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惟王五十年與武王八年說 下愚曾述及“清華簡”《保訓》：“惟王五十年”及《耆夜》：“武王八年”二語，示“清華簡”篇為近人偽作。 一、悉知“惟王五十年”之惟為發語詞，如同“惟十三祀”之惟，“惟王元祀”之惟。惟十三祀即十三年，惟王元祀即王元年，惟王五十年即王五十年，即姬昌稱王五十年。查遍先秦諸典及後世有關典籍，皆無文王五十年之說。當然，造簡者亦非向壁虛構，而是剝《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而成。此亦用後人所為之文，況前人之所為之事。 剝則剝也，其言則荒疏不經。作簡者何以如此荒疏？久思之，得其竅也，同篇不有“昔在殷王中宗????，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肆（殷）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肆（殷）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五年”耶？殷王，王也，文王，亦王也，彼享國七十有五年，此享國五十年，如彼稱“惟殷高宗七十五年”，即殷高宗七十五年，可；此亦“惟（文）王五十年”，即（文）王五十年，不亦可乎？ 模仿可以模仿，照葫蘆可以畫瓢，然則畫虎不成反類犬！ 上所列殷諸王，繼前人基業，其即位之時即稱王之時，其享國時亦為其稱王之時，故可稱“惟王（殷高宗）七十五年”，但文王繼前人之業非繼王業，而是繼為西伯。其所享之國乃殷所屬之邦國周。故文王享國五十年非其稱王五十年，“清華簡”稱“惟王五十年”則非。 今檢《尚書?無逸》之註疏有關於此之說法。 《尚書》孔穎達《正義》：“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王肅雖不言受王命，亦未排除受王命，因肅未明指受誰之命，王可，先君亦可。但不論其受殷王命或受先君命，皆為西伯，鄭玄“受殷王之命”不必說，即王肅所言：“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是受先君之命，先君者公季也，公季武王成辟後追認其為王，故亦稱王季，非當時已稱王，當時仍為西伯也。受西伯之命繼位，當然只能作西伯。 其實，殷之末世，雖政教漸衰，但余威猶在，紂受崇侯蠱惑，拘西伯昌於羑裏，比之唐時方鎮割據，尾大不掉之勢，猶勝多多。鄭說不為無據。 蔡沈註謂：“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斑斑可見。”“受命，言為諸侯也。”蔡註仍以文王為諸侯，為西伯，而非為天下共主。所謂文王乃周後人對先人之追謚，尊崇。 《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裏，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 西伯即位五十年卽西伯在位五十年，依此説法，姬昌及其終，只稱西伯。故《保訓》開篇當書：“惟西伯五十年”或直剝《無逸》語，書“文王享國之五十年，時維暮春····”。 《史記》稱：“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則史遷以為，受命之年，卽斷虞、芮之訟之年，卽自稱王，謚為文王，皆詩人之言，非史家所錄。見《詩?大雅?綿》，《大雅?綿》為周後人作。與《竹書》相證，昌至薨，《竹書》仍稱其西伯，而不稱王（見後）。卽令昌自稱王，至其身後紀年之十一年（或十三）年，仍大勛未集，未昭告天下，天下共主仍為商紂，自然未上謚號。大勛未集，天下未定，如何上謚？上何謚？《逸周書?文傳解》有文王受命九年（卽其辭世之年）之錄。卽令文王自稱王，亦不過九年或十年，此乃史界公認之事，何有文王五十年？何能言“惟（文）王五十年”？這是常識！ 若此例可援，則漢獻帝建安十八年（213）五月，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加九錫、建魏國，定都於鄴城，魏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將軍等百官。獻帝許其“參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丞相蕭何故事。 建安二十一年（216）夏四月，獻帝冊封操為魏王，邑三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旒冕、車服、旌旗、禮樂郊祀天地，出入得稱警蹕，宗廟、祖、臘皆如漢制，國都鄴城。王子皆為列侯。名為漢臣，實則皇帝。冬十月，漢獻帝又賜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孫權擒關羽、取荊州後，曾遣使入貢，向操稱臣，勸操代漢稱大魏皇帝。操麾手下群臣亦向曹操勸進。操稱：“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正月，操病死洛陽。是年十月，魏太子丕受漢禪，建國，號魏；謚操為武帝。 援《保訓》稱周西伯昌五十年為“惟王五十年”之例，則建安二十五年當稱“惟（魏）武帝七年”，其事則可書為“惟武帝七年正月，帝薨於洛陽，是年冬十月，太子丕受漢禪，建國，號魏。”荒天下之大唐！ 二、《耆夜》“武王八年”之書，說明“清華簡”為近人偽作。 翻一翻《尙書》、《左傳》、《逸周書》、《國語》、《呂氏春秋》等，均無“（周）武王某年”之記載，嚴格說來，這些書都不是編年史。只《春秋》用魯之諸公謚號紀年，是真正的編年史。但《春秋》亦無“武王某年之” 錄，《春秋》作者深知，周共和前之史非編年體，無年可錄，《竹書紀年》雖有列王在位紀年，但非嚴格意義上之編年史。如其為嚴格意義之編年史，何須勞動學者們去搞什麽斷代工程！ 先秦史傳，其書法略可分二類：非編年史、編年史。 非編年史可以《書》或《尚書》為代表，自《尚書?周書》始，偶亦紀年，但絕不以王系年，更不以王謚系年。如《洪範》：“惟十有三年，王訪於箕子”為其例。其徵為時人記時事，或近人記前事，故不以王系年，更不以王謚系年。 《逸周書》雖述周文、武至景王時事，卻內容駁雜，闌入諸家思想，時間跨度很長，並經漢人增刪。如《時訓》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氣，周曆建子，秦曆建亥，雨水、驚蟄均不可能分别出現在正、二月。這是在漢武帝重新用夏曆時才會出現之現象。今人多以為其主要篇目出自戰國人之手。 《逸周書》記時書法也不統一，其第十一卷《大匡解》始出現記時，有“維周王宅程三年”之錄。《文傳解第二十五》有“文王受命九年”之錄。《柔武解第二十六》有“維（武）王元祀”之錄，至《酆謀解第三十》：“維王三祀，王在酆。”皆有維王某祀之錄，《大匡解第三十七》：“惟十有三祀，王在管。”《世俘解第四十》：“維（十三祀）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其年武王成天下共主。《成開解第四十七》：“成王九（元）年，大開告用。”書法混亂，顯經多人之手而成，不足為例，亦入非编年史之列，置不論。 《竹書紀年》以記殷紂時事為例，如： 帝辛名受。 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 三年，有雀生鸇。 