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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袖善舞”到“悲欣交集”——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
徐悲鸿油画弘一法师像
弘一法师在俗时的留影
纪念李叔同诞辰130周年
其行未远，不似雪爪鸿泥无迹可寻。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从西装革履到僧衣芒鞋，从滚滚红尘到清静佛堂，从文坛名士到得道高僧；由生活而艺术，由艺术而宗教，由入世而出世，长袖善舞的李叔同，演绎一生传奇。观其一生经历，虽转轨多变，却终生与文艺结下不解之缘。“但使文艺以人传，莫使人以文艺传”作为李叔同的文艺观，不但自己以身作则，同时在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影响尤远。培养出如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历史上优秀杰出的文艺人才。在从艺之路上，李叔同在遍尝书法、诗词、篆刻、绘画、音乐、戏剧等各种艺术门类的况味后，选择了书法作为艺术天赋的单向出口，为宗教精神所化，由技入道，可谓游于艺、成于艺、终于艺。其书法别开生面，独树一职，卓然一代大家。
长袖善舞，演绎一生传奇
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1916年9月24日上海南社15次雅集前坐左二李叔同、左八柳亚子）
这首词写于1905年，词的作者正是李叔同。时值中国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前夕，满清政府已经宣布将于1906年停止在历史上运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本年作为中国教育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李叔同的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在此之前，李叔同已经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而效果不佳，加之1905年，其母亲病逝，李叔同认为“幸福之期已过”，决定东渡日本求学。本词即为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之时留别祖国与师友而作。其时的李叔同，正处于青年之期，即将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又面对山河破碎的祖国，胸中不禁百感交集，豪情激荡，所以整首词慷慨
激昂、充盈着努力奋发的生命气象。
25年前，也就是1880年，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富商之家。启蒙之期，李叔同即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与审美训练。学习《格言联璧》《文选》《毛诗》《尔雅》《说文》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典籍。翰墨之事，先是在自管家徐耀庭的指导下，学习《石鼓文》以及魏碑。13岁时，其书名已经名震乡里。其后又跟随天津名士赵幼梅学习诗文，津门书印名家唐静岩学习篆书以及制印之法。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六君子血贱京津，康梁同党俱为牵连，传说李叔同曾刻有印章“南海康君是吾师”，一时间流言四起，为了躲避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李叔同举家搬迁至上海。
19世纪末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灰心丧气的日子，文艺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此时的上海，已得文艺风气之先，各种文学艺术社团风起云涌。
李叔同来到这里，如龙潜深渊。李家在上海申生裕钱庄中设有柜房，存有大量财产，李叔同无须为生计而奔波。少年时期的积累已经打开日后创造的广博之门，如果说二十岁之前的李叔同还在艺术门外徘徊，那么二十岁以后则已登堂入室。到上海后不久，李叔同即加入一个自由文学社团，城南文社。城南文社是当时在上海出现的一个以切磋诗词文章为目的的文学性质的自发团体。它的组织者袁希濂曾经这样介绍这个团体：“逊清光绪丁酉年，余肄业上海龙门书院，是年秋闱报罢，余集合同志，与左书院每月月课外，假许幻园上舍城南草堂，组织城南文社，每月一次，以资切磋。”城南文社不时雅集，时有活动举。在一次活动中，李叔同曾拟《拟宋玉小言赋》，名列文社月会第一。
李叔同加入城南文社后，所显露出的才华，被城南文社的另一个成员许幻园赏识。于是1899年，李叔同一家迁居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晓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时常以诗词附和。李叔同除了参加天涯五友的诗词唱和外，又与张小楼、许幻园、吴宜中等发起创办了一个美术组织：海上书画公会，作为同人品书论画之所，每周定期出版刊物《书画公会报》。本年李叔同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李庐诗丛》、《李庐印谱》。
李叔同篆刻
李庐是当时李叔同搬迁至城南草堂后，许幻园专门开辟了一间书屋，专供李叔同读书之用，其屋内藏书丰富，许幻园又亲自题“李庐”二字相送，于是李叔同作为唱和，也就将“李庐”二字嵌进书名。这段日子，或为李叔同一生最为惬意的时光。
