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下看山似伏涛

——读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五幅画作

我的经验是，旅游观光看风景一定要先读图。当然，我说的图，既包括绘画作品，也包括摄影作品，原因是，绘画和摄影作品经过作者对风景的“选择”和再创作，透过作者的视角，融入了作者的智慧和审美情趣。所以，读图之后再看风景，就像身边有一位智者做向导，一路走来，既轻松顺便，又便于理解。虽然我久居承德，但是每次走进避暑山庄或周围的任何一座寺庙，都会想起我见过的关于它们的绘画或者摄影作品，想起这些，再去看风景，颇有一种“岭下看山似伏涛”的感觉。

（一）

我所见到的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画作一共有六幅。按时间顺序排，第一幅是清代著名宫廷画家冷枚（1669～1742年）的代表作《康熙避暑山庄图》；第二幅清朝官吏、画家钱维城（1720～1772年）的《乾隆避暑山庄全图》；第三幅是刊印在《清史诗画?清帝承德三百六十五天》一书尾页上的《承德府治水灾示意图》；第四幅是道光年间当时的承德府知府海忠主持编纂的《承德府志?卷二十二》刊载的《山庄图》；第五幅是《承德府志?卷一》中的《承德府治图》。这五幅图，形成年代不一，画法不同，各有特点。第六幅是《钦定热河志?卷四十九?疆域一》中的《承德府图》，由于是疆域图，重在标明府治边界，而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标记就显得过于简单潦草，且字迹不清，不能做旅游“向导”之用，因此不再赘述。

第一幅冷枚作的《康熙避暑山庄图》为绢本，画幅纵254.8厘米，横172.5厘米，这是一幅传统的中国文人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山水风景画。画的视点是从高处往下望，立脚点就在画面下方的高坡上，由于站得高，画中不仅描绘了远处的高山，而且在层层山峦包围之中的避暑山庄也尽收眼底，颇有一种“自下而上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望远山，谓之平远”的感觉。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按照真实景物描绘的康熙年间的避暑山庄，已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整个山庄融合南北园林特点，建筑依山就势，亭榭楼台云集，森林郁茂，沟壑错综，远水无波，群峰雄壮，溪流潺潺，禽鸟飞翔，气象庄严，大有江山万里，一望无尽之感。我理解，画家所要表达的，正是康熙帝在诗中描绘的“山庄频避暑，静默少喧哗。北控远烟息，南邻近壑嘉。春归鱼出浪，秋敛雁横沙。触目皆仙草，迎窗遍药花。炎风昼致爽，绵雨夜方赊。土厚登双谷，泉甘剖翠瓜。古人戍武备，今卒缎鸣笳。生理农商事，聚民至万家”（康熙《烟波致爽》）的意境。

第二幅钱维城做的《乾隆避暑山庄全图》为纸底彩绘本，画幅纵141.5厘米，横224厘米。这是一幅写意与写实相结合，侧重写实的画作传统文人画作。画面下面的左右角是画家眼中的山峦，所以整幅画给人的感觉是在空中鸟瞰承德，避暑山庄居中，且占据了整个画面四分之三多的面积，我细细看来，从画面上方的东北角顺时针自西往东数，避暑山庄北面有：狮子园、罗汉堂、戒台（广安寺）、殊像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普佑寺；东面依次是安远庙、磬锤峰、普乐寺、普善寺、溥仁寺；南面自东向西依次是迎水坝大石桥、山庄德汇门、开仁寺、山庄丽正门、武庙和少许街巷；西面自南向北依次是文庙、碧峰门、热河考棚、城隍庙和沿途街巷、牌楼。整幅画作画工细腻、色彩斑斓、场面恢弘，几乎每座建筑都标有一个红色的标牌，上面写着各种建筑和景观的名字，在这张图上，盛世背景下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真可谓一目了然，引人遐想。

