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情结”的前世今生

　　传统社会才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近70年前写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就提出在中国的乡村全是彼此看着长大，“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里乡亲的交往,全凭相熟度、关系度。好比投石入水的涟漪效应,一圈圈涟漪扩展开,愈远愈疏,愈近愈密。

 

　　不过,打下血缘宗族出身印记的“圈子情结”会横向位移，从乡村走向各行各业各阶层。官员出自社会，社会影响官员,昔时官场不就处处可见这一圈那一圈?你听听雨果讥讽的：“他们自己高升，同时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一入“小圈子”，最需讲究“义气”。义气的优点是注重情谊,缺点是只重情谊。见圈内事,必帮,哪怕是坏事；见圈外事，懒理,哪怕很正当。亲不亲,圈上分。任你大大小小是非,一碰上老兄老友老关系,我立马判定、选边、站队。

 

　　“圈子情结”还会发生纵向位移。诚然,看病找相熟的医生，求教知识难点找老同学，处对象也找老乡介绍……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则可。泛化开来,奉行“熟人是一宝，关系最重要”的庸俗哲学,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只顾拉拉扯扯，加上飞短流长,则不可。

 

　　尤可畏者，是好些官员也乐此不疲。某地一项社会调查显示，85%的受访者认为本单位领导层存在“小圈子”。身负社会重托、百姓厚望，他主要心思却盘桓在自己脚下一丁点地儿围出的圈圈内，拉上几个“同乡”“同窗”“同好”，热衷勾肩搭背、推杯换盏、私相授受，摆脱不了荀悦概括过的“连党类以树虚誉”“结私交以立强于世”的封建官场情结。

 

　　殊不知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被誉为“管理学界的现代化组织天才”的斯隆，他领导下的早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久盛不衰，要诀之一即平衡与部下的关系。他说：“董事会让我坐在这个位置上，给我很高的薪水，不是让我来交朋友的。我的工作是评估各人表现，作出正确的人事决策。假如我和某些同事有极深的交情，自然会有好恶之分，就影响我决策的客观性。”在日益成长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里，作为乡土社会、血缘社会遗迹的“圈子情结”，将愈来愈无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