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懂先生
[英]骚·毛姆
甚至还没有见过麦克斯·凯拉达先生，我就有点讨厌他。当时战争刚刚结束·，轮船上拥挤不堪。由于船票很难买到，所以无论赶上什么样的船舱，你也得将就。单人包间是不用指望的，我弄到了一个双人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可是当我得知同舱人的姓名时，心里却凉了半截。这名字使我想起一间舷窗紧闭的船舱，一丁点儿海风也甭想吹进来。在历时14天的漫长旅途中（我是从旧金山去横滨），跟任何人同住都够糟心了，不过假如我的伴侣是叫史密斯或者布朗，我倒还不至于如此懊丧。
我登上轮船的甲板，发现凯拉达先生的行李已经摆在舱内。我很不喜欢那些东西的样子：皮包上花里胡哨地贴着许多标签，衣箱也过于笨重。他已经把梳妆品摊开了，洗脸架上放着他的香水、洗发膏和润发油；看得出来，他是巴黎高级商店的老主顾。他那些毛刷都是乌木的，上面雕着花体的烫金姓氏；要是真的用起来，一定会更漂亮。我对凯拉达先生毫无好感，于是来到吸烟室，要了一副扑克牌。然而刚刚开始玩，便有一个人走到我的面前，是不是可以认为我的名字是某某某某。
“我是凯拉达先生。”他微笑着补充道，然后又坐下来，那微笑露出了一排闪亮的白牙。
“哦，您好，咱们同住一个船舱，对吗？”
“好运气啊，我说，谁也说不准会跟什么人结伴儿旅行。听说您是英国人，这可把我乐坏了!您知道，每当身处异乡的时候，我总是要把我们英国人聚在一起。”
我惊愕的看着他。
“您是英国人？”这似乎不够得体，但我还是这样问道。
“没错儿，您不至于认为我是美国人吧，是吗？我啊------骨子里都是不列颠血统!”
为了证明这一点，凯拉达先生从衣兜里取出他的护照在我鼻子下面轻轻晃了几下。
看来英王乔治有着许多古怪的臣民：凯拉达先生身材短小而强健，脸刮得干干净净，皮肤晒得黑黑的，还长着一只肉墩墩的鹰勾鼻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他那头黑色的长发光滑而卷曲，说话的姿势充满着活力，再加上那急促的语调，完全没有英国人的味道。因此我确信：如果让我更仔细的看看那张英国护照，它便向我证明------凯拉达先生一定是诞生在一片比英国的天空更蓝的天空之下。
“您想喝点什么？”他问我。
我疑惑地看着他。当时禁酒令还在生效，很明显，除了姜汁酒和柠檬苏打水，轮船上不会有别的什么酒的。在我不感到口渴的时候，我也说不出自己更讨厌其中的哪一种。但是凯拉达先生却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喝威士忌苏打，还是喝马提尼？只要您说句话!”
