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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陇秦文化”的思考 少时读史，知道盘古开天辟地，历经伏羲女娲黄帝神农之后，到尧舜禹，再到夏商周，至秦统一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帝国秦王朝，以后即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直沿承下来，所谓“廿二史 全在兹 载治乱 知兴衰”（《三字经》）耳。稍长研究文化，更明白盘古造世，伏羲女娲传人烟，黄帝制器，尧舜禅让，夏建世袭、行农耕，商立城市、创文字，周治礼法、兴百家，从而开启并延承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史。这个脉络已确凿无疑。除去盘古、伏羲、黄帝时代还属于神话传说中人物之外，夏商周的文明已有充分考古证据，或说中国文化的三个源头即是夏商周莫属。 2009年，我参加中国教育电视台纪录片《麦积山石窟》的拍摄，亲临天水，获得了一些材料，引发了我的思考兴趣。今年，因参加几个会议，先后造访了陇南、临夏、平凉，尤其是参观了新落成的陇南礼县秦文化博物馆之后，烂漫头绪在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甘肃的东南部是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大帝国的秦国发祥之地，这段历史过去可是相当模糊的。我在教授李斯《谏逐客书》时，发现李斯是研究过秦国历史的，他从秦国有记载的41代国君中特别举出4位秦缪公、秦孝公、秦惠王、秦昭王，讲述四君的招才纳贤，终使秦国成就帝业的故事。当时有个疑问，秦国有多少代国君？再查《史记·秦本纪》，司马迁记载了从襄公立国到二世胡亥亡国，共计41位。而在襄公之前，从最早有名字的秦人先祖女脩、大业、伯益等，大约也都属于传说中的史实时代；但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舜赐姓嬴氏”的记载，以及后来大费玄孙费昌曾“为（商）汤御”，后裔造父“为缪王御”一日千里而平徐堰王之乱，后裔“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并被周孝王“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以及襄公救幽王郦山之乱，以兵送平王，被封诸侯，赐以岐西之地始建秦国，确是一部较为清晰的秦国史，而其中秦人善养马、善御车以及西犬丘、西垂的传说与地名，在实地考察中都能找到依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登基建立了秦王朝，“秦”被纳入大统，从三皇五帝到秦的历史被统称为《先秦史》，但秦国自身的历史是不在列的，连以分国史为体例的《国语》都未列“秦国史”，所以我只好冒昧提出一个“秦先史”的概念。 “秦先史”包括秦人处于部族形态和进入诸侯国时期的历史，既然成为一个部族和国家，当然有它所创建与传承的文化，我们今天对秦文化的考察，基本被限定在秦王朝短暂存在的15年间，且大量的文化举措都被归属到秦王朝的帝国政治路线之上，文化似乎成了政治的附庸，不仅阻碍了我们对秦文化的研究分析，也使我们忽略了秦国文化与秦朝文化的传承关系。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秦朝所谓文化机制与秦先史中的文化创建与传承有着特别的意义。为此我想再提出一个概念：陇秦文化。陇，治今甘肃东南部，大致范围为平凉、定西、天水、陇南，是秦民族的发祥地，也是秦国早期的活动地，也是秦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地；但作为陇秦文化，又不完全局限于陇地，也应包含周平王东迁洛阳后留出的宗周地区（泾阳——栎阳——咸阳）的秦人活动地，或者说：秦始皇即位建立秦王朝以前的全部秦文化，我们都应该而且需要特别将它指称为“陇秦文化”。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陇秦文化”的概念？因为陇秦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短命的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重要，除了它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之外，它还创造了许多名声显赫的生产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与民俗文化，这些文化也许是由秦朝帝国通过颁布法令而正式成型的，但它们的根，不在秦朝文化而应在于“秦先史”所创造的陇秦文化。 这方面的证据是相当多的。 最强有力的证据是近20年来考古方面的发现： 上个世纪90年代礼县发现秦公墓，秦贵族墓，2006年，又在礼县（古地名西戎）的大堡子山（古地名西犬丘）发掘出各类文化遗址一百多处，其中古文化遗址七十八处，古墓群二十六处，古建筑五处，碑刻四十三处。这里已被学术界初步确定为周天子分封诸侯时所立秦国的第一位国君秦襄公的陵墓。陵墓中出土的一组九件套的秦编钟，造型精美，完好无损。