有1/3的贵族已穷到几乎像乞丐。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从中也游离出一批倾向于革命的杰出人物。 第三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占总人口的98%。第三等级职业构成极为多样，经济地位也相差悬殊，大致上可划分为资产者、城市平民、农民三类。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特权，处于被统治地位，几乎承担国家税务的全部重负，只有工作的义务；而教士、贵族阶层享有免税等特权，阻止国王为废除特权制度所做的努力。资产者的人口约25万，又可区分为食利资产者和实业资产者。食利资产者依靠投资放债的利息或收取地租为生，属于他们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数的1/6。实业资产者由从事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实业家构成，包税人是其中获利最多、最为富有的部分。城市平民包括小业主、小商贩、行会师傅、手工工场主和手工业工人、帮工、学徒、雇工等，总人数大约200多万。农民人数在2000万以上，占总人口80%左右，而所占有的土地却只占土地总数的35%左右；贵族、教士和国王却占有了法国土地55%。革命前法国农民基本上获得了人身自由，只是在东部和中部的若干地区还残留大约100万名农奴。农民必须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军役税、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杂税。由于1720—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远远落后，税收负担特别繁重。据杜尔哥在1766年计算，在利穆赞这样的贫穷地区，一个家庭在各种税负之余，每年只剩下125～150里弗尔供生活，难以糊口。 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对繁苛赋税下挣扎的农民处境作了生动的描述：“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邻近的地产主”，“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可是那同一帮人跳了出来，把它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的粮食。回到家中，……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给这帮人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不能赎取，也不受时效约束。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乱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而当他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入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 残酷的徭役征发使得农民雪上加霜，导致其普遍走向贫困化。在饥馑年代，由农村跑进城市的乞丐成群结队，而政府却以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想一举扫除法国的行乞现象。“在总督们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残酷。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据说这样被捕的乞丐达5万人。身强力壮的乞丐被押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这是农民最终支持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1774年路易十五去世，他的20岁的孙子继承王位，是为路易十六。1774年～1783年间，路易十六派军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为此支付了20亿里弗尔军费。 法国国王把贵族们尽可能地笼络到身边，让他们成为弄臣。大革命前夕，“凡尔赛宫内常有一万七八千名贵族廷臣，其中469名专侍王后，274名侍奉王弟，国王的伯母有200多名随从，连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儿也有80名贵族侍候”，养活这些人的金钱，也是全部来自王国政府财政。“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够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1亿。”路易十六数年内给予王族和近臣的赏赐，总量达到了4030万里弗尔。 1789年左右，国债已接近50亿里弗，王国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其价值大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到英国国家债务的50%，可由于这个国家的两个特权阶级是免税的，法国财政“不能承受这一负担”。更严重的是，政府的巨大支出是依靠大量借债来维持的，债务利息高达8.5—10%，比英国政府借款利息高出一倍。