1901年，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读书，其时，蔡元培先生任班主任，一班同学竟为一时之秀，李叔同与谢无量、黄炎培、邵力子等从学。不过1902年下半年，该校发生罢课风潮，蔡元培辞去学校教职，李叔同等随后即从南洋公学退学。然而蔡元培先生的思想早已对青年李叔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开放，鼓励学生阅读日文，翻译日本书籍， 1903年，李叔同翻译了日本人的两本著作《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据此有人认为李叔同是将西方近代法律思想传介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
1905年，李叔同母亲病逝，他认为“幸福之期已过”，而人生何去何从又摆在李叔同的面前。经过慎重考虑，李叔同决计展开一段严肃的人生。因为之前一段日子，李叔同着实过着一种翩翩公子的生活，侧身于烟花柳巷之中，与上海当时的名伶朱惠百、李苹香等多有交往。于是本年夏天，李叔同东渡日本，一呆就是六年。直至1911年春天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留学期间为东京的《醒狮》杂志撰写《图画修得法》与《水彩画法说略》，又编辑过《音乐小杂志》，该杂志在日本印刷完毕后，寄回国内发行，只发行过一期，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本音乐杂志。又参与日本名士组织“随鸥吟社”之雅集，与同学曾延年（孝谷）等组织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首演《茶花女》，李叔同饰茶花女一角，此为中国话剧实践第一步。
李叔同饰演茶花女剧照
后“春柳社”又演《黑奴吁天录》，当时鲁迅也在日本东京留学，曾前往观看。著名画家刘海粟曾说，“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李叔同于话剧的才华，也是令人敬佩的地方。
李叔同绘《山茶花》（水彩画，留日时作品）
1911年作静物材质、形制：布面油彩尺寸：40×57cm 2008-4-29
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回国后，李叔同走上从教之路，直到1918年。先是在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后来在杨白民任校长的城东女学任教，授文学和音乐课。1912是年加入“南社”，被聘为《太平洋报》主笔，并编辑广告及文艺副刊。与柳亚子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秋，《太平洋报》停刊。应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音乐、图画课教师。
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开设了艺术类科目。文化界的众多名人沈尹默、马叙伦、夏丏尊等积集于此，以图“教育救国”。李叔同来到这里，一改西装革履的留学生打扮，穿起长袍马褂布鞋，严肃而朴素。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校友会发行《白阳》杂志，设计创刊号封面，全部文字由李叔同亲手书写石印。李叔同在上面发表了《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等文章。李叔同思想开放，接受过西式教育，在他的教学中，把西洋绘画最先引进中国，又开创了中国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育的先河。实是新文化运动之前锋。在课后，集合友生组织“乐石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李叔同在浙江杭州从教的这段时间，加入了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李叔同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其时，吴昌硕任西泠印社社长，另外尚有黄宾虹、马一浮、丰子凯、吴湖帆、商承祚等在中国艺坛上引领风潮的人物。此外，在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之际，李叔同在假日倡立金石书画组织“宁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大力弘扬和发展金石文化。
李叔同为《白阳》杂志设计的封面
至此李叔同做过了富家公子、留学生、教师、编辑，可谓长袖善舞之人，又于金石书画、诗词歌赋浸淫日久，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又有西方文化之积累，已是为文所化、进入艺术之人，而人生究竟变幻莫测。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作于1914年这首至今被人传唱不衰的《送别》之意境。长亭古道，夕阳晚风，天涯地角永恒地兀立着，人不过是这永恒世间、红尘之中的过客罢，终归今宵梦别，一片清寒。而境界已有所不同。
1918年，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剃度出家。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正如林语堂所言：“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从此，李叔同开启了一段更为严肃的生命，选择了一种更为严肃的生存方式。出家之后的李叔同，大力弘扬佛法，力学“头陀苦行”，在外云游僧衣瓦钵赤脚草履，不相识者不以其为高僧。严守饮食戒律，一年四季，坚持“每日只吃早午两餐，过午不食”。弘一又与丰子恺合作，完成了《护生画集》，为书中绘画撰诗并书写，提倡护生，反对杀生。历时四载完成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著作，并亲自以工楷书写，又创办创设“南山律学院” ，著《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广为宣扬南山律教，振兴湮没700余年的“南山律宗”。
