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来，我国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平均已达75%，即使经过了13个月的调整，目前的占比仍在50%左右；投资人口达1.5亿，涉及的县及县以上城市人口和中等以上收入人群的比例已超过所有行业。股市问题不再是局部问题，也不再像以前的小规模市场那样，即使出现重大失误，恢复调养起来也快，而是会带来全局性与长期性后果。因此有2件事就变得十分重要：一件是重新审视中国股市的承载能力与发展空间；一件是重新检讨20年股市的发展战略和某些重大偏差。 重新认识股市的本质功能 我认为，20年股市最大的全局性问题就是股市的功能定位。这一点我在《十年股市一场梦》中已有过相关论述。为表述方便，再重复一下。 股市为什么存在？有人说是为融资。我说不对！股市是为方便交易而诞生的。在没有股市前，当投资人需转让股票时，需满世界寻找下家。需要这个股票的人也需满世界寻找上家。呼唤与被呼唤者很难对上，即使对上了，也有价格能否谈成的问题。股票转手成了一件烦难事，于是就产生了一批以寻找上家、下家，居间撮合为生的中介人。当居间人达到一定数量，并有了相对固定的碰头点后，一个交易市场就慢慢形成了。 毫无疑问，当股票转手变得方便后，愿意认购股份的人也多了，而大量股份公司的成立对经济起了巨大促进，所以，股市促进融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也就显现出来了。 同样道理，由于投资人最关心盈利前景，哪些公司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人。而参与评判的人越多，前景判断的准确性越高，于是，股市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也就显示出来了。 但不管你列出多少功能，都无法改变“股市是为方便交易而诞生”这样一个事实。股市最本质的功能就是交易功能。与之相比，其他的都是派生功能。我们可有所期待，但不能唯此是举。就像企业一样，只要是合法经营、有效益的企业，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但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并不是企业存在的理由，过多强调这一点，会使企业承担起过多本来不应由它承担的义务，最终将企业压垮。 过去20年来，我们一直是把各种派生功能作为股市本质功能的。我们过多地强调股市要支持国民经济发展，过多地强调股市要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甚至是货币政策。近年来，伴随经济结构调整与宏观货币紧缩，股市承担的责任以及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不同的功能定位产生不同的管理目标。当我们把股市定位于交易时，股市管理的目标就是交易的公正、公平、公开。世界各国、各地区股市都将三公原则作为股市管理的最高目标，体现的正是这种思想。当我们把股市定位于支持国民经济发展、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时，我们就会把股市管理目标定位在各种政策目标的需要上。中国股市20年来的重发展，轻监管；重规模化发展，轻规范化建设，很大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股市功能的定位有误。 不同的功能定位也产生不同的管理体系。当我们把股市功能定位于方便交易时，我们的证券交易所就只是一个交易场所，不是一个发行场所。我们就会把股票发行看作是股份公司的事，而非交易所和证监会的事。就会把一二级市场分开，使投资人真正把股票申购当作需认真对待的事。当我们把股市功能定位于支持国民经济发展时，方便融资就会成为我们考虑的首要问题，证监会就会成为一个政策目标的实施部门，就会使我们建立起全世界最高效的股票发行体系——通过股票交易账户进行网上的直接申购，让严肃的股票申购变成简单的鼠标一点的游戏，既不必费任何手脚，也不需知道它是干嘛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如何，绝大多数人甚至一转身就忘了这家公司的名称与代码。它极大地放大了股票发行的需求量，制造了发行市场的虚假繁荣，抬高了股票发行价格，也极大降低了股票发行成本和风险，使股票发行与投行业务成为一桩包赚不赔的买卖，使“要想富，去发股”传遍城乡，穿透云头。 重新认识发展中股市的发展规律 将政策目标作为股市管理的最高目标，在2006年前问题还不大，因为那时的市场规模还小，能够支持股市规模化发展的社会资源还比较充足。股市总能像不死鸟一样，一次次死过去又活过来，而且恢复速度很快。以致于在管理层眼里，下跌没问题，只要适当时机出一个利好就立马解决；头疼的反而是上涨，一旦涨起来，压也压不住。 但近2年的局面已完全改观。种种迹象和证据表明，中国股市已完全丧失了一飞冲天的能力。以每100亿GDP对应上证指数1点来计算，从1993年到2007年的15年间，平均为1.5倍，低于1倍的只有1995年、2004年、2005年，最低0.64倍。而从2008年来的4年间，平均比例已下降到了0.7倍，最高是2009年的0.9倍，最低是当前的0.48倍。股市的表现已完全脱离了前15年的正常轨道。 导致股市列车脱轨的主要原因是股市规模的增速过快。以流通市值来说，从1993年到200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2.34%，而从2005年到今年4月，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66%！ 我研究过许多股市的成长经历，发现一个带有共性的现象：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处在工业化和经济高增长阶段时，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市值占比）的年均增速都在1或1个百分点以下。原因是在工业化和经济高增长阶段，社会对资金的需求极其庞大，没有太多的溢出资金来支撑其市值占比的提高速度，社会对股市的索取远大于给予。 中国股市20年来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规律：什么时候市值占比的年均提高幅度在1个百分点左右，什么时候就能平稳发展。什么时候市值占比的年均增速达到2个百分点以上，股市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大调整。而年均增速超过2个百分点的一共有5个年份，分别是1993、2000年、2007年、2009年、2010年！其年均增速均在2.2（2000年）到2.67（2010年）以上。每次都带来的重大调整。从1993年到2008年，去除上述5个年份后平均增速为1.04个百分点，包含在内的年均增速是1.29个百分点（见表）。 换人就是换思路。我们欣喜地看到，郭树清主席在社会公众对股市的支持能力已达到阶段性极限问题上，有着比一般专家学者更清醒的认识，他的关于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和财政盈余资金等长期资本入市，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但由于中国股市已不再是一个小规模市场，也早已失去了一飞冲天的能力，因此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已不是“一不小心弄出个大牛市来”，而是要防备股市的问题转变为社会的问题，防备中国股市是否会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股市一样，迎来投资的黑暗年代。因此，为中国股市的长治久安着想，我想提2个非分之想：一是重新调整股市的功能定位，把股市管理目标真正转移到三公原则上来，而非促进融资和某些政策目标。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出现重大失误。二是重新架构股市的管理体系，包括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关系、一二级市场分开等，让证监会、交易所、股份公司、投行各负其责，改变万种责任归于证监会的现状，也让新股申购真正变成一件严肃的事，让股票发行变成一桩有风险的买卖。唯有如此，才能让股市走向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与投资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