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在诠释华侨文文化概念,特质及广东华侨文化在土地利用,建筑、语言和观念等特点基础上,揭示它们地域差异,拜按一定原则,划分广东华侨文化地理区,以期力。深对岭南文化区域分异规律认识。 关键词:华侨文化景观、地域分异、广东 引言 按照通常解释,华侨指定居于国外,尚未加人当地国籍的中国公民。而广义华人泛指一切具有中国血统的人,狭义华人特指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中国政府从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而在实际上,90%以上侨胞现已取得侨居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依然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甚少。这从华侨到华人的概念转变是个很大事件,但华侨习称沿用已久,本文也将华侨华人统称华侨。广东是我国华侨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省区,我国华侨约3000万,其中2/3在广东。为照顾历史和行文方便,本文所称广东,含海南。而按我国家庭亲缘关系一般规律,一个华侨华人可涉及或影响3—4个直系或旁系亲属。(1)这样广东约2000万华侨,对6000—8000万人产生影响,相当于广东人口总数。另外,作为华侨在国内分布地域类型侨乡,在广东是指华侨人口数与当地人口总数比例来界定,以10%为界。按1994年行政区划,广东地级市政区有80%市为侨乡;按土地面积,侨乡占全省总面积72%(未含海南);按人口,侨乡人口约为全省总人口75%。‘:,广东这样一个华侨群体和地域分布格局,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广东华侨文化是广东文化一个本质特征,1916年,广东省长朱庆澜在《续广东通志序》中将“粤人冒险主义之天性”归结为广东人“天性”之一,其表现为广东海外华侨和慈善事业发达。研究广东区域文化、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必须充分重视华侨这个因素。但时下对华侨经济研究成果颇丰,因它与引入外资有关,而对广东华侨区域文化景观、尤其它所具有的深层作用力,则显得极为单薄,成果寥落。这与在广东分布至为触目的华侨文化景观及其巨大的区域文化效应是很不相称的。本文拟就此开展探讨,为推动广东区域文化地理研究,同时为时下广东建设文化大省提供决策参考。 1.华侨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质 华侨文化是由于华侨出国,侨居异地,将中国文化与侨居国文化交流、结合的产物。华侨文化载体是华侨,他们借助于探亲往返、书信往来、保持与家乡联系,有的回国办实业、教育、医院及其他福利慈善事业,影响或改变当地文化景观或结构,同时也将本土文化流布侨居地,这种由华侨兴起和传播的特殊文化,称为华侨文化。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应在鸦片战争以后形成和成熟。华侨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生活在国外,但故土又在祖国,一方面他们保留原有语言、风习。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有着深厚的本根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又深受侨居地文化浸染,接受、吸收当地异质文化,使之成为自己文化一部分。所以,华侨文化具有国内和国外两个源头,具有明显的跨文化、跨地域性质和特点,处于内外两种或多种地域文化边缘,是一个特殊文化系统。但对国内某一地域文化来说,它又是这个文化系统在海外的延续和空间占用,如岭南文化在海外所拥有华侨群体和地域即为岭南文化一部分;对于它产生的故土一方,华侨文化同样具有明显中外文化结合品格,无论在土地利用、聚落建筑、语言、风习、衣冠履带,乃至行为方式、思维理念等方面,都有异于当地文化或深入嵌入后者之中。这是外来文化在当地移植或变异的结果。广东五邑、梅州、潮汕侨乡所耸立大量西式建筑,星罗棋布于海南,雷州半岛橡胶、热带作物种植园,以及各地方言所夹带英语、马来语等,无不展示华侨文化中西合璧品格。 2。