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国政府又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政府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 路易十六舍没有财政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未能进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财政看作是纯技术问题，进行的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对于解救危机无济于事，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 面对财政危机，他一直尝试进行改革，先后起用4任主要的财政总监。1774年～1776年任财政总监的是重农学派领袖人物、《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的杜尔哥，他上任后撤销国内关卡，取缔行会和商业公会，废止酒类专卖制，允许自由买卖，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以产业额为计税依据的道路税，并规定所有等级一律照章纳税。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贵族们向刚刚继位的路易十六施加压力，要求马上恢复巴黎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法院。路易十六很怕在统治伊始就被人们叫做“专制君主”，于是恢复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余家高等法院。这些机构中云集着拥有特权的“穿袍贵族”，他们极力抵制杜尔哥改革并通过王后对国王施加影响，迫使路易十六于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职务。 1777年～1781年，新教徒、著名的瑞士银行家内克尔被授权主管财政，却没有“财政总监”的头衔。他在上台之初利用其银行家的声望到处借款，成功地筹措到了几笔巨款，初步稳定了他的位置。他取消了杜尔哥的改革，只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施，即紧缩开支，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削减显贵年金，压缩了王室的财政开支、削减了军役税和盐税。这些措施迅速地遭到了贵族们的猛烈攻击。1781年，内克公布了关于政府预算情况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该报告向社会透露了国王赏赐钱和恩给金的巨大数额，使得王室和领取大量年金的显贵们再也无法容忍，内克被迫辞职。财政报告书披露的内容和内克因此被革职的事件震惊了社会公众，对宫廷的不满情绪开始上升。 内克的继任者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推荐的、于1783年任职的卡隆（Calonne 1783～1787）。卡隆为了笼络王公贵族，在上台初期一度采取了与内克完全相反的政策，曾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企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的威望。但与此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开挖运河、建筑港口、修建道路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但收效并不明显。1786年，“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400到500万法郎。8月，迫于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卡隆向路易十六提交了一份财政改革方案，要求以土地税代替人头税和什一税，一切土地所有者依其收入多寡按比例缴纳，短期国债的偿还期由10年延长至20年，废除国内一切关卡，取消各领地的关税，延长对盐和烟草的专卖权等，同时政府将每年削减财政支出2000万锂。卡隆认识到，如果将这个改革方案直接交由巴黎高等法院审批，势必招致特权阶层的否决，于是，他向路易十六建议召开“显贵会议”来裁决。1787年2月，显贵会议召开，这是160年来的第一次，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4人，贵族和教士代表占绝对优势，来自第三等级的代表不足30人。这些由国王指定的“显贵”们对这份财政改革方案发起了猛烈攻击，而且反对意见也各不相同。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卡隆于1787年4月辞职。 无奈之下，路易十六又将希望寄托在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身上。布里埃纳是“显贵会议”成员，也是卡隆方案的积极反对者。法国著名文学家勒费弗尔称之为“无能的笨蛋”。这位“笨蛋”在一筹莫展之下转而又赞同起自己刚刚反对过的卡隆改革方案，执意增加新税，并要求特权等级也要纳税，“显贵会议”拒绝了向特权者课税的方案，并声称：只有全国三级会议才有权决定财政改革政策和开征新税。