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中央电视台纪实频道连续播放了长达10集的纪录片《西洋镜》，该片系统介绍了摄影进入中国后拍摄中国的主要西方摄影师，并由他们的镜头勾勒了中国近现代史。该片系由优秀的纪录片制作人田川先生等人策划和制作，是至今最为完整的一部西方摄影师视角的关于中国摄影史的纪录片，十分值得一看。
我是出现在该片里的受访讲解专家之一。不过，我也是最近才完整看了该片。看后知道该片有一个技术性缺惑，是从1860年菲利斯·比托（图一）开始谈起，而没有提及1844年第一个来到中国摄影的法国人朱尔斯·伊捷埃（大陆现代一般翻译为于勒·埃及尔或于勒·埃迪尔）。菲利斯·比托是第一个拍摄北京的人，并非第一个拍摄中国者。从朱尔斯·伊捷埃到菲利斯·比托的16年里，中国摄影也并非空白，甚至可能已经有了专门从事商业照相的影楼。不过，《西洋镜》从菲利斯·比托谈起，也可见出菲利斯·比托在中国摄影史上地位之特殊。
（图一：菲利斯·比托。作者供图）
这些年来，世界收藏界正有一个“菲利斯·比托热”， 菲利斯·比托150多年前拍摄的原作，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作品，连续以十分可观的价格拍卖。尤其对于中国来说，菲利斯·比托拍摄的照片所具有的艺术和学术价值，我以为一定会日益被深入认识和发掘。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尽管已经打开，实际仍然是欲遮欲掩，开了一道缝，还是以闭为主。这样就发生了两个新的矛盾，一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不够自由而越来越不满，一是极少部分接触到新文化的中国人难以抑制住自己蠢蠢欲动之心。满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两种矛盾，仍然抱着老大帝国的心态安坐江山。
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枭雄意识：始终有那么一些人，哪怕只是深山中的樵夫、猎户，也时刻幻想着能有一呼百应机会，小则占山为王，大则一统天下。在极少部分接触到新文化的难以抑制住自己蠢蠢欲动之心的人中，包括着试图利用西方新奇观念和文化的人们。1851年1月，曾经到广州学到一些《圣经》知识的洪秀全正是这样一个枭雄，他以上帝的名义在广西金田造反，3月就在广西武宣县登基，然后一路向东、向北席卷，势如破竹，1853年3月攻克江宁（即南京）。仅仅两年时间，太平天国就和满清政府形成了二分天下形势。
西方人从来没有见过太平天国这样一下子席卷广大土地、涉及数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的农民暴力运动，在他们的史书中也找不到类似事迹。数千、上万人的奴隶、农民运动对于西方就属于灾变性质的事件了。尽管他们充满疑惑和顾虑，但由于太平天国号称信仰上帝，所以西方人对太平天国还是有着本能的好感。1856年4月太平天国攻破满清的江北大营，6月又攻破江南大营，满清精锐一败涂地。正是这时候，以英国为主的英法联军于10月启动针对满清政府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时候，满清的灭亡似乎已经被注定。但9至11月太平天国发生转折性的“天京事变”内讧，失去了与英法联军联手彻底击败和取代满清政府的机会和能力。曾国藩获得独立对付太平天国的机会，满清中央政府则与英法联军对抗。到1860年10月，经过整整4年，英法联军彻底击败满清中央政府主力，攻入北京。不过，这时候西方人士对腐败的洪秀全政权已经有所看透，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其邪教属性，还是宁愿承认满清政府的合法地位，只需要其签订和约而不希望其倒台。
英国籍的意大利人菲利斯·比托正在英法联军队伍中，一路从南到北，进入了北京。菲利斯·比托是世界摄影史初期伟大的商业性战地摄影家，拍摄过当时从中东、印度到东亚地区的多场战争，1860年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国拍摄，从而记录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片断。
