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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是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下，形成自己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日本文化。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叶，就有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文字记载，而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却是在公元四至五世纪，其中汉字与儒学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以汉字为本的中国书法对日本文字的发明创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隋唐时期是中日古代文化流的鼎盛时期，至唐代，以长安为中心，中日文化交流达到高潮。日本政府共派出遣唐史19次，成功15次，先后约有120余名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学习，唐朝也屡屡有使节、僧侣、商人、工匠赴日传播唐代文化。唐朝是中国书法最为鼎盛时期，唐太宗酷爱书法，造诣甚高，他身体力行投入书法倡导，客观上促进了唐代书法的繁荣。受唐代书法的影响，又促使了日本书道的发展。在唐代之后，日本在吸收消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文化传统，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于书法上，在直接使用汉字（即真名）的过程中，不断改造和简化汉字，借鉴中国书法的楷书和草书，在九世纪中叶正式形成假名字母，其中日本的书法家们借用王羲之书法，创造了日本使用至今的片假文字。 日本人有妥善保存古代文献的传统，许多中国的古代文献在日本得以保存，免遭了兵火之祸。就书法而言，中国古代的许多名家书迹和碑帖在日本大量保存下来，为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日本书法三大家之一空海和尚完全受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其墨迹早在唐以后流行广泛，为中日两国书法家所尊重，王羲之在日本同样被奉为书法的宗师。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同时又是善于创造的民族，通过吸收、融合，最终到创造成为自己的先进新文化，反过来产生逆影响。中日文化交流以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日本大量照搬和模仿中国文化，后一阶段日本在消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注重发展民族文化，反过来对中国文化发生逆影响，很值得当今我们在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吸纳外来文化，与时俱进，锐利创新上的思考。 二 日本书法的母体是假名，源自中国的汉字。假名大量使用中国书法草书，虽然它已成为一种完整的文字系统，但从书法的角度看，与汉字的楷、草书有着承传关系，可谓是中国书法的派生。 中国文化交流最重要时期－唐代，也是中国书法史最重要的时期。唐太宗推崇王羲之，视之为书法宗师。唐太宗不但自己摹写王羲之书风，同时不遗余力搜罗王羲之真迹，凡能收集到的悉数入藏太宗内府，并摹勒入碑，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深远影响。据《法书要录》载，太宗、高宗两朝内府收藏王羲之真迹达2290纸，装为13轶，128卷，民间可谓片纸难存。唐太宗常命内府供奉拓书人复制王羲之墨迹。其中王羲之代表作《兰亭序》得到后，即令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以响拓法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太宗又令虞世南、欧阳询、陆柬之、褚遂良等书家写临本。此外，王氏其他真迹，也令人拓、临，广制复制品赐与王公大臣，也可能作为礼品赐赠日本来使。 王羲之书法在唐朝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来自日本的遣唐使、留学僧必然广求搜索王羲之及王字派系名家书迹。王羲之书法传入日本后，日本皇室和士僧奉其为书法正宗，从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即公元八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日本书法完全接受以王羲之书法为中心的唐风书法影响，在日本书法这一大强盛时期，王羲之书法有着突出的正统地位，开创了日本书法的新纪元。 三 奈良时期，日本朝廷前后派遣多批遣唐使赴中国，掀起学习唐代文化的热潮，除了学习唐朝政治、律法之外，具有更明确学习唐代文化的目的意识。学问僧玄助、道慈、吉备真备、阿倍仲麻侣等与唐僧人、诗人、书法家交流，结成亲密关系，传为佳话，在中日文化交流上颇具象征意义。胜宝六年（754年），唐僧鉴真东渡日本，是中日文化交流上的大事。 鉴真到日本后受到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热情接待，皇帝和皇后时常屈尊向鉴真求教。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重要书法家，尤其是光明皇后，其书宗法王羲之，她的代表作《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是日本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前书为其44岁时所作，据说是临王羲之《乐毅论》钩摹本而得。