他从两个屁股兜里各摸出一个瓶子，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选择了马提尼酒。他又叫过服务员，要了一小盘冰和一对儿杯子。
“蛮好的鸡尾酒啊!”我说。
“啊哈，在它们刚才存身的地方，这种酒还多着呢!如果您在船上已经交了什么朋友，那么您可以告诉他们：您结识了一个能弄到所有世界名酒的伙伴。”
凯拉达先生十分健谈；他谈论纽约、旧金山，也谈论戏剧、美术和政治。同时他又非常爱国------英国国旗本来是一块很动人的花布，但是当它被一位来自亚历山大或者贝鲁特的先生挥舞时，我不能不感到有失它的尊严；凯拉达先生就很像这里一位地中海人。我不愿洋洋得意，然而我还是觉得：当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跟我打招呼时，在我的姓氏前面冠以“先生”是比较恰当的。凯拉达先生可不这么拘泥礼节，显然这也是为了讨我的欢心。我不喜欢他，所以在他刚刚坐下的时候，我把扑克放在了一边。但是此刻我感到，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谈话已经持续得太久了，于是又继续玩我的扑克。
“把那张3放到4上。”凯拉达先生说。
没有比这更令人讨厌的了------不等你自己看清牌他就告诉你应该把刚摸起来的牌往哪儿放。
“快解开了，快解开了!”他叫道，“把那张10放在J上。”
我压住内心的愤怒和憎恶，玩完了这一局。这时他抓起扑克牌。
“您喜欢变戏法吗？”
“我最讨厌变戏法。”我说。
“啊哈，一会儿我要把这张牌给您变出来。”
他给我亮出一张3，但是我对他说，我要去餐厅找个座位。
“哦，不必了”，他说，“我已经给您订好座儿了。我想既然我们同居一室，那么当然也应该同吃一席。”
我真不喜欢凯拉达先生。
我不仅得跟他住在一起，不仅得跟他共进三餐，而且连甩开他在甲板上独自散散步都不可能。他好像什么都愿意干，好像任何人也赶不走他。他深信：别人见到他，一定像他见到别人一样地高兴。要是在家里，也许你把他一脚踢到楼下，然后冲着他的脸狠狠的摔上门，他也不会想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他是个出色的交际家，三天之内便结识了船上所有的人。他什么都玩：赌博、桥牌、套圈儿、高尔夫球；另外他还为这些竞赛募捐奖金；有时又组织音乐会和化装舞会，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船上，他显然是最讨人嫌的一位。我们都叫他“全懂先生”，甚至当着他的面也这么叫，可是他却把这当成一种赞美。在吃饭的时候，他是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每顿吃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得听他摆布。他胃口极好、心情舒畅，而且喋喋不休、专爱斗嘴。对于任何问题，他所知道的都比其他人多些，如果你胆敢不同意他的看法，那对他那强烈的虚荣心无疑是一种冒犯。所以是多么微小的问题，他都不肯轻易放过，除非你归顺了他的思路。对于他来说，失误的可能性是绝对没有的。他无所不知。我们是和一位医生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医生很懒，我也甘守中立，所以要不是还有一个名叫瑞姆赛的同桌，凯拉达先生可真要独来独往了。瑞姆赛像凯拉达先生一样固执己见，同时他又非常讨厌他的过份自信。他们聊起来总是没完没了，而且措辞尖刻。
瑞姆赛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他出身在美国中西部，身材高大，松弛的肥肉把皮肤绷得紧紧的，外面箍着一套制服。他飞回纽约，接来了已在家中独居一年的妻子，现在要回神户继续任职。瑞姆赛太太是个娇小美丽的尤物，既和善又幽默。领事馆的工作收入很少，因此她的穿着总是非常朴素。但是她懂得怎么穿这些朴素的衣服，使它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我被她深深的吸引住了，因为一般的女子现在都渐渐遗弃了她们旧日的风度，而她却依然保留着这种也许是很普通的气质。你只要看上她一眼，就无法不被她的庄重所打动。那端庄的神情，仿佛点缀在朴素衣着上的一朵鲜花。
一天晚饭的时候，大家偶然谈到了珍珠。报纸上有很多报道，说是奸诈的日本人正在生产人工养殖的珍珠。因而医生指出：这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天然珍珠的价值。人造珍珠现在已经很不错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搞得更好。凯拉达像往常一样，插入了这个新的话题。他给我们讲解了有关珍珠的一切情况。我看瑞姆赛未必也懂得珍珠，但是面对一次攻击凯拉达的机会，他却按耐不住了。结果，没有用上五分钟，他们就进入了白热化的论争。以前我虽然领教过凯拉达先生的热烈和健谈，但是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样起劲。大概是瑞姆赛的什么话刺痛了他，他终于擂着桌子，大声叫到：
