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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诚:贫苦盐户出身的元末起义领袖

 悟道参禅学习 2013-10-26

张士诚,字确卿,乳名九四。元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出生于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省大丰县)的一个贫苦的盐民之家。他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领导了江浙海盐民反对元朝统治的武装起义。他领导的起义军纵横江浙一带,建立了革命政权,控制了中国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切断了元朝漕粮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经济上沉重的打击了元朝统治者;他在江浙地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局限性,在革命后期,他领导的起义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投降了元朝统治者,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工具,最终被朱元璋打败。他究竟是义军领袖,还是“农民军的叛徒”,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十八条扁担起义的盐贩

元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农历七月三十,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的一个穷苦的“亭民”之家。随后,他的三个弟弟士义、士德和士信也相继降生。

泰州,古称海陵,地处苏北咽喉要地,因当地盐业发达,是中国历代盐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到南唐烈祖升元元年(公元937年),统治者将海陵由县升为州,名泰州,取国泰民安之意。

泰州自古就是东南沿海主要的盐产地之一。到了元代,泰州滨海共有三十六处盐场,隶属于两淮盐运使司,张士诚所在的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元朝末年,朝政腐败,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统治者为了填补不断扩大的政府开销和军费支出,大量增发盐引,不断提高盐价,盐业成为国家财政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据史料记载,从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四十年间,盐价上涨了十六倍。 虽然盐价不断提高,但东南沿海的盐民依然生活无着。泰州地处东南沿海,每到盛夏,都会遭遇台风侵袭,海潮倒灌。海水退去,原本千倾良田都变成盐碱地,当地农民苦不堪言。庄稼颗粒无收,盐场附近的老百姓只能在官府运盐的纲船上撑船运盐,依靠卖苦力挣来的一点钱养家过活。“斥卤茫茫草尽枯,灶底无柴空积卤,借贷无门生计疏,十家村落逃之五”,当地流传的一首《盐丁叹》形象地刻画了盐民生存艰难的境况 为了养家糊口,张士诚从十岁开始就跟乡亲们一起,在白驹场的官盐船上“操舟运盐”,依靠卖苦力赚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据史料记载,少年时的张士诚“少有膂力,负气任侠”,不仅身体健壮,而且为人仗义疏财,虽然自己家里经常穷得揭不开锅,可是每当乡亲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渐渐地,张士诚在当地盐民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由于给官家运盐收入微薄,张士诚和几个胆大的同乡一起做起了贩卖私盐的营生。他们在给官府运盐的同时,随身夹带一部分食盐,卖给当地的富户。从周代开始,食盐的生产和经营就一直由官府垄断经营,《周礼·天官》中有记载:“盐人掌盐之政令,供百事之盐”。由于食盐专卖事关国家安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民间私自贩卖食盐的行为都进行严厉打击,到了元朝,相关的法律更为全面。据《元史 刑法志三 食货》记载,元朝对待私盐贩子的惩罚措施是“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白驹场的富户们常常以举报官府相要挟,不仅不给张士诚盐钱,而且对他非打即骂。由于身份低微,而且贩私盐是违法行为,张士诚等人只得忍气吞声。 为了稽查私盐贩子,元朝廷在各处盐场都设置了盐警。白驹场当地有一个盐警名叫邱义,负责监督盐民出工、缉拿私盐贩子。这个邱义不但常常克扣白驹场盐民的劳动所得,而且盐民们每月还要向他上贡,一有疏漏,就对盐民非打即骂。张士诚和盐民们慑于他的淫威,只能暗气暗憋。 元朝末年,各地反抗元朝暴政的武装起义如雨后春笋。至正八年,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在台州发动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率红巾军起义;濠州的郭子兴、孙德崖随后响应。各地农民义军反对元朝统治的斗争节节胜利,这使得张士诚备受鼓舞。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张士诚秘密联络了十七名胆大的盐民,积极筹备武装暴动。事关重大,为了防止秘密泄露,张士诚他们把起义的地点选在了白驹场附近的草堰场。一天夜里,十八名热血盐民在草堰场的北极殿中歃血为盟,抄起挑盐用的扁担,在寒风中悄悄摸进盐警邱义的家中,把这个平日里为害乡邻的恶霸乱棍打死。 随后,十八个人又冲进当地富户家中,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的老百姓,接着一把火把房屋烧了个干净。张士诚等人的举动极大地鼓舞了草堰场附近的盐民,他们纷纷响应张士诚的的号召,投身到反元的起义大军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军就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成为元末反元起义军中的主力军之一。