第三幅有关承德避暑山庄的画作得来的十分蹊跷。2012年我参与《清史诗画?清帝承德三百六十五天》一书编辑工作，与该书主编之一的闫春生先生一起去故宫博物院查阅图片资料，在浩瀚的图片库中，资料员小许向我们展示一张避暑山庄纸底彩绘图。这是我们是从未见到过的。于是，就让小许把电子版拷贝到文件夹里，随后我们把这张封存已久的画作作为《清史诗画?清帝承德三百六十五天》一书的后扉页，得以印刷公布于世。从图上所标的建筑物来推断，这张图应该出自乾隆四十五年之后。从图上的文字说明来看，虽是彩绘，但仅是一张避暑山庄周边水灾情况示意图，因为图上有十六处关于水毁情况的记录。其中，关于避暑山庄宫墙冲毁的记录八条，如图上写道：“丽正门起碧峰门止，宫墙坍塌共凑长三百二十九丈三尺”；关于武烈河河坝冲毁的记录七条，如图上在惠迪吉门处的河坝下写道：“冲塌石坝一段共凑长五百二十四丈，内有缓修二百七十五丈七尺”；另外在图上的大榛子沟处写道：“修改各处堆拨共三十八处”。看来，这一年的洪水灾害很重，且主要集中在武烈河沿岸河坝和避暑山庄东、南、西三面宫墙。如此彩绘示意图，想必是作呈报乾隆皇帝御览之用。遗憾的是这张画作上没有标明是哪一年。只能看到钤印小篆阳刻方章“北平中法大学藏书”两枚。

第四幅是《承德府志?卷一》中的《承德府治图》。这张图所表达的相当于现在承德市双桥区的主城区，图的右上阙是避暑山庄，只是画了个“圈”，标明了7座门，“圈”里面空空荡荡；图的范围：东面是安远庙、蛤蟆石、磬锤峰、普乐寺、普善寺、溥仁寺、罗汉山、八旗教场、演武厅、五火神庙、会龙山、九圣庙、海云寺，靠近山庄处标有进水闸、迎水坝、五孔闸、热河等；南面是半壁山、魁星楼、僧冠峰、河屯协、都司署、驻防火药局、石洞子沟、碧霞元君庙、忠义祠，旱河以北，自西往东标有广仁岭、文殊观、碑亭、三义庙、高庙、左营守备、右营把总、万寿亭、留养局、都统署、汛教场、关帝庙、菩萨庙、贡院、捕盗营、义学、节孝祠、司狱、府署、名宦乡贤祠、振秀书院、城隍庙、道署、文庙、庄王府、文昌庙、经历署、武庙、火神庙、碉楼、将台，在旱河上还标有大石桥、通济桥；北面是狮子沟的寺庙群，自西往东是狮子园、狮子沟、罗汉堂、戒台、殊像寺、布达拉、扎什伦布、药王庙、关帝庙、普宁寺、普佑寺。这是一张线描示意图，相当简洁。

第五幅是《承德府志?卷首二十二》的《山庄图》，这张图左下角标有“承德府知府海忠敬摹”字样，同样是一张线描示意图，也可以说是一张用绘画的手法绘制的一张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简易地图。图中对山庄内的山川、高岭、湖泊和主要建筑做了简单而细致的描绘，并标注了康熙乾隆七十二景的名字，看起来错落有致，把避暑山庄南北交融、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山野恬静的意境表达的比较充分。

（二）

传统绘画的精彩之处，不在于写实的表现，而在于写意的表达。比较起来，第一幅冷枚作《康熙避暑山庄图》和第二幅钱维城作《乾隆避暑山庄全图》是五幅画作当中侧重写意的传统绘画，二者都是“巨碑式”画作。通过对“一山一水、一砖一石、一泉一溪、一殿一寺”的“山水式”的构建描绘，记录了两个皇帝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苦心经营；二者都是“史诗般”的画作，通过“意”的表达，在展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画面形象的同时，强调的是那种令人回味的画中意境和画外之音。

仔细研读冷枚和钱维城的两张画作，我发现，冷枚的《康熙避暑山庄图》当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前后所作，最早不会早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为，这时的避暑山庄虽然已经有了宫墙，但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武烈河东岸磬锤峰下一片荒地上建造的溥善寺和溥仁寺二寺，在《康熙避暑山庄图》中还没有体现。