1787年5月，忍无可忍的路易十六解散了“显贵会议”。布里埃纳将卡隆改革方案稍作修补之后，明知不可为而将它交给巴黎高等法院审定。结果巴黎高等法院拒绝登记，反而于7月13日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应当如何向国王纳税。多菲内省的各等级在维齐耶城举行的大会上、僧侣在巴黎举行的大会上也都提出了这种要求。各省各等级为三级会议的召开作了精神准备，那些显贵人物是三级会议的先驱者。为迫使巴黎高等法院接受布里埃纳方案，路易十六曾两度亲临法院施加压力，但法院并不买帐。1787年8月，路易十六将巴黎高等法院赶到了东部城市特鲁瓦，但只一个月之后，他又迫于舆论压力将之召回。国王在1787 年12 月18 日答应了五年之内召开三级会议。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民族权利和君主根本法》，声称国民应当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路易十六盛怒之下把两名法官投入监狱，法院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巴黎市议会否定了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全国各地的骚动此伏彼起，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也越发强烈。 连换了4任财政部长都无济于事，路易十六实在是没法可想。1788年7月5日，国王同意自1614年以来从未召开的全国三级会议，以谋求废除专制制度下的贵族免税特权。8月8日规定了1789 年5 月1 日为三级会议开幕日期。此时，布里埃纳辞职，内克又被重新请回来，并被任命为国王的首席顾问。内克上任后筹措到了7500万锂的借款，财政危机有所缓和。这位新复职的大臣，为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举行作了一切安排。 国王的让步似乎使笼罩全国的政治危机暂时解除了，但事实远非如此。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又由于1788年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法国农业出现灾难性的歉收，由此，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1788年6月7日，是格勒诺布尔城的“抛瓦日”，民众纷纷从房顶上、窗口里扔下瓦片，驱赶街上的士兵。1788年～1789年春，法国城乡就爆发了300多起人民起义。最有影响的是巴黎圣安东地区的工人起义，起义者与前来镇压的军队战斗了两天。此后，经济危机、财政危机愈演愈烈，各省的人民起义和暴动也此起彼伏，预示着革命风暴的到来。 1788年7月21日，多菲内省的三级会议未经国王批准而突然在维齐伊城堡自行召开。参加此会的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增加了1倍，表决不按等级而是按人头计算。这可以说是1789年5月全国三级会议的预演。这次会议发表声明说，改革必须由三级会议事先通过、一切代表应由选举产生、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按人而不是按等级投票。这项声明迅速传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789年春，法国全国开始举行三级会议的选举，路易十六为了缓和人民情绪和拉拢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宣布将第三等级中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600名）。 选举代表期间，各地人民群情激愤，撰写了大量的陈情书。陈情书的内容大多是要求制定宪法，废除封建特权和大土地所有权，保护私有财产，实现工商业自由，归还公社土地等。许多小册子在各地流传，人们在咖啡馆和俱乐部高谈阔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自由贵族米拉波所撰《对普罗旺斯人的呼吁》、罗伯斯庇尔写的《对阿图瓦人的呼吁》以及修道院长伊曼纽.约瑟夫.西哀耶斯所写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尚福尔曾写过这样的诗句：“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东西。它有什么？一无所有。”西哀耶斯加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并转化成三个问题，立刻成为半数法国人正在问的问题：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东西。到目前为止，在政治等级上，它得到了什么？一无所有。“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 西哀耶斯在政治学上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新原则，那就是第三等级就是整个国家。他指出，在法国2600万生命中，至少有2500万属于第三等级，事实上，第三等级就是整个国家。假使在三级会议中，其它等级拒绝与它同席，“第三等级必须自己单独组成国民议会”，“第三等级无一例外地代表全体国民议事和表决”。为了使第三等级能够夺取整个国家，西哀耶斯提出一套系统的国民代议制理论和宪法理论。