圣武、光明的女儿孝谦女帝继位后，曾御笔亲为“唐招提寺”题字，有王羲之书法遗意。由此可推断，当时从中国带去的王羲之法帖复制品在日本大量流行，与唐朝一样，王羲之被日本朝廷奉为书道臬圭。 平安初期，日本文化继续接受中国唐代文化的浸润，是汉风文化最灿烂时期。最澄、空海等僧侣随遣唐使入唐，学习唐代佛典和文学艺术。空海是日本书法史上重要的书法家，有“日本王羲之”之誉。其代表作《风信帖》是标准王字风格，是公认的以王羲之书风为特征的唐风书法无可争议的代表。当时的嵯峨天皇也是王羲之书法的追随者和实践家，他十分推崇空海书法，曾赐诗与空海，其中就“二王没后此僧生”句，把空海称作“二王再世”。 与空海齐名的最澄，其书学《集王圣教序》，对王书亦步亦趋，不越雷池一步。时有最澄书“生”、空海书“熟”之说。空海、嵯峨天皇和同时的另一位书法家桔逸势被誉为平安“三笔”，是唐风书法在日本书法史上的代表。至平安中期，与“三笔”相对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的“三迹”都被人们视为右军血脉，当时就有“道风得羲之骨，佐理得羲之皮，行成得羲之肉”之说。 四 据记载，王羲之书法曾有真迹传入日本。据《唐大和尚东征记》载，鉴真到日本时便带有“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另一则史料记载，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光明皇后呈献给东大寺大佛的“献物帐”中，有“大小王真迹书卷一卷”，称是“奕世之传珍，先帝之玩好”，为圣武天皇以前的皇室宝物，其正面是王羲之书9行77字，背面为献之书10行99字。可见，早在鉴真来日本之前，日本奈良朝廷即有二王真迹之藏品了。 然而，日本皇室内收藏王羲之书法最多的还是复制品。光明皇后曾将圣武大帝的遗爱物分批赐给东大寺。东大寺的“正仓院”收藏光明皇后所赐宝物，由皇室直接管理。正仓院所藏的光明皇后所赐的“东大寺献物帐”目录五卷中，与王羲之书法有关的就有三卷，如拓摹王羲之书法20卷、欧阳询真迹屏风及临摹王羲之诸帖书屏风两种及前述大小王真迹1卷。空海和尚于806年返回日本，将从中国带回的文物写成《请来目录》，献给平城天皇，后来其中碑帖献给嵯峨天皇。空海诗集《性灵集》中有《大王诸舍帖一着》、《王右军兰亭碑一卷》、《欧阳询真迹一卷》等记载。最澄和尚与空海一样，也曾带回大量大唐书法法帖，从其献给延历寺的目录中，就有《王羲之十八帖》（实为《十七帖》）、《王献之书法》、《欧阳询书法》拓本二枚、《褚遂良书法》拓本一枚等王字及王字系统法帖。另外，《东寺司双仓北杂物出入帖》详细记录了这些法帖拓本反复被借出和归还的情况。这些真迹及法帖今虽已不存，但目录还在，从中可窥视当时学习王羲之书风之盛的信息。 五 王羲之书法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是促进日本文字“平假名”的创造，决定了平假名的字形。 在今日通行的平假名文字发明之前，日本本身没有文字。表达的文字有汉文体，即完全是中文，另是以汉字当表音文字来写日语，这种借用汉字来记日语的汉字叫“万叶假名”。假借的汉字，只要音相似，并不限制字形。此外，还有辗转假借训义的，如《万叶集》中往往有一个助动词，竟用“羲之”或“大王”来表示，与日语“手师”同音，可见日本人尊王羲之为手师，也就是书法之师。这表明王羲之的名字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很普遍被认识，影响很深。 “万叶假名”并非由一人或短时间内完成，而是书写的人各为方便，使用自己熟悉的汉字，故假借太自由，不免有点乱。且以繁杂的笔画的汉字做为注音符号，书写太费时，一方面写在汉文的行间、空间太窄也不方便，因此慢慢趋向简化、统一。结果演变成三种假名。即万叶假名草书化，叫“草假名”；把万叶假名写成更简化的草书，叫“平假名”；再是省略汉字的一部分，叫“片假名”。后来“平假名”与“片假名”取代了“万叶假名”，成为今天使用的日本文字。 要把汉字草书化或简化，最好有个统一的标准。如果把“万叶假名”草书化，只有依据中国既有的草书来草化。而中国的书法在奈良时代传到日本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王羲之书法，自然王羲之草书就成了把“万叶假名”草书化为“草假名”的范本了。“草假名”进一步草化就成了“平假名”，因此日本文字追根究底还是源于王羲之的草书。日本学者饭岛春敬认为王羲之的《十七帖》可能是日本创造假名的源流，显然是有道理和依据的。 六 行文至此，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在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非常注意利用传统文化凝聚自己国民的自信心，但让他们感到如鲠在喉的尴尬是：本国文化始终被在前面冠以“中华文化圈”的亚文化地位。他们将王羲之奉为书法之师，文字之祖。近来，日本有人主张为求书写快速、清楚，而又大家都能看懂，不如积极推广中国的行草，呼吁将教育部公布的标准行草体作为国中必修课。而在我们当中，却有人欲企图消灭汉字为后快，建议将拼音取代汉字，将汉字及所有传统文化视作阻碍中国发展的洪水猛兽。在当前的书法界，对继承和发扬“二王”书风也有不合谐的论调，岂不痛哉！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人类的文明应是共享的。书法是中国的，但也是世界的。我们根本无须担心被他人“剽窃”，无须害怕被冠为他人创造。只是近百年来，我们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珍惜甚至破坏，给我们带来的极大危害。整整一代人割断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我们曾将之视作中国国力落后的根源，不自觉地将之视作“与世界文化接轨”的障碍，是何等的荒唐与愚昧。比文化剽窃更悲哀的是自弃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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