关于避暑山庄的宫墙，在《承德散客自驾车旅游网》上有一段读起来很耐人寻味的故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避暑山庄在现芝径云堤处破土动工，8年后环碧、如意洲、月色江声三岛已形成，又修成正宫和10多组建筑，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皇帝为正宫题写“避暑山庄”匾额，悬于澹泊敬诚殿前的内五门上檐，避暑山庄自此得名。虽然当时避暑山庄已有一定规模，但是距“集天下胜景于一园。移天缩地于一方”的皇家气势还有一定差距。于是，湖区又向东扩展增辟了镜湖、银湖，又过了两年，面积进一步扩大，建筑增多，原来的宫墙已显得窄小低矮，想要改建又需增拨大量白银。事情也凑巧，正在玄烨为扩展宫墙筹银谋划之时，有人告江南江西总督噶礼贪污受贿。这噶礼曾任直隶总督，并总持避暑山庄开工，权重势重，贪污受贿在不在少数。但噶礼的母亲曾当过玄烨的奶妈，虽不是亲兄弟，也是吃一人之奶长大的，有兄弟情份。这件事情处理起来颇为棘手，可康熙自有他的为君之道。一日，康熙召来噶礼，一谈国事，二叙家常，随后谈到有事要他帮忙。本来噶礼依仗权势贪污受贿，正心怀鬼胎，当心之罪，听到只“帮忙”，满口应允。又听到康熙说的是打算让他督建避暑山庄宫墙之事，才算松了一口气。可是仔细想起来又冒了一身冷汗。那康熙皇帝分文不拔，按要求这山庄宫墙矮处要建一丈多高，高处两丈余，平均宽度近一丈，还不包括护基和护坝，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据说，噶礼把自己所有贪污受贿的脏银全部花进去，又贴了许多老本才将宫墙建成。康熙不愧一代英明的帝王，如此一来，不仅惩戒了贪官，又保全了兄弟情份，更有意义的是，巍巍二十里“虎皮墙”无异于在清廷宫员前矗立起一道长长的“警墙”，廉者莫不警觉自省，贪者无不谈“虎”色变。 

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二月初十日，康熙帝到盛京（沈阳）谒孝陵回銮途中来到避暑山庄，稍作休憩，于十二月十三日“自热河回銮”。是年，康熙敕准在丽正门外东二道街子建开仁寺以及现在市区中心的火神庙（无存）。这期间左都御史赵申乔疏言：“现有寺庙僧道，各查明来历，按季呈报甘结，不许留外来可疑之人。”康熙帝谕称：“建造寺庙，则占据百姓田庐。既成之后，愚民又为僧道日用凑集银钱，购买贫人田地给予，以至民田减少。且游民充为僧道，窝藏逃亡罪犯，行事不法者甚多，实扰乱地方，大无益于民生者也。”并作出了在热河一地“今后禁止新建增修寺庙”的决断。

两年之后，也就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皇帝六十大寿，前来祝釐的诸藩蒙古恳请修庙为贺，并出资十万两白银。于是，康熙在避暑山庄以东的山脚下划出一片荒地，允诸藩蒙古修建了溥仁寺和作为附属之经学院的普善寺。两座喇嘛庙的修建，开有清一代在避暑山庄之外修建寺庙之先例。康熙帝禁令“自破”。可见康熙帝“禁止增修寺庙”，禁止的是民间“增修”。

我查了查陈宝森编著的《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中的承德（热河）寺庙群清单，除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外，仅承德（热河）城市中心区域内，就有80座寺庙，其中标明为清代修建的寺庙47座，年代不详的8座，这55座或许有半数寺庙是修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之前，足见此时的承德（热河）的僧道寺庙已经到了“占据百姓田庐”、“扰乱地方”的程度。另，在标明为康熙年间修建的6座寺庙中，有5座修建于康熙五十年之后，可见康熙五十年的“禁令”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和改变民建寺庙的风俗，只是这5座庙，都修在了坡地山岗上，没有再“占据百姓田庐”。

就在这一年，康熙帝“用罚贪官噶礼的赃款，将热河行宫低矮单薄的宫垣增高加厚”（《清史纪事本末》第三卷），正式为避暑山庄修建了宫墙。康熙的做法实在巧妙，既惩戒了贪官，又把“行事不法者”挡在了避暑山庄之外。

冷枚的《康熙避暑山庄图》当是作于修建宫墙即成，普善寺、溥仁寺修建之中，在《康熙避暑山庄图》中我们会看到，宫墙顺水依山，逶迤盘蛇，把所有的建筑包围起来；而修建普善寺、溥仁寺的位置却空旷如野，且在上（北）下（南）两个树丛之间留下了一片空白。