他认为，法律要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的安全，法律来源于国民的意志，那么，国民永远是宪法的主人。西哀耶斯的政治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动员作用，为第三等级和将要到来的大革命提供了最锐利和勇猛的武器。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参加会议的第一等级的代表291人，第二等级的代表270人，第三等级的代表578人。国王致简短的开幕词，其内容只能归纳为一条，第三等级要出更多的钱，不许进行任何改革。各个等级只能按传统的方式开会，每个等级只能有一票表决权。财政大臣内克的主题报告则是国王“指示”的详尽而冗长的注释，由于内容太多，声嘶力竭的内克中途不得不让人代读。人们说，原本希望内克能够在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创见，“但看到的却是一个只会念账单的会计”。第二天，会议展开了分组讨论。热情高涨的市民挤进会场，发表自己的看法。第三等级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专制机构。如果继续实行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并按等级投票，税收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第三等级一致拒绝这种分开方式的会议，提出三个等级必须在一起开会，投票时应以人数计票；而贵族们却按君主的要求，想以每一等级一票的方式投票，以削弱第三等级的影响。贵族的内部有倾向于平民的反对派，僧侣中的大多数倾向于平民。这种情况使主教们在5 月13 日自愿充当调停人。调停没有效果的。5月28日，第三等级决定宣布自己是代表全国的议会，以和平的上帝和公众的利益的名义，邀请僧侣们同他们联合。宫廷方面为这一行动所震惊，出面干涉，使会议复会。他们派出了一批调停人，其任务是调解三个等级之间的纠纷。为此，会议陷入僵局达一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巴黎市民成群结队的来到凡尔赛，聚集在会议大厅的回廊里，表示对第三等级的热烈支持。 6月10日，不能再等的第三等级代表派了一个委员会到贵族和教士中去，再度邀请他们参加会议，并宣称，如果还采取这种分庭开会的方式，第三等级将不顾及他们而继续国家的立法。部分贵族和僧侣为这一民主的潮流所感动，大约有超过半数的僧侣代表和1/5的贵族代表加入第三等级的会议。第三等级选举贝利为主席，并自组为代表团及立法机关。根据西哀耶斯的提议，第三等级于6月17日宣布：第三等级举行的会议改称为“国民会议”，选举巴伊为议长。国民议会宣布立法权不可分，从而把特权等级置于自己的统领之下。 国民议会诞生后，便通过了偿还国债、国民议会的法案任何人无权否认等决议。国民议会宣布：“所有各类赋税与奉献，凡未经议会正式明确批准者，在全国各省概予停止”。国王无权决定税收，只有议会可决定税收，就这样，国王与国民议会的矛盾激化了。矛盾焦点是什么呢？就是谁在税收上说了算。国王认为，只有国王和贵族才能决定税收；而第三等级认为，只有纳税人才有权决定税收。这是一场纳税人的维护权利的斗争。 路易和贵族会议也在商量。国王感觉到，他的王位还是建立在贵族与教会之上的，于是决定对抗国民会议。6月20日这一天，当第三等级的代表来到自己会场的门前时，却发现门被锁住了，里面盘踞的是工人。原来是路易十六下令封闭会场大门。这时候，一个著名的医生吉约坦博士大声说：“让我们到网球场去！”他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了。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只好转移到网球场上开会。网球场建于1686年，是专供路易十六和王太子打球的场所。在门楣的上方，雕刻着一个象征国王权力的太阳。那天，将近600名第三等级的代表涌进了这个网球场。在会上，在巴伊的带领下，代表们激动地宣誓“永不脱离国民议会，将在形势需要的任何地方召开会议，直到宪法的制定并在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巩固。”这就是法国史上著名的“网球场宣誓。”6月22日国民议会因网球场被封迁移到圣路易教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僧侣的大多数，在一场最富于爱国精神的迁移过程中，加入了国民议会。 6月23日军队终于开来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把三级会议会场团团围住；大门只给代表们开放，其他人不准进出。国王由大批人马簇拥着威严十足地出现在会场上。这时，一反常态，迎接他的是一片黯然的沉寂。他用一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发表演说，他谴责国民议会的行动，认为这只是第三等级的行动，他撤销议会的全部决定，命令保留三个等级，强迫执行一些改革措施，但又加以种种限制，严令三级会议必须接受，否则解散议会；他威胁说如果他再遇到国民议会的反抗，王国就要采取断然处置。然后，路易十六离开会场，命令代表们散会。僧侣和贵族们遵命离去，平民代表则屹然不动，保持沉默，怒形于色，不愿离开座位。这种情景经历了一些时间，忽然米拉波打破沉寂，说道：“诸位先生们，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职责；二千五百万国民只能从我们得到希望，得到幸福，因为幸福应当为所有的人所同意，由所有的人来给与，被所有的人所接受。