另有一件约十厘米见方的青铜四轮方盒，四轮车车厢为长方体，顶部由两扇对开的小盖组成，车厢顶部四角有四只可转动的小鸟。这些都是只有诸侯国君才能享用的礼器。从而验证了《史记》等史著记载商末周初，秦人先祖中谲“在西戎，保西垂”，早期秦人在其历代先主的率领下，与西戎各族杂居，以保卫西周门户而求得承认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秦人惨淡经营，几度荣衰，不惜失地亡君，终于由附庸而大夫，由大夫而诸侯，逐渐强大起来，被华夏文化所认同。至秦穆公时，“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成为春秋时代诸侯强国之一的历史。 除秦先史的考古证据，还有历史久远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即大地湾文化遗址。 天水市秦安县城东北45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店村东的大地湾，是距今8000年—4800年的史前遗址。它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的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时代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遗址，比广为人们所知的河南渑池仰韶村和陕西西安的半坡村遗址都要早。 大地湾文化遗址有6个文化层。第1—3文化层形成于距今60000至20000年，仅发现石英砸击技术产品，如石英石片、碎片等；第4文化层距今20000至13000年，细石器技术产品和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第5文化层距今13000——7000年，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第6文化层距今7000——约5000年，主要文化遗物为半坡和仰韶晚期陶片。对这些遗物的研究显示，古人依次经历了原始狩猎采集、发达狩猎采集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原始农业和仰韶早晚期成熟的农业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大地湾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既是中国率先使用彩陶的史前先民，又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的农业文化。 秦先史的考古与大地湾文化遗址是相承接的，由此可以看到，陇秦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象征国力的“战马”与“农耕”，为秦作为军事强国的崛起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在陇秦地区，文化遗产的遗存也非常丰富。 天水市古为邽县，原是邽戎部落的领地。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取其地，置邽县，后改为上邽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县治。秦武公这一举措的原因因资料的缺乏无法推断，但它应该看做中国郡县制的源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初登帝位，在议定“皇帝”封号与确定“水德”治国之后，即在全国推广实行郡县制。上邽仍是陇西郡中一县。 20世纪80年代，在天水市东南的牧马滩，考古发掘出大量的秦简和七块木板地图，是中国最早的地图，证明秦人已经有了相当的空间观念。 陇南，除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史文化发掘之外，又有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的文字记载和文化遗址。《史记》：“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纪”。仇夷，即仇池，今仇池山，位于西和县境内，成纪，今……。陇南既是秦人的发祥地，又是我国古代民族氐、羌的活动中心。 平凉，位于陇山东麓。所辖泾川县太平乡旧石器早期旧石器文物遗址表明这里30万年以前已有人类活动。而更著名的是，神话历史人物黄帝曾来到崆峒山，向广成子求教，事出《庄子·在宥》：“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空同，即崆峒山，因有黄帝求教说，被道教视为天下道教第一名山。 另一位神话人物西王母，也是以崆峒山（泾川回山王母宫）为自己的“居住地”的，因为周繆（穆）王曾先后11次乘八骏华车来此与西王母相会，史实与神话掺杂在一起，更显得神秘奇繘。《史记》称秦人先祖“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赤骥、温骊、骅緌、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立了如此大功，缪王把赵城封给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 周时期，秦国在此活动较多。