菲利斯·比托本人属于商业性摄影家，尽管以战地摄影著名，但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由于受当时摄影曝光等技术限制，他的战地摄影只能是以战斗结束后的战场景象为主。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作战本身来说，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拍摄了塘沽炮台战斗后景象。就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来说，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拍摄了富有历史意蕴的中方谈判代表恭亲王奕肖像照，以及北京城市和建筑。
恭亲王奕肖像照有两张，奥妙正是在于有两张。在圆明园被英军火烧后，奕一方面违背咸丰皇帝旨意直接出面谈判，一方面也深知所谓谈判并没有什么好谈的，这时候就是尽快答应对方条件，结束战事。与英国公使詹姆斯·布鲁斯（即额尔金公爵）签约后，菲利斯·比托为奕拍了一张照片（图二）。由于认为这张照片效果不好，在詹姆斯·布鲁斯等人劝说之下，菲利斯·比托又为奕拍了一张照片（图三）。
（图二：菲利斯·比托为恭亲王奕訢拍的第一张照片。作者供图）
（图三：菲利斯·比托为恭亲王奕訢拍的第二张照片。作者供图）
包括《西洋镜》解说在内的一般论者都认为，第一张照片显示出了奕訢对摄影的恐惧，第二张照片则有了对摄影的适应。我则并不以为然。我以为，奕当时既对摄影一无所知，就不会有什么心思去考虑摄影问题。对身边没有可靠翻译的他来说，摄影不过就是签约仪式中应洋人要求的礼仪程序之一，具体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反正就是一件需要礼貌应付的事情而已。
代替皇帝留在北京城的奕深知如果不尽快与英法达成和约，可能将是整个北京城被毁灭及清皇朝彻底崩溃的后果，而逃避到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尽管已经指令答应英法联军一切条件，但仍然迂腐地坚持着礼节性面子问题。圆明园的被烧其实并不是由英国人试图报复导致，而是咸丰皇帝已经答应和谈条件却既不亲自签约，又不允许奕出面签约，从而涉及到较低官僚出面签约是否具有合法性问题，导致在僵持中浪费时间而致使英法联军失去耐心。如果英军不火烧圆明园，法军也将火烧紫禁城，他们的目的是用这种毁灭逼迫咸丰皇帝本人或至少恭亲王奕走出来。
果然，恭亲王奕被毁灭性后果的威胁逼了出来。北京人永远要感谢这位王爷，他完全可以不顾忌更大灾难而自私地坚持不出面签约，他勇敢出面保护了北京，当然，也挽救了满清政府。由于英法两国实质性的要求早已明确，奕直接出面不过就是举行一下签约仪式以保证和约的合法性，对方要他做什么他照做就是。但他这行为是破了咸丰皇帝坚持的面子，所冒风险实际上并不在英法联军身上，而是在躲藏着的咸丰皇帝身上。因此，签约之后，奕不得不马上想到英法联军撤离、咸丰返京后，自己该如何向返回京城的皇帝交待的问题。他所恐惧的，并非摄影，也不是西方征服者，而是那个在避暑山庄的皇帝咸丰。不过，由于他的出面签约，洋人遵约而退，洋人也认定了以后可以通过他跟愚蠢的满清皇帝进行沟通，所以没有被咸丰皇帝处分。
恭亲王奕两张肖像的区别，一是侧面，一是正面。当时西方摄影家更喜欢侧面拍摄人物，就效果而言，第一张照片更为生动。当时摄影是当场成形出影片，相片也不是要送给奕，对完成拍摄看见实际效果的菲利斯·比托来说，第一张照片应该是非常好的作品。但是，正因为太生动，反而令菲利斯·比托不忍，甚至英国公使詹姆斯·布鲁斯看了照片，也意识到了对于奕个人而言过于残忍，有了同情之心，这样便有了试图令他阳光一些的第二张正面照，令奕留下比较轻松一些的历史形象。
其实，尽管再次拍摄，第二张照片中的奕，仍然是恐惧的。用中国旧时习惯的语言来说，无论是第一张照片还是第二张照片，奕的脸都是苦相、哭相，都不过象一个被打了屁股或准备要被打屁股的孩子（当时他只有27岁）。
菲利斯·比托所拍摄北京城及建筑照，是北京和中国皇家建筑第一次摄影记录，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比如就中国古建筑学而言，他的照片所具有的资料性可说是十分珍贵。这方面，本文就不展开了。
总之，对于中国摄影史来说，菲利斯·比托是继拍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朱尔斯·伊捷埃之后又一个重要人物，他记录了中国更为悲剧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