后人推崇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祖。又与虚云、太虚、印光、并列为中国近代四大高僧之一。
1942年弘一手书“悲欣交集”为绝笔，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但使文艺以人传，勿使人以文艺传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从西装革履到僧衣芒鞋，从滚滚红尘到清静佛堂，从文坛名士到得道高僧，由生活而艺术，由艺术而宗教，由入世而出世，长袖善舞的李叔同，演绎一生传奇。观其一生经历，虽转轨多变，却终生与文艺结下不解之缘。“但使文艺以人传，莫使人以文艺传”作为李叔同的文艺观，不但自己以身作则，同时在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影响尤远。培养出如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历史上优秀杰出的文艺人才。“但使文艺以人传，莫使人以文艺传”这句话不仅可以作为李叔同一生行走轨迹之反观，又可作为今日我们彼案遥望之检验。弘一正是以其高尚的人格获得了人们的尊敬。
在从教之路上，李叔同做得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在杭州师范学校授课时，李叔同上课之前，总是先于学生来到教室，然后静静地等待学生的到来，上课之始，先向台下学生鞠躬，方开始授课。对于犯错误的学生，李叔同会将学生留下来，进行劝导。劝导完后，又向学生鞠躬。他以这种春风化雨，却又严肃认真的的方式赢得了学生尊重。
刘质平就是一个与李叔同情同父子的学生。刘质平(1894—1978)，海宁盐官人。民国初年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受教师李叔同赏识，着意培养，并资助他东渡日本，入东京音乐学校深造。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任教。1919年，与吴梦非等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负责教务。1920年任《美育》杂志音乐编辑主任。1931年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并与徐朗西、汪亚尘等创办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抗战期间一度任教于浙江碧湖联合师范学校，后去福建永安。1946年，任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1949年起长期任教于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及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科。编著有《开明唱歌教材》(合编)、《清凉歌集》(合编)、《音乐教程》、《开明音乐教材》、《弹琴教材》等。
1917年秋，刘质平考入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音乐理论与钢琴。刘家贫寒，学业生活难以维持，李叔同则慷慨相助。当时二人之间曾有资助“协议”，此中我们不难窥见李叔同的高尚人格和那段情胜父子的师生之谊：“(一)此款系我辈之交谊，日后不必归还，(二)赠款事只你我二人知之，不得转告第三者，(三) 本人若有降薪解聘之情，赠款也相应有变”。再看一封李叔同给刘质平写的书信：“君所需至毕业为止之学费，约日金千余元。顷已设法借华金千元，以供此费。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致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李叔同准备出家之时，刘质平尚未毕业，而至毕业之学费尚无着落，李叔同为此准备四处筹措，如不能借到，便推迟自己的出家之期，直到刘质平毕业，并安慰刘质平安心读书。由此可见当时二人情感之深，实已超出师生之情感。而情同父子。
著名音乐教育家，中国美学界奠基人之一吴梦非也是李叔同的学生。1912年进入杭州两级师范学校，随李叔同学音乐、美术，成绩斐然。1919年，在其创办的上海专科学校经费发生困难的时候，李叔同（当时已是弘一法师）曾为之书写了对联、条幅数十件寄吴梦非义卖，终于使学校渡过难关。
潘天寿也曾受教于李叔同，他对弘一法师一直敬如贤师：在他的画室里就挂有弘一大师题写的对联“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
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法师鼓励僧众发扬爱国爱教精神。有人向弘一法师求字之时，他就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七七事变”消息传来，弘一曾对弟子说：“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从法师之言行中，可见法师爱国之精神之一二。
鲁迅先生与弘一虽然没有交往，但是也相当尊敬弘一。鲁迅在1931年3月1日的日记中记曰： 星期。晴。上午赠长尾景和君《彷徨》一本，午后往内山书店，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内山君即是内山完造，是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在上海时，常往来于内山书店，与内山完造是朋友，而内山完造与弘一多有交往，弘一偶尔以书法相赠。从鲁迅之日记可以看出，当时鲁迅对于弘一之书法作品视为难得，对于弘一之行事也当有所了解，固用一“乞”以表所得之难。
游于艺，成于艺，终于艺