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伐平凉，“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全境属秦。至战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前319），置泾阳、乌氏（在今平凉市境）和鹑觚（治所未详）3县，十年（前315），秦攻义渠，取25城，秦之势力在此日盛。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秦置陇西郡（治今临洮），今静宁、庄浪县属陇西郡。三十五年（前272）“秦灭义渠”，置北地郡（今宁县境），今平凉、泾川、灵台、崇信4县（市）及今华亭北部属之。其后境内分属乌氏、阴密（今灵台县境，原密国改之）（阴密县，史多以为汉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作秦县，故从。）、朝那（治今宁夏彭阳县西，今平凉市西北境属之）、泾阳（治今平凉市安国乡）4县。 庆阳，离陕地较近，周代文化遗存较多。7千多年前，周先祖后稷之子不窋曾在此，率族人“奔戎狄（今庆阳）之间”，与其子鞠陶、孙公刘等“教民稼穑”，“务耕种，行地宜”，开辟了农耕文化的历史。周民族在此地活动一直延续到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的崛起。同时，庆阳还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 另据《史记》记载，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此曾与中医鼻祖岐伯论医，后有《黄帝内经》行世，“岐黄故里”由此得名。 定西：今地属夏商时期《尚书·禹贡》所分“雍州”之地，为西戎部族所居，有狄戎、戎襄、戎羌等。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在此攻城掠地，秦武公在此设置冀县（今通渭县南、陇西县东），秦孝公七年（前355年）在秦国境内“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设县令管理百姓。十三年（前349年）“改诸邑为道”。定西划为狄道（治今临洮）、豲道（在今陇西县东部及武山县）。此外，秦孝公继承秦“初租禾”的制度，注重农业生产，“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秦昭襄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前279年至前272年）在此置陇西郡。 以上我们把陇秦地区属于秦先史的文化成就简单罗列了一番，便已经可以看出陇秦文化的发达与系统。这些文化的积淀发展到秦嬴政的时代，历史给了他一统天下的舞台，他运用文化的传承，创新出哪些新型文化呢？我们暂时对这种新型文化的属性与功能不做分析，只是归纳一下，以陇秦文化为基础并结合时代赋予文化的使命从而创造出那些新型文化。 第一，政治方面的“国家天下”观念。秦始皇即位做的首要大事就是实行郡县制，把天下划为36郡，各派郡守，只对中央即皇帝负责，彻底打破了周王朝实行的家族分封制，郡守以军功及能力委任，从而奠定了后世延续近2千年的封建国统。但这一做法不是从嬴政开始的，在秦先史时代已经实施。 在秦末刘项之争中，刘邦先取了咸阳。《史记》记载，刘邦以及部下贪图的是宫中的金银财帛，而他的丞相萧何则是“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汉书·萧何曹参传第九》）秦后来典章制度的制定，萧何功不可没。这种大局观虽是萧何本人的政治敏锐，其实也是秦先史延至秦王朝重视“国家天下观”中的制度文化中有直接的承续关系。 嬴政虽然决定自己要做“始皇帝”然后传子传孙直至万世，但并不影响他胸怀天下而兼容并包观念，其不仅生活方面如此，政治方面也是如此。李斯《谏逐客书》中已现端的。李斯批评他偏听偏信不能容纳人才，用了反向类比：秦王你的生活中可以出现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郑卫之女、骏良駃騠、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傅矶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窈窕赵女、《郑》《卫》《韶》《虞》等等“客物”，为何在治国用人方面不能容纳“客卿”？嬴政览过《谏逐客书》后当即收回成命，这种人才大局观念其实也非自嬴政开始，同一篇文章中李斯亦列举了秦先史广纳人才而使秦国强大的事例：秦穆公求取由余、百里奚、蹇叔、邳豹、公孙支，孝公任用商鞅大胆变法，惠王重用张仪，昭王求得范雎等等。赢政在用人方面也不避客卿，先后任过秦丞相的李斯、赵高都是赵国人，吕不韦是卫国人，灭赵的将军白起祖先则是楚国人。 第二，民生方面的“重耕战”观念。秦人先祖生活地区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大片水草适于游牧生活，秦人先祖即以养马获致建国。