以少胜多 高邮大捷

起初,元朝的地方官员最初以为张士诚领导的盐民义军不过是乌合之众,因此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然而,张士诚义军的声势不断壮大,攻城陷地,先在丁溪消灭了大土豪刘子仁领导的地方武装,三月底又攻陷了淮东重镇泰州城,这使得元朝统治者不得不重新重视起这支新兴力量,采取武装镇压和招抚并行的措施。 在武力镇压起义军失败后,元朝当局采取怀柔政策,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起义军领袖。泰州失陷后,元淮南行省迫于无奈,派出高邮知府李齐前往泰州招降张士诚。张士诚严辞拒绝了元朝廷的招降,并扣押了李齐。 元朝廷见招降不成,再次派遣地方军队继续围剿起义军。五月,张士诚的义军先后攻占了兴化和高邮两座城池。元朝统治者慌了手脚,二次派遣淮南行省照磨盛昭为特使前往高邮城二度招降,赦免其造反的重罪,并许诺只要张士诚肯投降,就赐予他“水军万户”的官爵。面对高官厚禄,张士诚丝毫不为所动,毅然拒绝了元朝廷的诱降,并扣押了前来招降的使者。此后,元朝廷又多次派兵围剿张士诚,均是伤兵损将,无功而返。

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建立临时政权,国号大周,改元“天祐”,张士诚自称“诚王”。 高邮政权初立,元朝廷又派重兵讨伐张士诚,妄图把新兴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当年二月,元朝廷任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兵攻高邮;同年六月,派遣达识贴睦迩攻张士诚;随后又命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会同达识贴睦迩攻张士诚。张士诚率领起义军民奋起反抗,元朝廷的地方讨伐军以失败告终。张士诚乘胜追击,扩大了盐民义军在江苏地区的疆土,并牢牢控制了运河,扼断了元朝粮食和赋税北运大都的通道。

虽然张士诚的反元斗争有声有色,但其他各地的起义军在元朝正规军和地主武装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原先占领的城池大部分被元朝军队收复。汉水流域的徐寿辉被迫进入山区隐藏;刘福通的红巾军则被元军封锁在河南境内……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斗争暂时进入低潮。

眼见各地义军被镇压下去,而江浙地区又是元朝廷的主要财源,张士诚和他的盐民义军成为元朝统治者的下一个目标。

至正十四年九月,元顺帝钦命右丞相脱脱亲自挂帅征讨张士诚。脱脱是元朝统治者绞杀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将领。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率军攻打徐州芝麻李的红巾军,破城之后,在徐州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红巾军领袖芝麻李罹难。脱脱接到元顺帝的任命后,招集全国各行省的主力军队,并从西域调来大批军队,共计40万人马,号称“百万”,浩浩荡荡杀奔高邮,一路上“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 面对元朝正规军的疯狂进攻,张士诚的起义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几次出兵阻击全部失败,只得退守高邮城,脱脱的元军趁机把高邮团团围住。为了防止附近的起义军救援高邮,脱脱又派兵攻占了六合、盐城和兴化等地,高邮城内的张士诚顿时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城外,脱脱指挥大军夜以继日攻打高邮;城内,张士诚和盐民义军带领高邮百姓拼死抵抗,双方展开了拉锯大战。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高邮城中盐民义军只剩下几千人,粮食越来越少,弓箭等守城的器械使用殆尽。旷日持久的战事使起义军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将领主张投降元军或许还会获得一线生机。对于投降的提议,张士诚表示坚决反对,他知道,这个时候投降无疑是自掘坟墓。 就在起义军生死存亡之际,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元军的后院“起火”了。至正十五年初,脱脱的朝中政敌哈麻唆使监察御史弹劾脱脱,说他“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耳软心活的元顺帝听信了佞臣的谗言,下诏书斥责脱脱“坐视寇玩,日减精锐,虚费国家之钱粮,诳诱朝廷之名爵”,并削去了脱脱的兵权。继而,元顺帝任命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和知枢密院事雪雪为前线指挥,率军继续攻打高邮城。临阵易帅向来是兵家大忌,脱脱的去职直接造成各省军队群龙无首,调度不灵,元朝军队立时阵脚大乱,作鸟兽散。高邮城中的张士诚见元军不战而溃,立刻率领城中仅剩的几千名盐民义军杀出城来,大败元军。