广东华侨文化地理景观 文化景观也称历史景观,深刻反映文化历史积淀,也是区域文化的一个外化表现。广东华侨出国历史悠久,颜斯综《南洋蠡测》说:“新忌利坡(即新加坡)有唐人坟墓,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明清渐见增加,《明史?外国传》载,“洪武年间苏门答腊发生骚乱,华人流寓于此者有数千家,他们公推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首领,组织力量自卫”。尤其鸦片战争以后大量华工出国,这些华侨分布世界五大洲,1985年统计粤籍华侨华人约1034.62万,其中亚洲为847.75万人,占81。9%,美洲146.82万,占14.2%,欧洲、澳大利亚等40.05万,占3.9%,分布地区包括各个自然地带、不同人种、风俗、民族、语言、宗教等。广东华侨文化多元共存、景观各异特色,在全国堪为翘楚。 2.1.土地利用景观? 土地利用或作物栽培作为最基本文化景观,也是广东华侨文化空间占用最大单元,具有重大经济文化意义。宋代首先传人广东、福建等地占城稻、花生,明代传人番薯、玉米、烟草、菠萝、南瓜、辣椒、甘蓝作物,都直接或间接与华侨有关。如后来对土地利用影响极大的番薯,即由华侨引进。志称万历十年(1582年)在安南(越南)经商东莞人陈益将番薯成功带回家乡,“种播天南,佑粮食,人无阻饥”;同时,还有高州人林怀兰亦“自外洋挟其种回国"种植。原产中南美洲玉米,明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年)也由海商带回广州惠州始种,‘6)清初传遍全国。这两种作物终于成为全国重要粮食作物,形成“地瓜一种,济通省人之半”‘’’和“红(番)薯半年粮’’景观,对开垦荒地、救灾、保护大量人口和劳力,贡献匪浅。西方蔬菜也假道华侨纷纷传人广东,乃至内陆,如辣椒“大约明末清初由南美洲传人广东,辗转传人中原”。(8’木瓜原产墨西哥,明末清初传人广东;番茄原产秘鲁,“约在1621年葡萄牙人将番茄传到中国”,‘’’此外,南瓜、马铃薯、荷兰豆等也先后引入,广东为首途之区,这都明显地改变传统农业土地利用面貌,也改变人们食物结构,丰富了社会饮食文化生活。 近代,由华侨引种于海南热带经济作物,成为我国土地利用史上又一项破天荒大事。19世纪末,南洋华侨从国外引进椰子新品种,果多硕大,很快取代原来品种,出现不少万亩椰林。1902年和1908年海南华侨从马来亚引进橡胶和咖啡于儋州那大,1910年乐会(今琼海)人何麟书从南洋引种巴西橡胶于安定落河沟(今属琼中)获得成功。此后胶园在海南接踵而起,为建国后海南建设为我国最大橡胶林奠定基础,同时引进的还有油棕、海岛棉、剑麻、爪哇蔗、金鸡纳、香茅、木薯、吕宋烟等,都是一种新文化空间占用。建国后在海南岛、雷州半岛等建立了100多个农场,安置约100多万创业者,广东农垦文化称盛一时,成为华侨文化发展一个重要标志。 2.2.建筑文化景观 建筑作为一种最直观文化符号,是一种动态和充满时代感文化。有赖于华侨引进西方建筑文化,广东城乡建筑景观才大放异彩,为其他省区所不及。 骑楼是地中海沿岸建筑,20世纪初,广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城市,广州最早出现骑楼是20世纪20年代,据研究是由西方殖民势力和华侨从东南亚平行不悖地传人我国的,很快由广州传播至全省各地,尤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沿江城镇至为普遍。据林琳博士统计分析,广东现今21个地级市,拥有骑楼城镇密度最高的是汕头、潮州市(0.7座/千km2),次为佛山、广州、江门、汕尾、中山、揭阳、东莞、云浮、深圳等市,为0.4—0.7座/千km2;再次为东莞、肇庆、梅州、韶关、茂名湛江市,为0.3—0.4座/千km2;最低为河源、惠州、清远、阳江市,<0.3座/千km2;这与广东华侨祖籍分布格局有某种相似之处,亦即两者成正比。潮汕、五邑和海南文昌作为华侨集中地,拥有骑楼、城镇密度最大,粤西、粤北山区则相反。“’’骑楼具有上楼下廊、前店后宅,与街道相连,既遮风雨日晒,又方便交易等特点,与广东商业文化发达相一致,故具有强大生命力,留存至今。 碉楼也是华侨文化在建筑上另一形式,19世纪兴起于开平、新会、台山、恩平、鹤山所谓五邑侨乡。光绪《宁阳存牍》指出:“自同治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该县盛时有碉楼5000多座,开平过去有数千座,现仅存2460座,””其他各县也有数量不等碉楼。