“我告诉你，我所说的，必然是我全懂的。我此行日本，就是要去了解珍珠业的情况。在这个行道中，没有人能说出跟我两样儿的话来。我认识世界上所有的名贵珍珠，这里面如果有什么是我们不懂的，那就根本不值得去弄懂。”
这又是一件新闻。凯拉达先生虽然爱唠唠叨叨，却从未对任何人谈起过他的职业。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他到日本是去执行某种商业上的使命。他得意洋洋地看了看大家：“人工养殖的珍珠根本不行，像我这样的行家只要瞥上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指了指瑞姆赛太太戴着的一串珍珠项链：“您记住我的话吧，瑞姆赛太太，您这串珍珠永远也不会跌一分钱的。”
羞涩的瑞姆赛太太微微红了脸，随即把那串珍珠项链塞进了连衣裙。瑞姆赛往前凑凑身子，递给大家一个眼色，那眼里含着嘲笑：
“瑞姆赛太太的项链还不错，对吗？”
“我一下就看出来了，”凯拉达先生说，“乖乖，我对自己说，这是真正的珍珠。”
“当然了，这串项链不是我亲自买来的，然而我很想知道：您认为它值多少钱？”
“哦，在首饰商店您大概得花15，000美元，不过要是在五号街买的，您说它价值三万美元我也不吃惊。”
瑞姆赛笑得合不拢嘴：“我的话大概要让您吃惊了：它是我们离开纽约的前一天，瑞姆赛太太从一家百货商店买来的，18美元。”
凯拉达先生涨红了脸：“胡扯！这不仅是真正的珍珠，而且是最好的规格。”
“您肯打赌吗？我敢跟您赌100美元，这是个仿制品。”
“一言为定，赌!”
“啊，爱尔玛，这样肯定的事情你不该打赌的。”瑞姆赛太太说；她的唇边挂着一丝微笑，非常文雅地表示反对。
“不该打赌？如果有这么一个来钱的机会却不去利用，我简直是个大傻瓜!”
“可是依据什么来裁决呢？”瑞姆赛太太接着说，“难道依据我的或者凯拉达先生的话？”
“让我看一看那项链吧，如果真是个仿制品，我一眼就能认得出来，100美元我还是输得起。”凯拉达先生说。
“摘下来吧，亲爱的。”瑞姆赛说，“让这位先生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瑞姆赛太太犹豫了片刻，用手按住项链：“我不能把它摘下来，”她说，“凯拉达先生要说的一定和我所说的一样。”
我突然感到要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可是又想不起应该说点什么才好。
瑞姆赛跳了起来：“我来摘!”
他把项链交给凯拉达先生。凯拉达从兜里掏出一只放大镜，仔细地看了看项链。那张光滑而黝黑的脸上立刻显出一种得意的微笑。他把项链交还，刚要开口，却突然瞥见了瑞姆赛太太的面容------她脸色煞白，简直像要昏倒似的；那双惊惧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凯拉达，眼里满含着绝望的企盼。这神情太明显了，我简直奇怪她丈夫怎么会没有看见。
凯拉达先生半张着嘴，停住了，满脸通红，你几乎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克制着自己。
“是我弄错了，”他说，“这是个极好的仿制品。当然了，我用放大镜一看就知道它不是真的。依我看，这破玩艺儿也就值18美元。”
他掏出皮夹，取出一张100美元的钞票，默默地递给瑞姆赛。
“也许这会使您下次不再这么自负，我的朋友。”瑞姆赛说着，收起了钱。
我注意到，凯拉达先生的手都颤抖了。
像往常一样，这件事传遍了全船。当晚，凯拉达先生不得不忍受了众人的揶揄。“全懂先生”露了怯，对众人来说实在是很开心的事。但是瑞姆赛太太却因为头痛早早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便开始刮脸；凯拉达先生躺在他的铺位上吸烟。突然，传来一阵沙沙的声响，一封信从门缝下面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外面却空无一人。信封上用印刷体写着一排字，是寄给凯拉达先生的。于是我拾起信，送了过去。
“谁写的呢？”他拆开信封。“噢!”
从里面取出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他看了看我，脸又红了。他把那封信撕成碎片，递给我：
“您能把它们从窗口扔出去吗？”
我按他的要求做了，然后微笑地看着他。
“谁也不愿意被人当作傻瓜。”他说。
“那些珍珠是真的吗？”
“如果我有那么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我决不让她一个人在纽约住上一年而自己却留在神户。”他说。
此刻，我似乎不那么讨厌凯拉达先生了。他打开皮夹，小心翼翼地放进那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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