高邮大战之后,元朝又先后两次派使者招降义军,均被张士诚拒之城外。高邮大捷,张士诚率领的盐民义军孤军奋战,以少胜多,致使元军主力伤亡过半,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一个转折点。

励精图治 造福一方

高邮大捷之后,张士诚名声大振,江浙一带的农民武装纷纷前来投奔。盐民以军趁势四面出击,不但收复了失地,而且占领了江南的大片土地。至正十五年冬天,张士诚派自己的三弟张士德率军渡江南下,到次年三月为止,先后攻占了福山港、常熟、嘉定等地。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张士诚率领主力军进驻平江,把平江改名为隆平府。接着,张士诚定都隆平府,把承天寺改建成王宫,并设立了省、院、六部等行政机构,任命李行素为丞相,张士德为平章,蒋辉为右丞,潘元明为左丞,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周仁为隆平太守。至此,代表广大下层盐民利益的大周政权初具规模。 盐民出身的张士诚,十分了解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因此,在他执政的前期,励精图治,致力于革除元朝的弊政。 元朝末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江南地区的农民除了要向官府缴纳各样赋税之外,每年还要向田主缴纳额外的附加粮和丝绸,甚至要代替田主服徭役。在蒙汉地主的层层盘剥之下,下层百姓贫者愈贫,生活窘迫。

在大周政权初创之时,张士诚就下令废除元朝施加在农民和盐民头上的苛捐杂税。为了促进农业发展,至正十四年三月,张士诚颁布《州县务农桑令》,诏令上说:“元氏之乱多在民穷,夫独其君之不仁哉!良以有司,不宣德意,妄立科条,志在肥家,不恤民隐。百姓求生无路,引义不能,遂至崩解。余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食为民之天,农桑为民事之本,有土有财只在利导,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务曲体余衷,相机度宜,俾处处有生养之具,毋徒以文具相涂饰也。用命慎择长吏,嗣后以民生登耗为殿最。”

为了发展教育,整饬民风,四月,张士诚又颁布了《州县兴学校令》,张士诚人为“风化之本系人伦,贤才之兴关学校。今者豪杰并起,相与背叛,良由父子、夫妇、兄弟之道失序,故君臣之义不明,廉耻道丧,王纲解纽,实在于斯。凡属州县,聿稽前典,务选明博好礼之士,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定都隆平府后,张士诚在统治区内继续推行经济和文教改革。

“天佑通宝”

在经济方面,张士诚派军队与当地农民一起,开垦隆平府城外的南园和北园两片荒地,全部种植粮食作物,并减免当地农民一年的赋税;大周政权取消了农民拖欠元政府的所有赋税,并把当年四成赋税返还给农民,把地主和富户的粮食衣物赐给贫民和老年人;在郡和县两级行政区分别设立劝农使和劝农慰,带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在隆平府,张士诚命人把承天寺的铜佛融化,铸造“天佑通宝”,取代元顺帝发行的至正钞在江浙地区流通,有效地稳定了江浙地区的物价和市场。张士诚的一系列鼓励农桑的措施使江浙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流民纷纷返乡,重建家园。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南宋最后一个丞相陆秀夫的五世裔孙陆仲达,从山东回到老家盐城,一路上看到“张士诚起兵,招纳流移,安抚百姓,盐城流民大半归家”。 在文教方面,张士诚在隆平府设立学士员,开办弘文馆,招纳“将吏子弟、民间俊秀”,入学者的日常饮食和津贴都由大周政权提供;至正二十二年、二十五年,张士诚在江浙地区先后两次举行乡试,遴选了一批优秀的读书人入仕;设立礼贤馆,广徕四方文士,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纷纷前来投靠,施耐庵、罗贯中、陈基、陈维先等元末名士都曾在张士诚帐下任职,为其出谋划策。 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同时,为了抵御元军和朱元璋军队的进攻,张士诚加紧巩固各地城防,重修了无锡、常熟、湖州等地的城墙,并在隆平府城外修筑了外城,隆平府在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坚城”。 总的说来,张士诚统治前期的江浙地区可谓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他的治下,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为了感激张士诚的“德政”,每年七月三十,老百姓都会到街上烧香叩拜,直到今天,苏州某些地方的民间还保留着烧“狗屎香”的习俗。