李叔同之从艺之路，出家之前，在诗词、绘画、音乐、篆刻、书法、戏剧等各大艺术领域自由往还，出入无碍。自我人生归宿委实已从日常生活进入到艺术之中，游于艺，而成于艺。出家之后，李叔同除书法之外大多数的艺术，包括与书法联系十分紧密的篆刻，也已抛弃。书法伴随李叔同之一生，李叔同借书法单向掘进艺术天赋，最后又以“悲欣交集”四字作品为千古绝笔结束一生艺术行程，以艺而终。
从李叔同的书法进程来看，李叔同的书法学习遵循 “取法乎上”的原则，恪守循序渐进的过程，加上个人才情，末期更为宗教精神所化，别开生面，独树一职，卓然一代大家。
清代末期，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各种碑版墓志皆从地下出土，书法理论家阮元探索书法演变源流，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将碑和贴分开以叙，提倡北碑。包世臣以《艺双舟辑》行世，南北鼓吹，天下景从。康有为著《广艺双舟辑》，全面总结了碑学思想，尊碑而抑帖，谈到当时的学术情况，康有为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当时写碑风气之盛，可见一斑。李叔同之书法启蒙，当受制于当时的广大环境。
1887年，李叔同初步接触书法，初临《石鼓文》。1892年，开始学习各朝碑版墓志，主要以魏书为主。
李叔同先后学习了《天发神谶碑》、《爨宝子碑》、《石鼓文》、《张猛龙碑》、王羲之《十七帖》等各种碑帖。从现有的临习作品来看，可以洞见李叔同当时对所临对象的理解已相当深刻。所临之书法，一笔一画，有板有眼，毫发毕肖，神形俱佳，属于笔墨之严格训练阶段。
临《天发神谶碑》、《张猛龙碑》、《十七帖》.
学界研究一致认为，李叔同的书法以出家前后作为分水岭。出家之前，广采博取诸家精华，以临帖为主，皆以创作从之，书风激烈，烂漫天真，又加以奋发努力之生命气象，固其书法锋芒毕露，圭角峥嵘，用笔则以方笔为主，结构严谨之致，然而此时的书法作品尚且处于笔墨技巧熔炼锻铸阶段。是看1913年所作之行书七言对联，其时李叔同34岁，李出家尚之日尚有五年时间。而此作只将《天发神谶碑》所弥漫雄厚之气息与《张猛龙碑》之构架结合，写来也有自家新意。当然，一人书法之形成并不是简单的嫁接，而是长期浸染的结果。我们以此作为分析，也当捉襟见肘，然而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作为李叔同，从中国传统文化走来，又加西方绘画之训练，实有艺术自律之精神。先期作品也当刻意而为。1918年为夏丐尊所书《勇猛精进》四个大字，尚存碑之气息，而内力深藏，如绵裹铁，其时初入佛家之门，心性、笔性变化尚浅。再观李叔同书于1919年8月之对联，凌厉之气隐去，敛约之风初显。当为佛心所渐化，而多了温文而雅。
1918年为夏丐尊所书《勇猛精进》
同1913、1919、1930年作品对比
人生转轨正是书法风格转变的大好契机。有的人青山着意苦苦追寻，无所不用其极，而不可抵达。有的人是无意为之，却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李叔同就属于后一种。出家之后，不计技巧之优劣，由技而入道，意到笔随，心手双畅，就入弘一自己所说：“早岁说过“七分章法，三分书法。后来又有此变动，十四、五时常学篆书，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弱冠以后兹事遂废。今老矣，随意信手挥写，不复有相可得，宁复计其工拙耶？又谓“朽人于写字时，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摒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作一图案观之则可矣。1930年所作行楷七言联，纸本水墨朱砂，用笔圆润，不激不厉，不露锋芒，可以想见所书之时，心如止水，任意写来，而自有高格。
李叔同晚期的书法，整体风格达于圆融、平淡之境。运笔的线条粗细相同，大小合一，无起伏、无变化、无生命之痕迹。正如弘一自己所言：“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然而，有论者以为有单调荒疏之嫌。确实，以如此单一的线条，想要化腐朽为神奇，如果是换做其他人，恐怕已临绝境。然而，李叔同就是李叔同，线条的运动上，虽显得单薄，但是凭借修长的略带歪斜的结体，加上疏可走马的空间布局，完全打破了可能状如算子的局面，而获得空灵之美。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李叔同与友人的往来信件，其中线条仍然变化丰富，而信件一般不对外示人，李叔同对外所示之作，其内容多取于佛典之中，足见李叔同有两套笔墨，实表明皈依宗教之时的虔诚之心。
李叔同书信
1999年12月，由《中国书法》杂志社主办，经官方确认与民间投票，李叔同成为与吴昌硕、林散之、沙孟海、康有为、于右任、齐白石、谢无量、 沈尹默、毛泽东并列的中国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2000年，国家文物局颁发“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和“1795年至1949年间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以防止应得到国家保护的著名书画家的作品流失出境。李叔同之作品原则上不准出境。这一系列事实无疑确立了李叔同在近代书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李叔同不但参与了书法文本的创作，同时以其丰富的独特的个体生命历程，向我们展示了新的书法笔墨语言，实为开宗立派之大家。
弘一绝笔“悲欣交集”
李叔同充满传奇的一生，虽然源于偶然的历史机缘，然而因为有了对生命的承诺与恢弘沉毅的人格根基，并选择了一种严肃的生存方式而修成大泽高山，并以其完美人格成为让世人敬仰的一代大师，令人肃然起敬。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佛国。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是为百年文化史上的特殊案例。