但是现在你们讨论的自由被束缚了；有一支军队驻扎在议会周围了！……我请求你们大家保持你们的尊严，保持你们的立法权，以此来信守你们庄严的誓约；非待宪法制定完成，你们不能离开这里。”大司仪官看到国民议会不散会，重申了国王的命令。米拉波叫道：“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受命于人民，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走。”西哀耶斯镇定地补充道：“你们昨天怎么样，今天就怎么样，大家讨论吧！”整个国民议会充满了豪情和信心，开始了讨论。根据卡睦的提议，议会坚决维持所有的决议，同时，根据米拉波的提议，议会决定，议员有不受侵犯之权。在这一天，王室的权威丧失了。法律的创议权和道义的力量由王室转移到国民议会一边。 过了几天，贵族代表中有47人，其中有奥尔良公爵也来参加国民议会，宫廷方面终于被迫要求贵族的大多数和僧侣的大多数终止业已无济于事的分裂。6 月27 日，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讨论；三个等级之分在法律上不复存在，事实上也已消失。他们原来即使在共同集会的会议厅里也是分开来坐的，现在终于混合在一起了；在全国人民的权威面前，宫廷贵族的专横跋扈的威风也被一扫而光了。 路易十六的顾问们决定使用刺刀。由于当时巴黎驻军同情第三等级，国王只好从外省调兵。7月1日，国王召集了10支联队到巴黎，多数是日耳曼人和瑞士人，6000名军队在布罗伊元帅的带领下，占据了凡尔赛；10000人则在贝森瓦男爵的率领下，攻下了巴黎附近的一些据点。一时众议纷纭，人心浮动；国民议会想要劝导国王，要求他把军队调走。7月8日，根据米拉波的提议，议会上书国王，措词恭敬而语意坚决。路易十六诡称派兵是为了防止骚乱，保护议会；他还示意议会迁移到诺雍或苏瓦松，这就是说，把它置于两支军队之间，使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7月上旬，镇压军队陆续开到，路易十六露出了真面目。7月11日，路易十六免去被再起用的内克的财政总监的职务，内克的政策受到了第三等级的支持。路易十六又立即任命德.布勒杜伊为财政总监。布勒杜伊一上台，便扬言：只要国王需要，烧毁整个巴黎也在所不惜。这一切说明路易十六镇压制宪议会的决心已经下定。 7 月12 日下午四时左右，巴黎的人得悉内克尔被罢官并已离境流放国外。全城震动，到处都聚集着一些人，有一万多人涌到罗亚尔宫区，由于听到这个消息而表示愤慨，准备有所行动，但又不知如何着手。有个名叫卡米尔.德穆兰的非常勇敢的青年，他是人群中经常演说的一个。他跳上桌子，拿着手枪，喊道：“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迟延了，内克尔被免职，这是一次警钟，要发生屠杀爱国者的圣巴泰勒米日（指1572 年8 月24 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屠杀新教徒）事件了！今天晚上，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要从练兵场里开出来杀我们！我们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人群用欢呼声支持他，他提议加戴帽徽，以便于互相识别和自卫。“你们要绿色还是要红色？绿色表示希望，红色表示辛辛纳杜斯的自由秩序。”人群回答道：“要绿色！要绿色！”那演说家走下桌子，在自己帽上贴了一片树叶，大家仿效他；宫苑中的栗子树叶差不多摘光了。这队人闹哄哄地来到了雕刻师居尔蒂斯的住所。人们拿了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雕像——因为传说后者也已被流放——还在半身雕像上加了黑纱，把它抬起。队伍走过圣马丹街、圣德尼街、圣奥诺雷街，越来越壮大，遇到每一个人，都叫他脱帽。一队骑马的巡逻队在街上出现，游行者就让他们当护卫队，这样，一直走到旺多姆广场，人们抬起两个半身像绕着路易十四的铜像转。一队皇家部队开过来，要把游行队伍驱散，但是被一阵石子打得四处奔逃。群众继续行进，来到路易十五广场，但是队伍在这个地方遭受到朗贝斯克亲王的龙骑兵的袭击。一个抬半身像的人和一名近卫军团士兵被打死，人群四处逃散，一位老人被砍伤；人们用椅子抵御，有的人占据土墩；一时群情忿激，在杜伊勒里宫苑，在罗亚尔宫区，在城厢内外，到处是“拿起武器”的喊声。 近卫军团是同情人民的，因此他们被禁闭在营房里。朗贝斯克亲王派了60名龙骑兵监视他们。当他们得知一名同伴被打死时，他们便什么也不听了。他们拿起枪，拆毁棚栏，在营房进口处面对龙骑兵摆开阵势，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回答是“德意志皇家军队。”“你们是第三等级一边的吗？”“谁给我们下命令，我们就是谁的一边。”于是近卫军向对方开了一排枪，打死两人，打伤三人，余者逃走。接着近卫军以进攻步伐，刺刀向前，前进到路易十五广场，停在杜伊勒里宫和田园大街之间的地方，也就是处于民众与官军之间的地方，整整一夜都保持着这个阵地。练兵场的士兵立刻奉命前进，等到他们到达田园大街，就遭到近卫军开枪射击。上级要他们战斗，他们不服从，“小个子瑞士兵”首先抗命，其他士兵跟着，军官们无可奈何，只得下令撤退，倒退到夏洛宫的大门口，从那儿很快又回到练兵场去。近卫军团的反叛以及首都外籍军队的抗命，使宫廷方面的计划遭到挫败。 那天晚上，人民涌到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分区集合，武装公民。几位选举人到市政厅开会，由他们掌握大权。当时人声鼎沸，乱到极点，每个人都很激动。但在善良的公民之外，也有一些可疑分子，他们把起义当作制造混乱和趁火打劫的借口。