投降元朝 倒行逆施

在张士诚占据江浙的同时,农民起义军中的另一支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他,就是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 原名朱重八,字国瑞,安徽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人。出身贫苦农民,曾于皇觉寺出家为僧。25岁参加红巾军反抗元朝暴政,并成长为红巾军领袖。龙凤七年(公元1361年)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扫除各地的农民义军,并消灭了元朝的残余势力,建立大明政权,年号洪武。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在此期间,他励精图治,致力于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肃吏治、安定民生,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了明初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在黄觉寺出家的朱元璋赴濠州参加了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至正十五年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成为这支红巾军的首领。在朱元璋的领导下,红巾军,纪律严明,受到各地百姓的拥护。至正十六年三月,红巾军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与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形成正面对峙的局面。

至正十六年六月,朱元璋派使者通好张士诚,希望双方能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此时的张士诚已经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初现繁荣。财大气粗的张士诚根本瞧不起要饭出身的朱元璋,拒绝了朱元璋好意,不仅扣押了使者,而且派兵攻打朱元璋占领的镇江。 朱元璋奋起抵抗,不但击退了镇江之敌,而且派兵攻占了张士诚治下的常州、长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诚伤兵损将,就连他的三弟张士德也被朱元璋俘获。就在这个时候,已经投降元朝的方国珍率领部队攻占了昆山和太仓,张士诚两面受敌。 战场上接连失败,大周政权岌岌可危,造成大周政权内部人心浮动。

在张士诚起义的过程中,不断有大批元朝旧臣和地主投降义军,并得到张士诚的重用。建立政权后,张士诚虽然广揽人才,却不能知人善任。据史料记载,张士诚对待投奔他的文人“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趋之”。张士诚用人无法造成盐民义军中鱼龙混杂,既有对元朝刻骨仇恨的穷苦百姓,也有投机农民革命的地主知识分子。当看到张士诚战事不利,元朝降臣就纷纷鼓动张士诚投降元朝,张士诚没了主意。

至正十七年七月,被朱元璋俘虏的张士德派人偷偷送来书信,劝说大哥张士诚:“可降元朝,以为之助”。一个月后,张士诚正式向元朝廷请降,并把隆平府改名平江。已经疲惫不堪的元朝廷大喜,册封张士诚为太尉,义军将领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封赏。 张士诚投降后,立刻成为元朝廷镇压江南农民起义军的急先锋。他与元朝军队兵合一处,大举进攻朱元璋控制的地区。从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三年秋,双方在江浙地区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始终没有分出胜负。同时,张士诚又趁刘福通和韩林儿的宋政权三路北伐之机,攻占了苏北和鲁南的大片土地,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向北扩张到了济宁。 投降元朝后,张士诚集团已经从农民军彻底转变成江南地主豪绅的代言人,不仅到处镇压农民军起义,而且大肆追求物质享乐。

张士诚的手下的将领多数出身贫寒,在占领江南地区后,义军将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追逐江南财富上面。据史料记载,张士诚手下的将领“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张士诚的四弟张士信召集了数百名歌伎,在家里“习天魔舞队,洙金玉翠,极其珊饰,园中采莲舟楫,以沉檀为之”。张士诚不仅对将领的糜烂生活视而不见,他自己也过起了帝王般的日子,每天在家里饮宴作乐,不理政务。一次,张士诚率船队外出游玩,跟随的船队“以新漆金花舟,施锦帆”,张士诚的船上“载美人泛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寻香采芳曲》”,元末诗人高启作诗讽刺张士诚政权“水绕荒城柳半枯,锦帆去后故宫芜。穷奢毕竟输渔父,长保秋风一幅蒲”。张士诚集团的腐化堕落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和担忧,有人上书劝谏“明公杖马捶,下吴越数十城,望风请服者,人皆苦元政,守令贪残,不恤其下也。今诚能反其政休劳之,乘胜进取,则伯业可成。若遮自宴安湛乐,四方豪杰并起,明公欲闭城自守,其终能乎?”一语道破张士诚集团案于享乐,不思进取的弱点。谁知道,这封劝谏书引起了张士诚的不满,他下令诛杀上书之人,幸亏王妃刘氏极力劝阻,才作罢。

