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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中国文化，很多国人都认为，孔子及其儒家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如果深入观察中国文化史，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违背事实。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孔子及其学说只是众多学派中的一派，且并无特别的显要。孔子删编六经，传之后世，是一个伟大的文化集大成者。（由此也可知，六经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把其完全归到儒家不合事实）但其实，孔子本人没有称自己为儒家，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儒学。 而孔子去世后，就更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所谓“儒家”。在那些所谓的强调儒学的时期，孔子也常常只是被当作所谓儒家的一个旗号来宣扬而已。 战国时期儒家已经一分为八，都自称孔子真传。（“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显学》）所谓的各个“儒家”之间思想分歧也十分严重。例如荀子就批评子思和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 汉代虽有所谓“独尊儒术”的强调，但是始作俑者董仲舒所提出的“孔子之术”，已经不是孔子本身的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主要吸收了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的荀子的学说，融进了墨、道、阴阳等各家思想的所谓“孔子之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开始鼎立呈现。唐代作为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更是三家思想并行发展的时期，其中儒家的部分，也主要是对五经的提倡，而不是强调孔子。 到了隋唐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禅宗的影响日益突出。一些有心的儒家人物，自知儒家在核心处的不力，同时感觉到禅文化思想的博大深厚，努力从中寻找启发。唐代大儒李翱虔心问道禅师，以禅理证心，所著的《复性书》主旨即来自禅宗思想，该书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形成。 宋明理学虽然打着“孔孟正统”的旗号，但是实际上是“阳儒阴禅”——“阳”只是做给人看的表象，“阴”才是想要的本质。《朱熹年谱长编》记载了大儒朱熹十七岁时，便向道谦开善等高僧问道学禅。二程夫子（程颢、程颐）更是深入佛老数十年，“见人静坐，便道好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核心处就是来自禅宗“明心见性”的实证之学。 值得强调的是，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都最成熟和繁荣的时期，其文明的根基，正是融汇了儒释道以及诸子百家精蕴的禅文化。并重理论和心法实证的禅文化，是一种集大成的文化，它深刻影响了儒家和道家。唐宋时期的禅文化，持续影响了后来朝代的文化。可以说，不实证禅文化的精髓，就无法真正理解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 《宗门武库》记载了这么一段对答。王安石一天问张方平，孔子去世后一百年出现了孟子，但孟子之后就没有人了，这是为什么？张方平回答，怎么没有人了呢？还有超过孔孟的呢！王安石问是谁，张方平回答：“江西马大师、坦然禅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均是当时德行深厚的禅师）＂。王安石有些不解，问为什么这么说。张方平回答：“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这里的“释氏”当时就是指禅宗）王安石对张的看法欣然叹服，后来又跟张商英提起张方平的看法，张商英也赞叹张方平“达人之论也”。 顺便说一句，众所周知的唐宋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精神深处促进了日本民族迄今的兴盛），实质是中国禅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而非人云亦云的所谓“儒家影响了日本”。当代人谈到亚洲一些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常常提起所谓“儒家文化圈”的概念，其实跟“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一样，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某个人或者某个学派没有力量支撑起中国文化的大船。尤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历史上文化最昌明的时代，比如春秋战国以及唐宋时期，都是文化底蕴深厚又开放包容的时代，更非某个学派可以筑起这样的时代。 正如现代禅文化倡导者王绍璠先生所评论的：“当代中国人只以儒家或孔子来认知中国文化，而全然无知、无视于禅、道、易、医等民族文化之精华，更以《论语》来代表孔子或儒家之学，全然无知、无视于经史子集的弘大文化思想，中国人很快就会陷入集体无中国文化意识之流当中，根本彻底丧失对真正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实际上，孔子和所谓儒家的地位，只是到了清朝才得以提高。各地修建孔庙，也是清朝的事。我们很多人认为孔子和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清朝对儒家的推崇所蔽，就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做了想当然的错误判断。（郑汉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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