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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楚两国的地理形势
荆楚民族虽为黎苗集团的一支，然而楚王熊氏这一族，最初实际上居于长江上游之地。楚始祖鬻熊受封于丹阳，在今湖北省西部秭归县东。以后熊氏氏族逐渐东移，兼并鄂西黎苗诸部落，到楚王熊渠时代，渐渐开拓到今鄂东与赣北之地。文王熊赀遂徒都于郢(今湖北省江陵)。至于其东方则尚狉榛未辟，而为蛮夷出没之地。当时的文化中心，实在中原。荆楚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夏族的接触很早，由传说上有祝融为颛顼之孙之说，就可明了这两族在早期的关系。由此可推想，荆楚民族的文化，当较其东方断发文身诸蛮族为高。再由楚国的历史来看，自熊渠开拓长江中游东至越章(即今江西省北部)以后，就已北出桐柏山、大别山地区以争夺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了。他逐渐并灭汉水东方诸姬姓小国如邓(今河南省邓县)、申(今河南省南阳)、息(今河南省息县)等国，遂进入中原南部边缘地带。所以楚国早期与中原的通路，主要是由申至许郑之郊。自楚成王受齐桓公召陵之盟与晋文公城濮之战压迫以后，楚北进之路受阻，就转而向东发展。周襄王28年，公元前624年，楚穆王开始向淮河流域进展，该地区原为东夷散居民族所盘据，主要有江(今河南省息县西南)、六(今安徽省六安)、蓼(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及群舒(今安徽省舒城县、桐城县一带)等小国。周襄王29年，楚灭江国，次年灭六国、蓼国。楚自灭取六、蓼两国之后，就以这两国之地为经营淮河流域的根据地，屯驻重兵，相机东进。因此附近一带东夷民族如群舒等，即慑服于楚。楚既向东发展，遂开辟了由楚都郢城，超过大别山区以通蓼、六的山地通路。因楚国势力的东进到达淮河流域的东夷地区，遂与立国于长江下游而势力正向淮河流域发展的吴国发生了接触。
吴楚均为新兴之国，两强相遇，势所必争。至于原散居于淮河流域东夷诸部落，对于吴楚两国的侵入，事理上均为外国势力入侵，本无轩轾厚薄之分。但事实上东夷民族与吴族同处长江下游，历年久远，其间血缘与人事交往，当甚密切。而且吴国长于舟辑与水上交通，则江淮间的商业贸易与经济上的互相联系，密切深远自不待言。至于楚族则来自长江上游，其侵入东夷民族的范围，是楚穆王以来数十年间之事。而且楚穆王首先以武力灭江、六、蓼，据有其地，屯驻重兵，完全是一种武装侵略行为，自然容易激起东夷民族的憎恨与仇视。因此吴国出兵淮河流域，对楚作战，不啻是以东夷民族保护者的姿态出现，所以能处处得到东夷民族的帮助与欢迎，由此其行军用兵，均感便利。又因吴楚两国所争的地区是淮河流域，所以其作战也在该区域进行。而吴军击败楚军后，侵入楚境，也是沿淮河流域前进。清代胡林翼读史兵略说：“吴楚之争，由淮者多，由江者少。由于大江两岸狉榛未辟，犹唐宋人之言辰沅也”。大江两岸，当时固然狉榛未辟，但他实际上未全然明了当时所争地区就是淮河流域这个范围。
吴楚两国争夺的主要地域，既然是淮河流域，下面就该地域的重要地形，列举如下：
(1)大别山区：大别山脉由楚国申、邓地区南方迤逦东行，到达六国及群舒的西方，山岭高峻，道路崎岖，本为楚国内部的坚固防线。但楚国既北出中原，东越淮泗，该山地反而成为本国交通的障碍。楚国北出中原本以申邑为根据地，今既东出淮泗，则须另行开辟由楚都郢经过柏举超过大别山区以达于六、蓼的道路。
(2)淮河与州来及钟离：淮河地域为一大平原，以淮河水系为该地区的特点。淮河上源支流甚多，一部汇合于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再东行则有涡河自西北来，汇合于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的临淮关)。因此州来与钟离两地，为淮河地区水陆交通的总汇，遂形成为该地区的战略要地。
(3)巢湖与巢及釐：巢湖是吴楚两国国境的屏障，因此巢湖东的巢邑(今安徽省巢县)及巢湖南的釐邑(今安徽省无为)也成为吴楚两国国境的要地，而为两国所必争。
(4)长江与衡山及长岸：长江两岸当时尚狉榛未辟，并无良好的陆路交通，足以供兵车的行驶，但江流中舟师航行与运输往来却很方便，所以吴楚两国在长江中时有舟师的冲突，而无陆上的战斗。江流中险恶之区，当推今安徽省当涂县西方的东西梁山与县北的采石矶。该地区江中沙洲很多，江流狭窄。陆上则有当涂东北的马鞍山，丹阳镇的横望山及秣陵关等高地，是今南京市西南方的门户，形势极其重要。当时吴楚两国水战及陆战所称的鸠兹、衡山及长岸，当系这一地区。由此以东，则为今南京城西方及北方的八卦洲与镇江东北的三江口，均为江流中险要之区，也是吴楚两国水战中所常争夺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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