为了满足私欲,张士诚在其统治地区加大了对农民的盘剥,比元朝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元末诗人谢应芳记载,张士诚统治下的昆山地区,“比于前元多增粮额,民以穷困,输官不敷。……今催粮里长人等,破家荡产,累遭杖责,监系囹圄,受罪数月,逃亡缢死,不知其数”。由于张士诚政权的腐化变质,刚刚摆脱元朝统治的江浙人民,又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

盛极而衰 兴亡转瞬

到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张士诚集团的力量到达了巅峰,他控制的疆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户口殷盛,国用饶富”。这年九月,张士诚三次奏请元朝廷,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却遭严厉拒绝。一怒之下,张士诚脱离元朝政府,自立为“吴王”,分封百官。

从张士诚称吴王直到灭亡的四年(公元1363年-1367年)里,张士诚仅仅满足于雄踞东南一隅,反元斗志消退殆尽。他在平江城内大造宫殿,广征美女,朝中之事全部交给自己的四弟丞相张士信。张士信此人“性荒淫,务酒色”,不是治国之臣,每日“朝坐白玉堂,夜宿黄金屋”,花天酒地,朝中政务全部交给黄敬夫、蔡彦文和叶德新等人全权处置,而这三个文人只知道舞文弄墨,空谈国事。当地民间盛传一首歌谣唱道“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从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开始,张士诚最大的对手朱元璋挥师南下,与陈友谅的汉军展开决战,暂时放松了对张吴政权的进攻。如果张士诚能果断地联合陈友谅,则仍然可以保持三足鼎立的局势。然而,张士诚拥兵自重,拒绝了陈友谅的求援。

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二月,朱元璋消灭彻底陈汉政权,实力大增,发动扫除群雄的大规模战争,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占有江南富庶之地的张士诚。十月,朱元璋派元帅徐达领兵出征,按照事先谋划好的策略,“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张士诚的军队缺乏训练,面对朱元璋的精兵不堪一击。仅半年时间,张士诚在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全部归朱元璋所有。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历数张士诚八条罪状“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五也。占据江浙钱,十年不贡,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贴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八也……”

发布《平周檄》之后,经过三个月的整顿,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领20万精兵向张士诚发动总攻。张士诚的军队如惊弓之鸟,与朱元璋的军队一触即溃。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徐达就攻占了湖州、杭州、绍兴朱元璋的军队陆续抵达平江城外,对张吴形成了合围之势。

围平江后,朱元璋听取了谋士叶兑的意见,采用锁城法,分兵驻守各门,城四周筑长围困之,架木塔监视城中动静,塔上布弓弩火铳,又用火炮日夜攻击。张士诚则依仗城坚死命坚守。

由于围城日久,城中最后已是弹尽粮绝。据史载,当时城中一只老鼠能买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不忍人民受罪,就召集城中百姓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百姓闻言伏地号哭,愿与士诚固守同死。由于城中木石俱尽,以至拆寺庙民居制作飞炮之料。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

这是一场惨烈悲壮的战斗。

试想,一座孤城,历时十个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军民一心,全力死守,城破时该是一种多么悲壮、多么感人的场面!

但无论怎样,张士诚最后还是打败了。

张士诚原本可以不死的。

当城池被围左右不得脱时,朱元璋一再派人劝降,并许以富贵,士诚坚决拒绝。城破时他亲自率兵巷战,看到实在不行了,就退回宫中一把火烧死了家属,他也上吊自杀,被部将救起,最终被俘,解到应天。朱元璋又叫他降,他不降,自缢而死。

张士诚从不忍欺压揭竿而起,到最后坚强不屈自杀身亡,前后共计一十四年,走完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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