这些楼主人侨居世界各地,故其建筑风格丰富多彩,包括传统屋顶式、仿意大利穹隆顶式、仿欧洲中世纪教堂式、仿中亚伊斯兰教寺院穹顶式、仿英国寨堡式、仿罗马敞廊式、哥特式、折衷式、中国近代式等,林林总总,堪为世界建筑文化博览馆。这些碉楼从用材到结构形式,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和整合,开平碉楼于2001年7月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在广东客家侨乡,传统客家大屋也吸收西方建筑文化养分,形成中西合璧围龙屋,即建筑物正面外观与西方建筑相似,但内部结构和布局仍如传统形式,如梅州白宫洋湖尾村联芳楼、程江乡的万秋楼、松口镇南华又庐,即属其例。 在城镇规划布局上,侨乡聚落也反映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调适和良好结合,即村镇选址按适应中国风水地理要求,但布局却突破传统中轴对称原则,采用网格状布局,显系受西方规划思想影响。如鸦片战争后开埠城市汕头,吸纳华侨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但建成骑楼和高层建筑的商业、服务中心,而且城市道路络呈扇形扩散和布局,一反中国传统棋盘式道路格局。侨乡这些村落,建村前制订规划,统一安排村内道路系统、主次巷道纵横交错,各户占地面积大小一致,外观整齐划一,整体上显得紧凑、严谨、规范。而附属建筑如牛栏、猪圈等单独配置,集中分布在村外,既节省用地,也保持村落环境卫生。这种功能分区思想,与小农经济下旧式农居五分工或简单分工迥然不同,乃华侨将西方规划思想在故土移植。这种西方规划模式村落,以五邑地K最多。台山海宴镇甄氏家族因丁口繁衍,光绪年间按以上思想重新规划村落,建成新旧两围共93村,安置5600多人,堪为中西规划和建筑布局文化良好结合范例。华侨热心公益事业,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把捐赠建筑物作为一种纪念形式。这些建筑物最能体现中西文化融合风格。现中山大学校址留存原岭南大学许多以“xx堂”命名大楼,即为华侨捐赠,如‘‘爪哇堂”、“哲生堂”、“陆祜堂”、“张弼土堂”、“荣光堂”、“十友堂”、“怀土堂”等。重檐大屋顶和钢筋水泥建材和西式立面和内部布局,反映中西文化完美统一。近年,华侨捐筑各类学校、医院等接踵而起,则完全是现代建筑风格,中山大学‘‘岭南堂”,使用最时髦的玻璃幕墙立面,说明华侨建筑文化也是与时俱进的。 2.3.语言景观 侨乡人员、商贸信息往来十分频繁,既使用汉语方言,也使用英语和其他外语,两者交相融合,形成侨乡方言有大量外语词汇融入,主要是口语中英词汇夹杂景观。据有关研究,仅五邑地区常用英语外来词,包括文化体育、食品饮料、五金工具、日常生活等用词有125个。‘ls,如漂亮叫“好泥”{hownice)、文件夹叫“快佬”(file)、自助餐称“布菲’’(buffet)、清漆曰“呖架”(1acquer)、第一叫‘‘林巴温’’(numberone)、小费叫“贴士”(tips)、乳罩叫“薄络”(bra)、差劲、低档曰“妾’’(cheap)等,这在外来人听来可能不知所云,但在当地都老幼妇孺皆知。 在传统客家社会,外语也在侨乡不胫而走,如衬衣叫“恤”(shirt)、商标称“麦(mark)、接吻曰“占”(6sm)等,也有马来语,如领带叫:‘拉西’’(tasi)、杂货店叫“阿弄店”(alongtiam)等。但无论词汇数量和分布范围已较广府地区大为逊色。而另一个侨乡潮汕华侨引进外语除了英语以外,因不少华侨分布在东南亚,带进不少印尼一马来语,如接吻称“斟”(tism)、手杖称“洞角”(tongket)、饼干称“罗的”(roti)、警察叫“吗淡”(mata)、事情叫“巴特”(patut)、市场叫“巴萨”(pasak)、可怜叫“朵隆”(tolong)、铁线称亚铅(ayan)、合意叫(suka)、苦力叫咕哩(kul¨、奶油咖啡叫咕啤(kopi)等皆渗人人们生活用语,使之注入东南亚文化生活情调。 2.4.观念文化景观 侨乡民性外向、开放、兼容,深受西方文化浸染,思想活跃,对新鲜事物敏感;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反映西方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由此形成文化景观,主要是文化氛围,在侨乡甚为突出。观念文化寓于人物之中,在中国思想史上,侨乡英才辈出,独领风骚。