如果加上普善寺、溥仁寺，可以感觉到，这时候的承德，避暑山庄与普善寺、溥仁寺之间东西走向的连接线已经形成，由这条线确立的承德地景的基本结构一直保持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建普宁寺之前。这个地景结构，可视为承德（热河）历史文化进程的“起点”。木兰围场行围狩猎，遵从的是清王朝的“祖宗家法”，彰显的是马上民族彪悍和淳朴，炫耀的是胜利者的武力，传承的是满族和蒙古族的渔猎和游牧文化；多伦会盟不仅给承德（热河）带来了宗教文化，也为清王朝实现民族团结和睦开辟了新理念。虽然承德（热河）本身的历史与木兰围场密不可分，但是有了多伦会盟，在承德（热河）的地域内，宫廷文化与宗教文化更为突出。因为二者共同决定了有清一代承德（热河）的城市发展的走向和基本路径：木兰围场——北巡御道——御道行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和民间文化空间（寺祠坛院宫庙观楼）——汉式喇嘛庙——藏式寺庙和汉藏结合式——文庙和城隍、关帝庙——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承德（热河）——清王朝的陪都。冷枚的《乾隆避暑山庄图》则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片段记录。

尽管冷枚的画作通过意向夸张，使得避暑山庄宛如气象浑厚的“人间仙境”，让人感到有一股生命的元气从画卷中扑面而来。但不难看出，作为宫廷御用画家的冷枚，在对避暑山庄的外在表象进行肆意夸张的同时，通过对虚白空间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添加，在无边无际的寂静之中追寻生命的迹象，表达着自身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在无冲突的寂静之中显现真实从容的自我，抒发着欲“为漂泊前行的心灵找寻一个渡口，穿过世俗的河流达到彼岸，以放下此岸世界中人情的牵绊”之情怀，在看似寂静的自然景观中映衬出生命存在的跃动。良苦用心，无可厚非。

（三）

不无遗憾的是，冷枚的《康熙避暑山庄图》忽略了对热河市井的记述和表达，我以为，冷枚一定理解康熙皇帝对热河地方的“情愫”，知道避暑山庄在康熙帝心中的位置。因为康熙帝在热河所要经营的就是避暑山庄，而不是热河（承德）这座城市。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始建热河行宫，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式赐名“挂牌”“避暑山庄”，赋予塞外热河行宫明确含义，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余年时间内，避暑山庄一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行宫。后来，因为热河地方“生理农商事，聚民至万家”，也因为“游民充为僧道，窝藏逃亡罪犯，行事不法者甚多”，不得不修建宫墙，由“开放式”宫苑变为“封闭式”行宫，进而，改变了避暑山庄的“整体形象”。而对热河上营——这个城市发展的“起点”，在冷枚的画作中却没有映像，想必康熙帝在热河（承德）这个地方，所要营造的只是一个北巡秋狝休憩和兼理国政的场所，而任“远来垦荒就食之民，散处其中，复逾边境，与蒙古错处”，进而使得承德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

在中国，城市的兴起有的是因为商业的繁华，有的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商业繁华和人口增加，需要设立治所，以加强行政，随之而来的是治所所在地的人口聚集。治所所在地的人口承载能力，如水资源、土地资源、交通条件和地理位置，决定着一座城镇的未来走向和一座城市的兴与衰。从冷枚的画作可以看出，避暑山庄肇建十余年了，在康熙帝的眼里仍然没有“山庄之外的”市井街巷，这一点充分证明，承德（热河）是一座因政治和行政因素，政治因素优先于行政因素而兴起的一座城市。正如侯仁之院士所言：“从一个‘人烟尚少’的小居民点，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市肆殷阗’的都会，其原因完全是由于避暑山庄的兴建，这是很明显的。避暑山庄自建成后，遂成为仅次于北京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而承德这个城市的兴起，从一开始就是为这个政治中心服务的。”侯仁之院士关于承德（热河）是清代“仅次于北京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的论断，可谓是对冷枚画作意向内涵的最好诠释。

世人说，一篇文章谋篇结构遣词造句如何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有新思想；一幅画作布局用笔添彩留白如何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有新意境。现实的景观建筑往往与初始构想有一定差距，然而，好的画作则是对初始构想的提升再现和理想表达。如果说冷枚的《康熙避暑山庄图》所表现的是一个“以很轻松而休闲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的地方；那么，钱维城的《乾隆避暑山庄全图》所表现的则是一代帝王的政治追求和治国理念，因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一个“以会盟为追求”的地方。

