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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演变
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1.“文化”与“culture”
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也泛指一般知识。
Culture：克罗伯、克鲁克洪的著名定义——是后天习得的，为整个群体所共享的生存样式系统；其样式既有外显的也有内隐的，并包括其物化形态；核心为价值观念；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制约人类的活动。
2.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分析
借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模式
A.有机体系统：农耕经济
G.精神人格系统：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儒学占思想流派的主导地位）
I.社会网络系统：家族制度、君主专制
L.价值规范系统：以家族为本位
3.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与成型
周公的“制礼作乐”至关重要（西周）
“礼”是社会政治和行为道德的规范，核心是社会等级制度；
“仪”是依据礼的精神而确立的一系列具体的礼节仪式。
一般称“礼”或合称“礼仪”，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容。经儒家提倡，汉代以来制约着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宗法制度的主要原则：嫡长子继承制、宗庙祭祀制、同姓不婚制、（分封制）。
“敬德保民”——注重人事成为传统。
4.中国传统思想流派及其历史影响
各派本质上皆属伦理－政治学说
（1）儒家：“克己复礼”，恢复周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
“仁学”，将伦理准则建立在血亲情感上，使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心需要。
（2）道家：视“利”为社会动乱的根源。
“道”的概念在各派中尤具哲学本体论的意味；
辨证法思想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精神超越、精神自由的主张深得历代士人之心。
（3）法家：强调人际关系就是利害关系，属最现实的一派，主张以外在的强制性手段进行制约。
法——君主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
术——君主的统治手段和策略
势——君主的统治地位和威权
（4）阴阳五行学说：对天地万物生成和变化的一种认识，汉代以来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律，宋代以后仍广泛流行于民间。
（5）历史影响
帝王：儒表法里。《汉书·元帝纪》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徳教，用周政乎？”
士人：儒道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民间：长期流行阴阳五行学说。宋代以后理学日益普及。
二.儒家学说的发展与演变
三个阶段：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
1.先秦儒学
孔子之后，战国时有所谓“儒家八派”——子张、子思、颜氏、孟氏（孟子）、漆雕氏、仲良氏、孙氏（荀子）、乐正氏。
孟子：基于“性善论”，发展了“仁”的学说，其“民贵君轻”的主张形成民本思想的一个高峰。
荀子：基于“性恶论”，推进了“礼”的学说，部分吸收法家思想，注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刑罚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基本立场接近于“尊君”而非“贵民”。
2.两汉经学
儒家伦理准则得以继续推行的基础——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虽已消亡，但宗法组织、宗法观念长期留存；宗法型家族转化为门阀型家族。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生改造儒学的最关键的步骤，是将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提出“君权天授”的说法。由此，将儒家伦理－政治准则的基础和依据，由原先的血亲情感转移为上天的旨意，并论证其符合阴阳五行运转的规律。
武帝以后，儒学成为定于一尊的官方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为“经学”。
与此相应，礼制和礼治、礼教日益规范化、系统化，并普及于社会各阶层。
3.宋明理学
理学是精致化、哲学化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1）理学诞生的社会文化条件：
其一，唐宋变革的影响。门阀型家族向平民型家族转化。
其二，佛、道的挑战与刺激。儒学的正统地位遭到威胁，理论对抗中处于下风。
其三，儒学（汉唐经学）本身的缺陷。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颇遭抨击。
理学家的重要工作是吸收佛、道理论，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思辨哲学的高度，以本体论来论证儒家伦理准则的完善和永恒。故有“儒表佛里”之称。
（2）理学的理论结构和发展历程
本体论：世界万物的本原问题。
心性论：人性的来源以及心、性、情的的关系问题。
认识论：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的方法问题。
本体论是核心，是根本，后二者皆由其派生。
韩愈、李翱——胡瑗、孙复、石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
开创阶段：
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提出的宇宙生成图式，无极－太极－动静－阴阳－五行－万物（自无极而为太极，无极而太极）
邵雍，象数之学，关键是将“道”和“太极”视为世界本原。
成型阶段：
张载提出“气论”，认为“气”是世界本原，气聚气散，由此生成万物。万物在承受气的时候，因禀性不同而有善、恶、明、暗等区别。
“二程”明确提出哲学意义上的“天理”概念，认为天理是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世界本原，先有理而后有万物。“天理”概念提出后，理学可谓正式形成。程颢明确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二程”的根本目的是力图在本体论的高度论证儒家伦理，故称：“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集大成阶段：
朱熹在继承、发扬“二程”之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诸家之说，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将无极、太极、天理等概念融为一体；并将理与气联系起来，二者互相依附，气以成形，理在其中。
朱熹学说的核心是天理论，而关键仍落实到天理与人伦的沟通。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具体体现：“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
“二程”和朱熹都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体的最高境界。
程朱理学强调了“尊君”的一面，元明以来一直是官方推崇的正统思想。
（3）“陆王心学”的异军突起
将儒家伦理提升至本体论高度，通过理性认识自觉追求儒家的道德规范，是理学家的共性，陆王与程朱的分歧在于认识途径和修身方法。
陆九渊认为“格物致知”的渐进方式过于支离繁琐，既然天理存于人心，远不如直求本心更为简易便捷。因此，他提出“心即理”的主张，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道德修养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即可获得天理。
王守仁与之一脉相承，并加以发扬光大。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心即理”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心”作为一种精神实体，被视为宇宙最高本原，故称“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王守仁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
所有理学家都重视两项工作：
本体论的论证；将理学向社会各阶层包括民间下层普及。
西方哲学史理论框架的不适用问题
理学的历史作用：
重气节、重道德、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尊君”的一面有助于君主专制政治，并严重抑制了个体人性，明清尤为明显。
4.李贽和清初三先生
王守仁开启的路径：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可成圣人；关键是内省，不必外求于经典和先贤。其实已有“反传统”的意味。
王守仁及其后学有所谓“王学七派”之称。此外，承袭王学的还有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成员多属社会中下层人士，出现摆脱外在束缚的倾向。李贽继承泰州学派，思想更趋向异端，张扬个性，离经叛道。对六经和前贤多有批判。
清初三先生为明亡之思过程中的杰出思想家。就治学路径而言，黄宗羲近于王守仁，顾炎武近于朱熹，王夫之近于张载。总体倾向在逐渐形成的尊德性和道问学两种路径中近于后者。（《礼记·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认为明亡原因大致有二：士人空谈心性，不重经世实学；君主独裁专制。
他们对君主独裁专制的批判将孟子以来的民本主义推向又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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