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上梁不正，底梁倒得就特别快；上下同腐，上下各得其所，直至上下同归于尽。王朝频繁更替，就是这么炼成的。 读唐史，我习惯采用比对阅读法，将相关人物或同类事件放一起，有助于提炼出某种规律。比如从玄武门之变与唐隆政变的比对中，我就发现，权力既有蹂躏制度的天性，又有完善制度更趋正向的诉求。 这个规律，在房玄龄与魏征的比对中，同样也是存在的。 唐太宗曾说：“玄龄随我平天下，冒百死，遇一生，唯见创业之艰。魏征随我安天下，生怕贵而奢，奢而惰，忧于亡国，体悟守业之难”。这是通过比较，为房、魏二人的历史功绩做了盖棺。从中不难发现忠臣与良臣的内在区别。 征伐天下时，君主需要部下报以绝对的忠诚，如善于谋划的房玄龄；治理天下时，就需要良臣了，如敢于直谏的魏征。忠臣指的是忠于一家一姓，良臣指的是对社稷苍生的担当；前者拥有的权力可能会对既有制度形成摧毁性破坏，后者却在尽可能的保证既有制度运行的权威性和长期性。 《新唐书》里载有一个故事：贞观元年（627），魏征擢升尚书左丞，协理纲纪，基本进入权力核心。由于魏征是李建成旧人，有红眼病者便借机诬告他“举贤不避亲”，私自提拔亲戚做官。太宗居然信了，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子虚乌有。 故事本该就此打住，但太宗意犹未尽，仍派人告诫魏征“远避嫌疑”的必要性，少惹麻烦。魏征心里窝着火，立刻面见太宗：“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提出请求，自己要做良臣而不是忠臣，陛下可否答应？ 李世民纳闷了：忠臣和良臣不都一样吗？魏征解释说：“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 分析这段话，要厘清两点：一，魏征绝非贪名之人，之所以这么说，纯属技巧，稍许自污，可免高调之嫌，皇帝亦容易接受。二，重点在比较上，通过明君与暴君的比较，王朝稳定与家国并丧的比较，得出忠臣与良臣的区别。 言简意赅：忠臣之忠，乃是人之趋利本性，未必能为陛下尽职尽责，反而害您害己；而良臣之良，良在有效约束人性，比如抑制官员的贪欲、权欲等等，您成了明君，老李家代代延续，老百姓得享太平，岂非皆大欢喜！？ 魏征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敬仰的诤臣，正在于他对良臣之担当的正确认识，而自觉规避了忠臣的趋利。遇到艰难抉择时，他能将个人得失、进退、安危置之度外，坚持原则、维护法纪制度，并义无反顾地做出行动。 如贞观二年（628），魏征在秘书监任上遇到一件事。长孙皇后打算给太宗聘个妃子，看上一位郑姓官员的女儿，约十六七岁，才貌出众。太宗同意了，但魏征不同意，他入宫进谏：“此女已许配陆家，陛下莫非欲夺人妻女乎？”房玄龄则为太宗考虑，认为并无订亲之事。后派人查实，确未许配。于是双方对质，魏征直截了当说：“很简单，陛下已然下诏，陆家敢不否认此事？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再如贞观六年，满朝文武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太宗觉得奇怪，便问：“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答曰：“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李世民觉得有道理，恰好稍后中原数州暴发洪水，封禅之事遂停。 古往今来许多朝代拟定的法律制度，其出发点都是好的，都试图让江山永固，用心也极良苦，但在执行过程中总是跑偏，这是为什么？公权力对法律、制度的蹂躏恐是主因。任何事情都怕开头，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乐得跟着揩油，上梁不正，底梁倒得就特别快，上下同腐，上下各得其所，直至上下同归于尽。王朝频繁更替，就是这么炼成的。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历史意涵丰富，现实意义更为深远。 魏征毕生之努力，就是通过各种既有礼法纲纪，把各级官员的权力尽可能的关进笼子，包括如何把皇帝的权力也关进保障国计民生的笼子。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箴言警句，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民为邦本、本固国宁”等等，都已成为广大民众使用频率很高的经典词汇，也是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学习魏征，就要求党员干部要做时代的良臣，而不是只忠于某个领导、某个派别的“忠臣”；要积极为民谋福利，负责担当，而不是推诿逃避；要为国为公，恪尽职守，而不是为己为私。要知道，“太平官”、“老好人”等所谓的“忠臣”，是最不讲原则、不守规矩的，如同墙头草，指望他们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大抵靠不住。（赵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