钱维城（1720～1772年），字宗磐、幼安，号稼轩、茶山，江苏武进人，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官吏和书画家。钱维城自幼聪敏、有悟性，读书每日千余言。十岁能诗，乾隆三年（1738年）19岁的钱维城中举，乾隆十年（1745年）26岁成进士，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但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散馆时在研习满语者中列为第三等，受到皇帝的斥责：“维城岂谓清文不足习耶？”是乾隆帝第一个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傅恒出面说情，才得以解脱。乾隆帝命再试汉文，“上谓诗有疵，赋尚通顺，仍留修撰。”后来，几经调转升迁，历任右中允，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工、刑部侍郎等职。

钱维城自幼甚喜绘画，开始从族祖母陈书学习画写意折枝花果，勾描渲染，随类赋形，气联意合，整体协调。后来得到了画家董邦达指导，学画山水。他的绘画，远学元代四家即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近学“清初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徽、王原祁。[清]秦祖永《桐阴论画》说他的山水画“笔意亦临摹仿麓台，邱壑幽深，树石灵秀，颇臻妙境。”

钱维城投身科举时，很少有人知道他擅长书画，直到状元及第后，在随乾隆的一次狩猎中，乾隆射中一只老虎，于是钱维城受命创作“射虎图”，作品完成后乾隆连连称赞，并下令将此画刻在木兰围场的石头上。从此，钱维城在画坛上名声大振。在钱维城的绘画中，带棱角的石形、双勾少皴的树干，以及中锋含蓄的细笔、淡墨勾皴的线条，都存有董邦达的笔意，但他更擅长缜密的用笔和青绿、赭石相间的设色，其中也显示出清初“四王”的流派风格，他的作品经常呈现出来的是一派宫廷富贵的气息。在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中，收录钱维城作品有160多幅。《石渠宝笈》是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旷古巨著，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钱维城作品的赏识程度。

《清史稿》载：“维城工文翰，画山水幽深沈厚。钱陈群谓维城通籍后画益工，盖得益于邦达云。”《清代名人轶事辑览》载《钱文敏公维城神道碑铭》：“（钱维城）公为诗仿李太白，为文疏通明鬯，绝去雕饰。有《茶山诗文集》二十八卷。书法苏文忠公，画出入于元黄子久、王叔明诸家。奉敕进御之作，上亲为题咏者多之数十卷轴，盖世得其书画如圭璧”。然而，最为重要的是，钱维城“精书画，时以为天授，高宗深重之，屡赐诗题识”的钱维城，在《乾隆避暑山庄全图》中对承德地景建构进行了充分地描绘展演和理想解读。因为，钱维城作为一位乾隆帝的御前官吏和画家，应该能理解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在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心中的位置，有能力通过画作，对有清一代的政治格局，特别是对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政治抱负和文化理念进行充分地表达。

钱维城的《乾隆避暑山庄全图》是一幅承德避暑山庄地图，图纵211厘米，横383厘米，由奉敕撰《钦定热河志》的裘曰修（1712—1773年）题说。该图生动地表现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和附近山水胜景全貌。图中以红黄色贴签分别标示出康熙四字题名的36景和乾隆三字题名的36景。麋鹿、白鹤不时在林间出没,形象生动,使整幅图充满了生机。全图内容详尽,画工精致,色彩艳丽,图像逼真，景点各要素均采用透视符号,形象逼真,立体感强,是一幅清皇家园林专题地图,也是中国古代同类地图中的精品。 

避暑山庄从建设至今,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有的景点也不复存在,如进丽正门正宫左侧阿哥所和总管公堂、东宫等处。此幅《乾隆避暑山庄全图》忠实反映了避暑山庄全盛时期雄壮秀丽的景色,让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早已毁亡了的避暑山庄建筑的历史面貌,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现实价值,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档案资料和绘画艺术品。此画作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

钱维城的《乾隆避暑山庄全图》主题是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看上去像是一张关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实景”写生示意图，具有很强的实用意义。然而，我觉得，钱维城画作的重点不在于对细节描绘的详与略、真与幻，而是通过亦图亦画、示意与写生艺术兼备的山水画表现手法，以快乐的心情表达真实的世界，描绘着承德（热河）地方的山川河流，标注着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建筑样式和方位，赋予自然——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主体意识，展现着一种气质和神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