四年，大蒐於黎。作炮烙之刑。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雨土於亳。 六年，西伯初禴於畢。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 十年夏六月，王畋於西郊。 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遊於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 二十二年冬，大蒐於渭。 二十三年，囚西伯於羑里。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於畢，得呂尚以為師。 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有赤烏集於周社。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於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於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年，周作靈臺。王使膠鬲求玉於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 四十三年春，大閱。嶢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 四十八年，夷羊見。二日並見。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孟津而還。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於鮮原。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於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關於周武王紀年 周武王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坶野。王親禽受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 十三年，巢伯來賓。薦殷於太廟。遂大封諸侯。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於壇墠，作《金縢》。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 十六年，箕子來朝。秋，王師滅蒲姑。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於東宮。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恰如王靜安所論，其紀年多空疏不經，嚴格說，算不上編年史，可稱為類編年史。 《春秋》則為編年史。如： 隱公 元年 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夏五月，莒人入向····。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 ····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不厭其煩，引諸史例，在說明非編年史，編年史之徵。 清華簡《耆夜》“武王八年”之紀，為後人追述前史，且具編年體例。有網友以西周某明器某銘文有維王某年某月或某王某年某月相比況。須知書史與制器是兩回事。制器書維王或某王，①為表示奉王正朔，對王尊崇，如《春秋經》書春月有事，必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②制器書一時、一事，或後人書前人之一時一事，故以王系之。 書史則不能只書一時一事，如不能只書“魯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而止。即令加上此節之左氏傳，亦不過一時一事。史籍所錄，往往是長達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事。《尚書》、《春秋》、《國語》，乃至《逸周書》、《竹書紀年》等，莫不如此。故《耆夜》只能是某史籍之一篇。卽使史籍摘錄，除非某帝某王某公之元年，亦不書謚号於前，如《左傳·僖四年》述齊桓公伐楚事，其文為“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而不書“隠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除非周武王先知後人有篡改歷史之行，獨作此篇，以茲後世證明“戡黎”之版權在我而不在“文考”。 前已說明，《尚書》無論今、古文篇目，皆不以王謚系年，故《耆夜》不能入《尚書》，與《逸周書》相比較，《逸周書?文傳解第二十五》有“文王受命九年”之錄，其年文王薨。《成開解第四十七》：“成王九（元）年，大開告用”，其年成王繼統。盡管《逸周書》經後人增刪，但其述年亦只在其薨或繼統之年書其謚以系年，且不具編年意味。故《耆夜》不能入《逸周書》。順便說一句，《逸周書》無隨晉室東遷散佚及某獻而復出那些由頭，可假定其未曾逸篇。 如前引《竹書紀年》，自帝辛名受後，只書元年、三年等，直至五十二年，冬，十二月。並不書帝辛元年，帝辛四十年，帝辛五十二年等，此為《竹書紀年》之書法。《春秋》亦如是，如所引：隱公：元年、二年，三年等，而不於每年首加隱公二字，而書隱公元年、隱公二年····隱公十一年。後世書史亦如此，如《史記?高祖本紀》於秦亡後即以漢紀年，其記法為漢元年，二年、三年等，而不每紀年必書漢某年。又《史記?孝文本紀》有孝文皇帝元年、二年、三年、六年等之記。自漢武帝於公元前113年，以當年為元鼎四年，正式創立年號，後世繼之，形成制度。而追改其繼統後之年代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號用六年。書之如建元元年、二年····六年，而不書建元二年，建元三年等。 武王八年，既非武王繼統之年，亦非武王成辟之年，辭世之年，其書法不合史例，知《耆夜》不隸任何一本史籍，乃作簡者自造。 作策逸出現在宴會中亦作簡者有意安排。逸前人註指為史佚，周史官，《尚書?洛誥》著其名。古之王廷、邦國朝會等，史官在場，如今之重要會議必有記錄，乃眾所周知之事，一般不書其名，不特指其在塲。尤其宴飲，更不必書其在場。史官並非朝中重要官吏，如司馬遷《報任安書》所稱：“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史佚在周，比之史遷，也好不到哪裏去。作簡者安排史逸在場，是要強調《耆夜》篇中所記之事之詩，皆目擊所錄，絕對是言不二價之真貨色。而忽略王旣在埸，何謚可上？ 清華簡在紀年上閙如此笑話，非作簡者書史之基本知識不具備，而在急於出手，只注意戡黎而未推注意勘文，只注意一雙寶貝而兩眼光光而鑄成大錯，貽笑世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