1872—1875年,我国四批留美学生120人,包括容闳、詹天佑,唐绍仪等时代精英,为早期华侨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奏折说,派幼童赴美留学“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据有关资料,清末中国留美学生地区如下: 这些留学生,广东人占多数,其中又以香山(中山)、番禺、南海、顺德等县为主,仅香山一县即有40人,占广东留学生的二分之一,故近代广东能首先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成为近代思潮的重点与革命的策源地。梁启超说:“广东人旅居国外者最多,皆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又说:“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17]在变革现实,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运动,华侨无不在财力、物力上鼎力支持,更有大批热血青年,远涉重洋,回归祖国,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孙中山曾发出感慨:“华侨是革命之母”。例如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800名“先锋队”(敢死队)中,华侨占500人,黄花岗72烈士中,华侨烈士有30人之多。革命需要宣传鼓动,华侨是一支生力军,辛亥革命前,华侨在海内外创办报刊多种,如新加坡《中兴日报》、槟榔屿《光华日报》、曼谷《暹罗日报》、缅甸《觉民日报》、印尼《民铎报》、美国《大同日报》、《少年晨报》等,都为更新观念、唤醒民众,起到振聋发聩作用。革命需要经费,不少华侨“竭汗血、倾脂膏、捐钗环、短衣食”,以支持革命。据有关统计,孙中山领导10次武装起义中,得到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100多万元,故孙中山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所以说华侨杰出人物的气质、性格、思想和行为,无不体现华侨文化品格。 举凡侨乡,人们思想观念倾于开放,而不是保守;兼容而不固执;多元而不单一;近代、现代意识明显优于非侨乡地区。如“吃烧猪”过去在珠江三角洲流行,被视为妇女贞洁的代名词,现今在西方道德观念流行五邑侨乡,它仅为婚嫁一种点缀,完全丧失本来意义。侨乡扫墓,人们不再用传统三牲,而用装饰讲究、精美名贵食品和鲜花、水果代替。类似习俗和观念形态正悄悄地改变人们生活方式。 三、广东华侨文化区域分异 广东华侨文化有鲜明地域分异的,这是基于祖居地地理、历史和侨居地文化背景等差异: 3-1.广东华侨祖籍地区不同,原文化差异较大。 按广东汉人划分为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族群,则华侨原文化也有这三大差异。这种本根文化,虽然在侨居地会被冲淡或削弱,例如华侨后裔可能会放弃一部分母语方言,接受当地语言,一些传统习俗被弱化,但这并不能从总体上改变他们的族群文化特质。 3-2.华侨所在侨居地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特性差别更大。 这对华侨文化影响,不仅体现在他们自身,也反映在原居地文化景观。生活在欧美、澳大利亚华侨,主要受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浸染,而生活在东南亚而非日本华侨则主要受西方殖民地文化或当地土著文化影响,使原居地文化不得不有这种文化深刻烙印,则仍以西方文化为影响其文化个性的主流文化,土著文化甚为微弱。这都在华侨文化特质上有所反映,它们的差异成为华侨文化区域分异的基础。 3-3.侨乡经济水平差异。 广东侨乡划分为五大块,即①珠江三角洲广府地区的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包括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以工商、种胶、采矿为主业;②潭江、五邑地区华侨,主要分布在以美、加拿大为主北美洲地区,多以餐饮为业;③潮汕华侨,亦以东南亚为主,包括泰国、柬埔寨、印尼、越南等,以工商业为主;而④兴梅客家华侨则以印尼、新加坡、马来亚、泰国为主,多为工商、采矿、种胶;⑤海南华侨也以东南亚为主,多种胶、热作和开矿为生。美加华侨较富,其他地区华侨次之,则侨乡经济收入有较大差异。五邑侨乡民初兴起建立大量碉楼。除了社会治安原因,也与华侨有较高收入相关。