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与自觉：造就一代“教育大家”(上) 南京市教学研究室 刘永和 [摘 要] 教育家究竟是怎样诞生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教育界，影响着教育家的培养。作者通过对现代七位著名教育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了四海游学、一线教学、救国兴学、教育创新、著书立说等教育家成长的共同经历，归纳出“时代与自觉”是其成长的关键。 [关键词] 时代与自觉、内因与外因、教育大家。 《中国教育报》今年3月开辟了“回望·大家”栏目，陆续推出陶行知等七位“教育大家”。编者按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曾经涌现出这样一些大家，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理想，执着追求，并以独到的教育实践，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也为中国教育留下一笔丰厚的财富。”本人怀着敬仰的心情逐一拜读，深刻体会，深受启迪，感慨良多。最深的感受是：时代与自觉造就了一代“教育大家”，是外因的时代要求与内因的个人自觉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四海游学——开放性学养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一代教育大家，学高为师，学高并身正乃为大师。丰厚的学养是其办学、教学、立学的基础；而其学养之所以如此广博、如此丰厚，与其四海游学、博采众长、东西合璧是密不可分的。 陶行知是“生活教育”的伟大践行者，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源头还在美国教育家杜威，他把导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颠倒过来，深化开去，成为“生活即教育”，成为中国“生活教育”的创造者和引领者，而美国求学的经历是其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最为重要的铺垫。蔡元培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1907年远赴德国，深感中国落后；袁世凯专权时代，蔡元培又远走法国；他在后来的《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说：“我们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正是东西方教育的碰撞警醒了蔡元培。“不喜八股好泛览”的教育大家陈垣博学多才，18岁来到广州一家蒙馆教书，第一次登上讲台，就因为“文采出众”而在书馆里“贴堂”；1908年，陈垣与友人一起兴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他是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届学生，并给自己签发了毕业证书，他能够抓紧一切机会认真学习。张伯苓出生在天津一个贫寒的塾师世家中，十五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修读的课程也多为西学以及驾驶、测量天象、推算经纬度等有关海军的专业知识、技能。学堂还特地聘请了很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军事教官给学生们授课，使得张伯苓兼通中外教育之道。马相伯5岁就进入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12岁时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一所耶稣会学校学习，成为神学博士；他精通八门语言，深谙西学，而中文根底深厚，是当朝不可多得的人才。教育大家叶圣陶12岁那年，就拖着长辫子，告别私塾“子曰铺”，放下八股文，考入留日学者举办的“洋学堂”，一头扎进了“修身、博物、历史、算学、英文、旅行”等新课程中，于是他开始关心国运，思考救国。晏阳初是“跟着苦力队伍”走出四川巴中的，经过15年的求学经历，于191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修学毕业，而正是这样东方与西方融合的教育，让晏阳初找到了平民教育的方向，使他成为东西方平民教育的“传教士”。 纵观教育大家的学习经历，都具有地域广阔、中西贯通、苦读严谨的特点，特别是“四海游学”的经历，使其学养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其具有“跨文化”的特征，因而，也才会显示出学识广博和学养丰厚，为教育大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一线教学——体验性实践 教育家需要有深厚的教育理论的基础，更需要坚实的教育教学实践；只有教育理论则空，只会教育实践则浅；只有把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用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用教育实践丰富教育理论，并且在这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螺旋式上升，逐步达到教育大家的巅峰。其实，具有“四海游学”的经历，具备丰富的理论素养的人很多，但是，能否具备一定的教育实践，这将是他们能否成为教育大家的关键，而七位教育大家都有基层教育教学的亲身实践，并且卓有成效。 陶行知曾经坚辞大学教授之职，婉拒大学校长之职，婉辞教育厅长、“三清团”总干事等，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等奔走于市井和农村。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并成为一个喝过西洋墨水、穿着草鞋上课的“乡下教师”。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使陶行知深刻体会平民教育的内涵，他的平民教育才能深入实施和卓有成效。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离开翰林院，回到故乡绍兴，任绍兴学堂校长，在这里进行了他教育生涯中的第一次教育改革；1917年进入北大，在这里开始了他艰苦卓绝的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引来一批精英汇聚北大，使这里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楷模”和“新思想漩涡的中心”。1898年 18岁的陈垣第一次登上讲台，就以他的文采出众受到学堂学生的欢迎，1906年，为了躲避清政府追剿，他又在簧庄小学教书半年，而正是这短短的半年教书，陈垣“在这个学校是一揽子课都教，国文、算术，并兼教体操、唱歌……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新鲜的课程，学生们都喜欢我这个从广州去的新老师。”91年人生，74载教书，生动的教育实践促使陈垣对于教育进行深入思考，对于中国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甲午战争之后，张伯苓目睹了“国帜三易”，加上自己的习武救国的梦想破灭，1898年22岁的张伯苓去了严修家当了家塾的新学教师，两年之后又受天津盐商王奎章之请，去王家熟馆教西学，家庭教师一直持续到1904年，6年的私塾教学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起来，为他办南开学校奠定了基础。马相伯虽然读的是耶稣会学校，获得的是神学博士学位，但是，举办的却是中国教育。1902年，当时还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无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每天清晨5点都会步行至马相伯家，跟他学习拉丁文。之后，他上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1905年创办了复旦公学，并任校长。无论是私学还是公学，马相伯为自己的办学兴国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912年，叶圣陶从草桥中学毕业，就心怀“立国之本，首在教育”的愿望投身于教师的行业。1917年又应同学吴宾若之邀赴甪直镇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走进了他的教育理想国，与同事们开展了农村教育改革实验，从此，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脑海里生根，直到1930年，叶圣陶在其它中小学，以及北大、复旦等担任过教师。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就远赴法国北部的一战战场，为那里的华工苦力做翻译。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总干事晏阳初带着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乡村平民教育，河北定县10年，湖南、四川10多年，第三世界国家40年，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乡村，再也亩离开过平民教育。 大厦要想建设得巍峨雄伟一定需要坚实的基础工程，此所谓深度决定高度。教育大家之所以我们只能望其项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教育实践扎实有效，而且，应该说基层教育实践越是丰富，越是扎实，其教育改革就越有创意，教育影响就大，特别是陶行知和叶圣陶两位教育大家，其基层的有效的教育改革实践大大促进了教育的理性思考，丰富了他们“生活教育”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论，其基层教育影响也就更加突出。（未完待续） （发表于《校长》2013年第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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