政府雇用的公共工程工人中，大部分是没有固定住所的流浪者。他们烧毁城门，在街上横冲直撞，抢了几家店铺；被称为强盗的就是这伙人。7 月12 日到13 日的一夜是在乱哄哄和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从7 月13 日早上起，公民们就到市政厅去；人们把市政厅和所有教堂的警钟都敲响；鼓手们走遍大街小巷召集公民开会。人们在公共广场集合；纷纷组成了以罗亚尔宫区志愿兵、杜伊勒里宫区志愿兵、巴索什区志愿兵、阿格布斯区志愿兵命名的国民自卫军。各区分别集会；每区选出二百人担任该区的警卫。唯独武器缺乏；于是到处搜罗，把凡有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都找了；人们把军械修造厂和磨刀铺里的武器拿走，开给一纸收据。原三级会议的选举人会议代表借起义之声势，迫使原巴黎市政府同他们组成新的市政机构——常设委员会。广场上不时地聚集了许多人，总是喊着同一个口号：“我们要武器！”人们决定，在未发生新的情况以前，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人数为四万八千人。号召全体公民报名参军；每个区设一个营，每个营有自己的首领；人们请奥蒙公爵担任这支国民军的指挥官，公爵要求二十四小时以后答复。答复之前，先任命拉萨尔侯爵为第二司令官。绿色徽章改为红蓝两色徽章，后者是城徽的颜色。这一切都是在几小时内完成的。各区都对常设委员会所采取的新措施表示拥护。夏特莱区和王宫里的僧侣，医科学校的学生，站岗的士兵以及更起作用的法兰西近卫军士兵，都为国民议会服务。巡逻队开始组成并在街上到处走动。另外一群人打开了佛斯监狱，释放了犯人。深夜，巴黎的大部分地区已控制在起义者的手中。 14日一早，前一天晚上没有找到武器的民众就到委员会来要武器。他们成群结队涌向荣誉军人院，因为那里有一个大武器库。他们对驻扎在练兵场的军队毫无惧怕，尽管院长松伯勒伊苦苦劝阻，他们还是闯进荣誉军人院，找到了二万八千枝藏在地窖里的步枪，他们把这些枪枝全部拿走，还拿了刀、剑、大炮，然后欢喜若狂地把它们都运走了。大炮装在城厢入口处、杜伊勒里宫、塞纳河岸和几座桥上，用以保卫首都，防御官军的随时入侵。 就在这一天上午，人们发出警报说驻在圣德尼区的军团已经出发，巴士底狱的大炮正在对准圣安东街。自上午9时至下午2时，巴黎全城只有一个口号：到巴士底狱去！到巴士底狱！从各区来的一队队民兵扛着步枪、长矛、大刀向巴斯底狱进发。巴士底狱座落在圣安东工人区的出口，里边关有大批的政治犯，监狱塔楼上架设的大炮，对准了市区。不知从何时起，这座100尺高，有30尺厚的墙，有75尺宽的壕沟的堡垒，已成为封建专制的象征。在人民心中，它相当于1000所监狱。常设委员会派人到巴士底狱，要求监狱官撤除大炮，遭拒绝。当群众发现一队龙骑兵悄悄开进巴士底狱时，便开始了进攻。下午1点钟，18个人先爬墙，跳进巴士底的前庭，然后，放下了吊桥，数百人越过了壕沟。战斗开始了！监狱内的守卫负隅顽抗，激起起义群众的更大愤怒。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巴士底狱被占领，98名起义者和1名士兵死亡。至此，起义群众控制了巴黎整个市区。 7月15日，巴黎自治政府成立，巴伊当选为巴黎市长；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的自由派贵族拉法叶特成为“国民自卫军”的司令。管国王服装的利昂古尔公爵利用接近国王的机会在夜里把法兰西近卫军团叛变和巴斯底狱被攻陷的消息告诉了国王。国王的顾问们一直把他蒙在鼓里，这时他听到这消息就惊奇地说：“是一场叛乱吗？”利昂古尔公爵回答：“不，陛下，是一场革命。”路易十六看到大势已去，被迫下令撤军，承认制宪议会，国王走进国民议会，宣布：军队已撤出凡尔赛和巴黎。他的解散制宪议会的阴谋彻底破产了。7月16日，激昂的群众用鹤嘴锄和枪炮扫平了巴士底狱。7月17日，国王来到巴黎市政厅，从新市长巴伊手里接受了蓝白红色帽徽(红蓝二色代表巴黎市，白色代表波旁王室)，表示批准新官吏的任命。这一行动象征他已承认了新政权、承认了这场革命。巴士底狱的被攻陷，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为了纪念这一光荣的日子，法国人民把7月14日作为法国的国庆日。 5．博爱之夜 巴黎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回应。在整个7月下旬，各省的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浪潮。他们手持武器冲进了领主的城堡，烧毁了贵族的庄园和一切地契和征收捐税合法的契据，夺取了土地和森林，这就是法国史上著名的“1789年大恐慌”。在各个城市里，市民纷纷仿效巴黎革命，捣毁了一切旧政权的市政机构，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和国民自卫军。这一事件，史称“市政革命”。法国的专制政权陷入了瓦解的状态。 农民的革命行动也触犯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也是地产主，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捐税。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与原先的敌人贵族结盟共同镇压“失去理智”的农民。在马扎地区，26名暴动农民在一场最终败于城市民团的激战后，受到了一个临时法庭的审判，统统被处以绞刑。1789年8月3日，调查委员会向议会报告了农民暴动的情况，提议实行镇压。8月4日晚，制宪议会继续开会，讨论对策。