而在其他侨乡,仅偶见个别规模巨大建筑群,为个别事业有成者所为,而不是普遍现象。这个经济差异,必然反映在以它为背景文化景观。海南能够成为我国最大橡胶、热作文化基地,即与华侨在东南亚谋生有很大关系;潮汕华侨集中在以佛教为国教的泰国、潮汕现是广东佛教最大中心,1990年潮汕寺庵和僧尼分别是268处,13173人,分别占全省45.8%和28.2%。[18]潮州新开元寺泰式佛殿,与旧开元寺风格不同,即为华侨文化表现。 3-4.侨乡人口与华侨人口比例关系差异。 华侨与归侨侨眷是一种正相关,华侨多,一般说来,其在国内归侨、侨眷也必然多。据有关统计,广东归侨、侨眷人数约2000万,其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粤语系地区的约617万,潮汕语系(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地区约580万,粤东北和东江流域客家系地区的有429万,各占30.8%、29%、21.5%,[19]这三个地区恰是广东主要侨乡,也是三个文化区域。华侨文化与归侨、侨眷多少有直接联系。著名侨乡台山,1998年总人口约100.95万,[20]境外台籍人口129.6万。[21]后者大于前者,被称为“两个台山”。另一个著名侨乡潮阳,当地人180万,而华侨约170万,几乎对等。[22]而非侨乡的阳江,1987年总人口123.67万,同年,华侨(人)仅1371人,[23]只及总数1.1%。这样,地方文化景观大相径庭,前两县市异国风情,甚为触目,而后者则一派本土文化格调。 3-5.从上述可见,华侨文化的地域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存在明显的划分。 主要根据以下原则,划分广东华侨文化区: 1.华侨祖籍地文化特质相对一致性。 2.华侨侨居地文化背景相对共同性。 3.现在被界定为侨乡市县。 按照这三条标准:广东可划分出珠江三角洲广府华侨文化区、五邑华侨文化区、潮汕华侨文化区、梅州一东江文化区、琼东北文化区等。作为一种形式文化区,它们各具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 (1)珠江三角洲广府华侨文化区,含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深圳、东莞等市,为广府文化核心区。华侨多分布在东南亚,近年侨居者多在美加。此区毗邻港澳,深受西方文化浸染,故华侨文化仍以西方文化为主流,广州骑楼建筑,以爱群大厦为代表高层建筑,南海简村陈启源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广州长堤先施(百货)公司、冯如创办广东飞行器公司,侨资电灯、公共汽车、戏院等,还有侨资兴办市政建设、西式学校,特别是精神文化,从容闳、郑观应、孙中山到司徒美堂等华侨精英人物思想言行和华侨创办报刊等,无不展示华侨文化在珠江三角洲深刻痕迹。 (2)五邑侨乡文化区,是广东重点侨乡,各县市华侨人口超过当地常住人口。华侨主要分布在北美,收人丰厚,侨汇为当地经济主要来源。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为华侨文化提供深厚经济基础。20世纪初就由侨资修筑广东最早一条铁路——新宁铁路,中西合璧式碉楼、骑楼建筑密集,遍及大小城乡;侨办医院、图书馆等很普遍。开平关姓、司徒姓图书馆即建于上世纪30年代。英语大量传人当地方言,其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但以生活用语最多,而缺乏精神制度文化用语,与华侨职业直接相关。如商标称“麦头’,(mark),红苹果称“蛇果”(delicious),蛋馅饼称“蛋挞”(tart)等,皆为华侨多事餐饮业所致。在台山,这种英语称“台山英语”,多不合语法规范,但也反映老一辈华侨文化水平,且传承至今。如“好球’,称“骨波”(goodball)、“好”称“伟理骨”(verygood)等,还独创一些受英语影响用语,如“老太婆”称“老缅婆”,即在man前后加“老”和“婆”所致,具有明显地域性。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仅台城(台山县城)即有冰室、饭馆200多家,供应美式、墨西哥式、南洋式饮食,人们对咖啡、面包、牛扒、猪扒、奶油、巧克力一点也不陌生,对西方饮食认同、接受程度远远超过广州。市面流行外币,包括美元、加拿大元、英镑、日元、澳元、港币等,统称“西纸”,实为西方文化在五邑地区投射。 (3)潮汕华侨文化区。 