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湘不成军：曾国藩再次捕捉历史机遇
湘军移师衡州以后，曾国藩的处境大为改观。
衡州是湖南第二大城市，民风淳朴，还没有染上省城的奢华与矫饰。对于曾国藩而言，衡州于他还有故里之谊，他少年时代曾在这里求学。而且，这里还是湖湘学派创始人王船山的故乡，令崇仰前辈学者的曾国藩倍感亲切。
湘军驻扎衡州，也有军事上的需要：衡州是历代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湘军驻扎在这里，正好掐断了太平军发源地广西与湖北前线的联系。
曾国藩重返第二故乡，顿感海阔天空。长沙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和对他的处处牵制，在这里已经感觉不到了。
衡州知府巴不得湘军移驻到他的辖地。他知道，湘军是块硬骨头，太平军不会轻易来啃它，衡州也就可保平安。乱世之中，一个知府保住了城池，就等于保住了性命和顶戴。他的身家和仕途升迁，都与这位钦差帮办团练大臣休戚相关。于是，他把修城墙的银子挪过来，交给曾国藩用于训练湘军。他盘算着这些银子还会回到他手里。湘军能够对付太平军，他们的军费，朝廷和巡抚衙门最终是会全部承担的。
但是，曾国藩在衡州，仍然有许多不如意。最大的难处，在于兵力匮乏。江忠源的部队，大部分随张亮基迁往湖北了，曾国藩手头所余不足千人。他知道，如果不扩军，湘军以如此微薄的军力，是成不了气候的。
曾国藩决定扩充兵员，初步设想是办成六千人的陆军，和江忠源统带的四千楚勇，合为万人大军。
曾国藩在长沙的遭遇，伤了他的心，也刺激了他的欲望。他认为，光靠绿营的力量，是对付不了太平军的。只有“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纯靠湘军的力量，不掺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营，才能驱驰中原，逐步肃清太平军。
那时候，曾国藩身边只有两员干将，就是塔齐布和罗泽南。塔齐布勇猛过人，稍缺谋略，罗泽南勤恳扎实，拙于交际。对于扩军，只有一个不在身边的王錱可作指望。所以，曾国藩刚在衡州安顿下来，便写信给王錱，请他协助招募兵勇。
咸丰三年的夏天，王錱接到了曾国藩的信函。
王錱是曾国藩的同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当时，他正为一件事生气，一接到曾国藩的信函，便非常赞同湘军扩编，于是和曾国藩一拍即合，定下了扩军计划。
使王錱大动肝火的事情，就是湖南子弟兵在江西的失败。
那时候，江忠源协助绿营防守南昌，深感兵力不够，向湖南请援。罗泽南和江忠淑等人，率领一千个湘乡汉子和两千个新宁汉子，分两路增援江西。
江忠淑初经战阵，缺乏经验，行军不备侦探，在瑞州遭到太平军的伏击，全军溃散。罗泽南所部闯进城内，却有八十多人阵亡，其中包括他的弟子谢邦翰等四人。这四个人都是王錱的邻居和同学，也是挚友。王錱闻讯，便发誓要率领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他们报仇雪耻。曾国藩要他招兵买马，正合他的心意。
曾国藩有王錱鼎力相助，两人初次计划总共招募六千人，办一支复仇的“义师”，其中由王錱统带两千人，自筹饷银一万两。可是王錱到了省城以后，欲望膨胀，改变初衷，把招募人数增加到一万，饷银也由自筹变为官拨。
长沙之变后，省城的官吏都成了曾国藩的私敌，谁都想看他的笑话。但是，这位团练大臣掌握着一支精锐部队，虽然兵员不多，却有很强的战斗力，湖南境内的防剿还有赖于他。再说，暂时没有谁可以将他取而代之，场面上还得予以支持，凡是军事、饷事和吏事，都不得不让他几分。
长沙城内的官员们没有想到，忽然冒出了一个王錱，来到省城，向他们披露扩军计划。对于曾国藩的这帮私敌来说，这自然是一个惊喜。
王錱善战，而出身低下，倘若湖南官府在军饷和军备上予以支持，帮助他编成这支万人大军，他的势力必定强过曾国藩，而他又不像曾国藩那么难以控制。同样是公费，给曾还是给王，没有区别。有此机缘，他们自然倾全力支持王錱，而把曾国藩晾在一边了。王錱增加招募兵员的人数，就是因为有他们做靠山。
在官方提供的有限资源里，王錱得了大头，曾国藩的后勤补给减少了。军饷不再按时发给，领取武器弹药也备受刁难，曾国藩及其所部陷入困境。日复一日，土匪越剿越少，曾国藩的部队在全省防务上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额外的军饷没有来源，扩军之说等于空谈。他的部队无法扩充，那么届时代表湖南出境攻打太平军的人，必然是人多钱足的王錱，而不会是兵单饷绌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探知此中关节后，大为恼怒。可是，无名火终归是无名火，只能自己憋着。唯一可行的，无非希望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把王錱从政敌们的阵营里争取过来。