一代大师弘一，留芳千古。
注释：“中国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
中国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
1999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机关刊物《中国书法》杂志社与《书法导报》联合社会各界，评出了中国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以下名字按评选得票数排列）
吴昌硕（1884-1927）浙江安吉人，名俊、俊卿，原字仓石，中年后更字昌硕，七十岁后以字行，别号老缶。吴昌硕的书法以石鼓文为绝，其石鼓文融合篆刻用笔，凝炼遒劲，貌拙气酣，极富金石气息。其行书融进了清代大家王铎的风格。吴昌硕著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
林散之（1898-1989）祖籍安徽和县，生于江苏江浦，原名以霖，号散之。曾任中国书协名誉理事、江苏书协名誉主席。早年学工笔人物画、书法，30岁前其书法得力于唐；后师从黄宾虹。先生尤擅草书。他以王羲之为宗，怀素为体，自成园转深雅、苍劲连绵的风格，擅山水画，工诗文。著有《江上诗存》、《林散之书法选集》。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更生。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其书法尊崇帖法，富有创见。其著作《广艺舟双楫》对后世书坛影响很大，另外还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于右任（1878-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右任，别署刘学裕，号古愚，笔名神州旧主、太平老人。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其书法特点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了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可谓融碑帖于一炉。于先生尤擅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曾创作《标准草书》，擅诗文著作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于右任书法》等。
沈尹默（1883-1971）浙江湖州人。原名君默，字中，号秋明、瓠瓜。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期间曾任《新青年》编委，建国后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其书法以楷书、行书见长，其书作于清俊圆润中，呈劲健透逸之姿。著有《历代名家学术经验辑要释疑》、《书法沧丛》、《二五书法管窥》、《沈尹默书法集》、《秋明室杂诗》。
沙孟海（1900-1992）浙江鄞县人，原名文若，号石荒、兰沙。少承碑学流风，得吴昌硕指授。曾作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协副主席、浙江省书协主席、西冷印社社长。著有《沙孟海论书从稿》、《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翰墨生涯》等。
毛泽东（1893-1976）湖南省湘潭韶山冲人，字润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其政务之余喜爱诗词，书法擅狂草，用笔恣意、气势磅礴，章法洁构变化万千，著有《毛泽东选集》五卷，遗墨辑有《毛泽东书集手迹选》、《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等。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原名蒙，字大澄，后易名沈，号无量，别署啬庵。幼承庭训，习古文辞、诗赋。民国初期历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参议，黄博军校教官等职，之后从事教育和著述，任国内多所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川西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其碑帖兼融、甭散稚拙，雄浑俊逸。著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诗经研究》、《佛学大纲》、《楚辞新论》、《谢无量书法》等。
齐白石（1863-1957），湖南湘潭人。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萍生，号白石，别号借山馆主者、白石山人、寄萍老人等。精诗文、绘画、篆刻、书法。其书法功力深厚、苍劲豪迈。建国后，历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出版有《齐白石作品集、《齐白石画集》、《白石诗草》等。
李叔同（1880-1942），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名文涛，字叔同、息霜、释名演音，法号弘一。曾任《太平洋日报》文艺主编、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员，1918年出家，后为佛教律宗高僧。著有《李庐诗丛》、《护生画集》、《寒茄集》、《南山律宗传承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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