华侨主要是二次鸦片战争后潮州(汕头)开埠后出去的华工,以东南亚尤其泰国为侨居地,目前当地潮籍华人在500万以上,成立400多个社团。[24]他们与泰国文化和平共处之同时,吸收成自己文化一部分,并影响到祖居地文化。如潮汕方言所含马来语数量超过英语,侨资所见住宅,竞相高下,俗云:“砂陇祠堂,下关沈厝”,前者指的是晚清马来西亚侨领陈毓宜在家乡所建豪宅,后者即为泰国华侨陈慈黄在前美乡所建大型住宅群,皆为中西合璧建筑。建国前,当地人依靠侨汇作为生活来源的人口约占总人口40-50%。[25]所以潮汕妇女不干农活和其他重体力劳动,仅作刺绣补家用,形成一个食侨汇社会阶层。 潮汕人亲海,在频繁出国回国过程中,形成一些特有风俗,出国送礼曰“送顺风”,还演“顺风戏”,祝愿一路平安。而华侨回乡会得到亲朋一些礼物,称“落马”,同时也赠当地人面巾、水腰带或糖果,是一种人情美和风俗美。潮汕地区各类风俗活动甚盛,不少华侨从海外赶来参加,为当地带来商机,这在改革开放后尤为突出,如投资于1984年设置汕头经济特区的客商有90%的客商为祖籍潮汕华侨,[26]已成为带动当地经济一种动力。 (4)梅州一东江华侨文化区。 属客家系侨乡,侨汇为部分华侨家庭主要生活来源。但男子外出成为社会风气,留在当地妇女承受一切田地和其他劳作,是主要劳动力,与潮汕妇女恰好相反。华侨在祖居地所建住房,同样为中西合壁式,与传统殿堂式客家围龙屋并存。华侨出资兴办公益事业,多以文化教育为主,各类中小学校林立,反映客家人尊师重教传统的文化特点。客家山歌风靡海内外,其中不少是以“卖猪仔”、“过番”等为题材的,这已成为客家侨乡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客家华侨也引进不少马来语,如“拐杖”称“短划埃”(tongkat)、“饼干”称“罗蒂糕”(roti)、“杂货店”称“阿弄店”(wamng)等。 (5)琼东北华侨文化区。 与其他语系侨乡不同,主要由于海南适宜热带作物生长而由华侨引入橡胶等热作文化为著。热作种植园在海南至为触目,是华侨文化标志。华侨建筑也很普遍,建国前,海口市有侨房1000幢以上,1959年调查,该市房屋有50%为侨资兴建,不少为西洋建筑风格。[27]海南华侨也很重视教育,建国前文昌县有小学850所,侨资支持的不下80%。[28]1950年停办的海南大学,此前曾得到华侨广泛支持。海南距离南洋不远,同属热带气候、南洋风俗在 潮汕人亲海,在频繁出国回国过程中,形成一些特有风俗,出国送礼曰“送顺风”,还演“顺风戏”,祝愿一路平安。而华侨回乡会得到亲朋一些礼物,称“落马”,同时也赠当地人面巾、水腰带或糖果,是一种人情美和风俗美。潮汕地区各类风俗活动甚盛,不少华侨从海外赶来参加,为当地带来商机,这在改革开放后尤为突出,如投资于1984年设置汕头经济特区的客商有90%的客商为祖籍潮汕华侨,[26]已成为带动当地经济一种动力。 (4)梅州一东江华侨文化区。 属客家系侨乡,侨汇为部分华侨家庭主要生活来源。但男子外出成为社会风气,留在当地妇女承受一切田地和其他劳作,是主要劳动力,与潮汕妇女恰好相反。华侨在祖居地所建住房,同样为中西合壁式,与传统殿堂式客家围龙屋并存。华侨出资兴办公益事业,多以文化教育为主,各类中小学校林立,反映客家人尊师重教传统的文化特点。客家山歌风靡海内外,其中不少是以“卖猪仔”、“过番”等为题材的,这已成为客家侨乡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客家华侨也引进不少马来语,如“拐杖”称“短划埃”(tongkat)、“饼干”称“罗蒂糕”(roti)、“杂货店”称“阿弄店”(wamng)等。 (5)琼东北华侨文化区。 与其他语系侨乡不同,主要由于海南适宜热带作物生长而由华侨引入橡胶等热作文化为著。热作种植园在海南至为触目,是华侨文化标志。华侨建筑也很普遍,建国前,海口市有侨房1000幢以上,1959年调查,该市房屋有50%为侨资兴建,不少为西洋建筑风格。[27]海南华侨也很重视教育,建国前文昌县有小学850所,侨资支持的不下80%。[28]1950年停办的海南大学,此前曾得到华侨广泛支持。海南距离南洋不远,同属热带气候、南洋风俗在海南广泛传播,如海南人喜喝咖啡,尤其不放糖黑咖啡;喜吃东南亚式菜肴;姑娘穿大红大花衣服,著木屐、戴草帽等。英语也渗人海南方言,如“肥皂”称“雪文”(soap)、“饼干”称“戟”(cake)、“水桶”称“旦”(tun)等,无处不展示海南华侨文化独特风格。 四、小结。 