会议认为，镇压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故倾向于让步。自由派贵族诺阿耶.埃吉永子爵提议，为使农民放下武器，应无偿废除人身劳役，允许赎买封建权利，取消一切免税特权。接着，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登上讲坛，慷慨地表示要放弃自己的封建特权，全部废除封建制度。他们声称自己是为了祖国忍受牺牲和为了博爱而放弃自己个人的利益。他们为自己的宽宏大度所感动，互相拥抱，涕泪俱下。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这一夜，法国历史上称之为“奇妙的一夜”——博爱之夜 从8月4日夜至11日，制宪会议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统称为“八月法令”。八月法令的内容主要是宣布取消特权等级的免税权、司法权、教会的什一税等等；至于封建剥削的主要内容，如租赋和年贡，则需农民以地租30倍的价钱赎买。从八月法令的主要内容上看，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与此同时，制宪会议颁布的另一些法令，如取消行会制度和工业法规、粮食自由买卖、废除内陆税卡、统一度量衡和币制，则对于发展资本工商业确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工商资本家的欢迎。 人权宣言的发表 制宪会议从革命爆发后，便委派西哀耶斯等人负责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并于1789年8月26日颁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从字面上看，人权宣言很象《独立宣言》的姊妹篇；托马斯.潘恩先后参加两场革命，拉法耶特援美抗英而毁家纾难，归国后又将巴黎起义中缴获的巴士底狱钥匙回赠华盛顿。这表明：两场革命具有深深的关联。 1789 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人权宣言》，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权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曾说：“这两页纸的《宣言》，其重量大于多个图书馆，也大于拿破仑的所有军队”。《人权宣言》把人权具体化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四种权力，确认了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的原则。《人权宣言》说：“对人权的无知、忘却或者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人权宣言》宣布： “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第1条），“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法语中财产就是私有财产的意思）、安全和反抗压迫”（第2条）；“不论是保护还是处罚，法律对全体公民应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可按他们各自的能力相应地获得一切荣誉、地位和工作，除他们的品德与才能造成的差别外，不应有任何其它差别”（第6条）。“未经法律规定，不按法律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7条）；“一切公民都有言论、著作、出版的自由”（第11条）；“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经合法认定的公共利益所需要，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的最小部分在未得其同意之前，不得受到剥夺”（第17条）。宣言赢得了法国贫苦人的欢迎，而且，大多数贵族也乐意接受，虽然他们的封建权利丧失了，但他们的财产却安然无恙。 《人权宣言》的发表，打碎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否定了封建等级制，激发了人民的巨大热情，起到了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反封建斗争的作用。人们高举“人权”的旗帜，给封建特权阶级与封建专制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人权宣言》成为法国大革命彻底性和典型性的重要标志。法国大革命使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由、平等、博爱传遍了全世界。从此，建立保障人权、限制权力的法治社会，就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理念和政治文明诉求。 《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所有主权来源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均不得行使未由国民明确授予的权力”，“所有主权来源于国民”具有特殊的意义。主权于民，则表示路易十六将不再是法兰西的国王，他的权力将受到宪法的严格限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