于是，曾国藩给王錱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率领所部归附。但是，王錱只想着要率领军队为阵亡的同学报仇，却不体会曾国藩的隐衷。他连信也不回，忽略了曾国藩的忠告。
曾国藩见王錱无动于衷，便分别给巡抚、布政使和长沙知府写信，要求他们只让王錱统带两千人，作为先锋，而不能让他统带万人。他还劝说官府让王錱裁减超出计划的兵员。他又给一些乡绅写信，阐述这层意思。但是，曾国藩的这些努力，收效甚微。
然而，就在曾国藩一筹莫展的时候，否极泰来。太平军给了他一个扩军的机会。
太平天国定都金陵以后，洪秀全对战略撤退时放弃的武昌，一直念念不忘，派出两路大军出师北伐和西征。
北伐一路，由李开芳和林凤祥统帅，目标直指清廷都城北京；西征一路，由胡以晃和赖汉英统帅，溯江西上，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武昌。西征军的目的，是在占领武昌之后，打通经湖南去广西的交通线。
咸丰三年九月，北伐的太平军水陆并进，第二次进攻武汉。
太平军的西征军，很快就在长江沿岸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他们水陆并进，首战攻克了武汉三镇外围的第一道屏障田家镇，然后攻下黄州，黄州知府战死。接着又攻下汉阳，汉阳知府俞舜卿投水身亡。
清廷的两名知府死于战乱，武昌已暴露在太平军的军锋之下，湖北的官场大为震动，省城武昌再次戒严。
太平军攻下汉阳后，又攻占了武汉北部的孝感、麻城和德安，拔掉了武昌周边的清军据点。此时，武昌守军兵员不足，清廷的绿营兵，几乎已全部调往江南和江北两座大营。对于武昌的防守，朝廷已是无兵可派。
朝廷见湖北军情吃紧，任命江苏人吴文镕为湖广总督，负责组织湖北的防务。
吴文镕也是一个读书人。他是曾国藩戊戌年会试的座师，对曾国藩有恩。他从贵州去湖北上任，途经湖南。曾国藩理应隆重地接见他，但曾国藩却以军务太忙为借口，没有与他会见。
吴文镕到达武昌时，太平军正在加紧攻城。他知道单靠湖北的军力，无法抵抗太平军，只好坚守武昌待援。他向曾国藩求救，但曾国藩拒绝发兵，理由是湘军还没有训练好，拉上前线无异于送死。
吴文镕向朝廷告急，请求朝廷调派湘军。皇帝下诏，令曾国藩湘军北上阻挡太平军，湘军的开支，由湖南巡抚骆秉章供给。骆秉章也怕太平军打到湖南来，便给曾国藩写信，请他带领湘军来长沙，和绿营共守省会。曾国藩回答：湘军还在训练，不能出征。
那时候，具有战斗力的湖南军队，除了曾国藩所带的二千多人驻扎衡阳，还有王錱新募的三千多人驻扎长沙。曾国藩不肯出兵，骆秉章就派王錱的部队支援湖北。
王錱的湘军在湖北作战英勇，立下了战功。十月，攻打武昌的太平军撤围。
这时候，朝廷任命江忠源为安徽巡抚，但江忠源兵力太少，无力对抗安徽的太平军。侍郎宋晋请朝廷派湘军援助安徽。当时，曾国藩新募的湘勇分头攻打土匪，没有得到休整，军饷也很匮乏，武器、旗帜和军服都很简陋，曾国藩还是不肯派兵出省作战。湖北和安徽两省，频频向他求援，皇帝也在一个月内几次下诏，催促曾国藩出师。
曾国藩却有自己的主意，不想仓促出征。他认为，军队刚刚募集，训练不够，武器粗劣，远出作战，必然失败。王錱却总是跃跃欲试。曾国藩本来想把王錱当作湘军的大将，而王錱动不动就要出兵，心高气傲，不听指挥，所以他干脆把王錱排斥在外，让他自行其是。他把湘军合并为十营，不包括王錱的部队，王錱对此大为不满。
曾国藩虽然没有带兵援救湖北，甚至也没有带兵前往长沙，但他在衡州郁郁不得志的日子里，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朝廷需要湘军来解救困厄。
这时候，曾国藩再一次抓住了历史给他的机遇。朝廷要湘军北上对付太平军，但湘军光有陆军不行，过了岳阳，就是洞庭湖和长江。如果没有水师配合，恐怕连太平军的影子也见不到。于是乎，他必须让朝廷知道，操办水师是当务之急。
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上奏咸丰皇帝，请求操练水师。文宗早就担心长江之上没有水师抗扼太平军，见了这个奏本，龙颜大悦，立即称赞曾国藩很有见地。于是，曾国藩靠着敏锐的目光，发掘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湘军水师这一新型兵种，也随之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