在古代马是重要战略物资，马多则家富兵强；而陇秦地区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极适农业发展，因此粮食充足。粮食为国之基，战马显国之力，即使秦国东迁至宗周地区，陇秦依然是秦人坚实的后方。秦国能够迅速崛起于春秋群雄之中，在民生经济方面也是有着坚实基础的。 第三，文化方面。最让后人称道的是秦始皇下令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以及被后人诟病的焚书坑儒。 前三项举措，居功至伟，文化的统一造成国家的统一。我们现今除了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大篆之外并不知战国六国的文字是何形态，但“书同文”不仅使政令全国通达，而且使文化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而进行有效率地交流。秦人是从陇秦出发到咸镐地区再走向全国的，马匹与车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善养马的人必然懂得车辆，以及与车辆有关的交通、交通规则诸问题。统一度量衡也是如此，推远一句，周王朝几百年间竟没有一个天子想过文字、车制与度量衡的事情。但说最后一项举措焚书坑儒，除去其中的政治含义不说，即就文化发展而言，一个专制王朝建立，必然要驱除邪说、统一思想，法家如此，儒家何尝不是如此？孟子都曾咬牙切齿地抨击杨墨之言：“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梁惠王上》）这种通过管理书籍等印刷品及管理读书人的事情，历代均有，尤以明清为甚，也算是师承秦文化的薪传吧。 第四，宗教方面。由于陇秦地区处于丝绸之路的东端，通过丝绸之路传进中国的佛教在这里影响比较广远，特别如麦积山石窟，以佛教的造像为主，加上西边的敦煌石窟，可见丝路上佛教势力较大。而中国本土的道教反而不大彰显。但前文提到过的崆峒山、黄帝求教于广成子、周穆王八骏会西王母等，说明在陇秦地区道教的历史则是非常悠久的。 神话虽不能全等同于宗教，但对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密切关联。上世纪20年代，茅盾研究中国神话，提出中国神话的两大系统：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很多研究者认为昆仑神话中的“昆仑”，并不是今天新疆的昆仑，而就是“崆峒”。另外，在陇南西和考察七夕“女儿节”，关于牛郎织女等星宿崇拜至今还有余响，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古诗十九首中“河汉”一词竟在陇秦这个地方汇聚，使我更为惊讶，我进而猜想“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这首诗就是在陇南唱起来的。近三十年中国神话研究不热，平凉地区对崆峒神话的研究成果我目前也没能够看到，也许这里会有一个中国神话研究的“富矿”在也未可知，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进一步抓一抓。 第五，仅仅是个猜想。在礼县秦博物馆看到秦先史时期即有大量优美的青铜器器皿和黄金文物在这里出土。2006年考察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时，出土文物中有相当数量的金器，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面具造型风格基本一致。金沙特有的太阳神鸟金饰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金沙遗址留给世人最大的疑问是：3000年前中原正是商代，青铜器的发达是已知的，但那时金器在中原极少使用，文献里谈到的“金”都是黄铜。那么金沙与三星堆的黄金崇拜来自哪里？在陇南考察时，始知四川北方的“蜀道”有两条，一条是四川到陕西的蜀道，另一条就是四川到甘肃陇南的蜀道。诸葛亮六出祁山、施空城计都在后一条蜀道上；著名大诗人李白名诗《蜀道难》也写在这条蜀道的青泥岭上。古代社会黄金崇拜主体在埃及与两河流域，陇秦地区以及蜀国古代对黄金的崇拜是不是由古西域传至陇秦地区再到蜀国的？这个问题也是个有趣的谜题，如果能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以陇秦为中心的秦先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将会有一种新的揭示。 综上之述，陇秦地区有充分的文献证据、考古证据、民俗证据，证明秦先史文化的悠久与丰富，而且对后世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或直接发挥作用。但我们过去将先秦文化拘泥于三皇五帝和三代，对秦文化尤其是它的源头秦先史文化缺少更高层次的关注。陇秦文化不能仅仅陷在区域文化的范畴内，应看到它对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这将对我们的古代文化史研究开拓一个新的空间，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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