基于广东华侨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华侨文化也作为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国内和侨居地两个文化源头特点,在文化各个要素和层面上,主要在土地利用、建筑、语言、习俗、观念等鲜明地反映华侨文化所特有的中西文化结合特质和风格,为岭南文化多元性、开放性和兼容性一个重要特征。 广东文化区域差异和侨居地文化背景差异,决定广东华侨文化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据此,根据一定原则,广东华侨文化可在广府系、客家系、福佬系文化基础上划分出五个华侨文化区。它们所具有的不同文化个性,反映广东民系文化与海外文化紧密关系,并借助华侨文化在两地产生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改变当地的社会文化风貌。不过,本文主要谈的是在广东原居地影响,在海外影响容进一步探讨。 (作者许桂灵系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博士生、司徒尚纪系中山大学城市与资源规划系教授) 注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0271050) 作者简介:许桂灵,女,福建莆田人,1971年生,中山大学区域文化地理博士研究生。 [1]转见司徒尚纪著:《广东政区体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141页。 [2]《广东年鉴》(199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7页。 [3]司徒尚纪主编:《广东历史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第49页和126页。 [4]《凤岗陈氏族谱》卷7,《家传?秦讷公小传》 [5]道光《电白县志》卷20,杂录。 [6]黄咎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6月,第442页。 [7]施保鸿著:《闽杂记》卷下。 [8]民国《广东通志初稿),《物产?蔬菜类》。 [9]《台湾农家要览?园艺作物?蔬菜篇》,转见[6],第468页。 [10]转见林琳博士论文《广东地域建筑——骑楼的空间差异研究》,2001年11月印,第19页(未刊稿)。 [11]同[10],第39页。 [12]同[10]。 [13]《南方日报》,1997年12月2日报道。 [14]转见张国雄等著:《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15]同[14],第130--134页。 [16]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53--654页。 [17]转见司徒尚纪著:《珠江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弟347页。 [18]司徒尚纪著:《岭南历史人文地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6页。 [19]刘权著:《广东华侨华人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7页。 [20)广东省统计局主编《1999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631页。 [21]《新宁杂志》,1999年第1期,第30页。 [22]同[19],第9页。 [23]新编《阳江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20、1128页。 [24]陈泽泓著:《汕潮文化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 [25]《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7--168页。 [26]《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 [27]《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28]同[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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