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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佛名察格多尔札布,北京市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著作等身,主要代表作有《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古代字体论稿》等。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顾问等要职。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
启功先生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他执教六十余年,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人才。他为促进祖国教育事业,报答老师教育之恩,延绵陈垣先生的教泽,用出售字画所得200余万元,设立了励耘奖学金。启功先生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诗坛,故有诗、书、画“三绝”之称。其主要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中国农业银行》。《启功全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启功全集》共20卷,前10卷为著述,包括诗词创作、讲学、口述历史、书信、日记等,后10卷为书画作品,汇集了启功先生创作的册页、成扇、手卷、横幅、立轴、字课、临写等。《启功全集》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鉴赏价值和极高的研究价值。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我最喜欢他的发比喻,时出妙语,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其独特的《论书绝句百首》,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研究的体会。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阐见解。我自己有些长期窒碍的问题,读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开朗之感。诸如考证《鶺鸰颂》出于开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远后之临《乐毅论》以证明王羲之书体势之雄强;鉴定张旭书庾信《步虚词作》实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笔;以西陲晋人残纸证《阁帖》中索靖书法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翻书法史上成说的案,论据充分坚实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论蔡襄、祝允明书法之未成自己体段;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而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之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
启功除了是当代著名书画家,亦通晓语言文字、古书画鉴定之学,其中尤精碑帖研究。在碑帖之学上,启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启功尝作诗论曰:“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一改以往名家学者,如叶昌炽、翁方纲等研究历代碑帖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知书法,而略其辞章之习。 除研究方法开拓新途外,启功更对《孝女曹娥碑》的真伪作出一锤定音之论,判定历代相传的《曹娥碑》殊非王羲之真迹。期间,虽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如香港学者陈胜长曾撰〈绢本《孝女曹娥碑》墨迹考辨〉与之辩论,惟启功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深厚学养,对陈氏之立论作出有力反驳,并深责陈氏之说乃“一派胡言”,终使《孝女曹娥碑》的真伪得以辨明。详细论述请参考启功《论书绝句》《古代字体论稿》《论书札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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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姓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 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姐姐妻子的贤惠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8]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书画鉴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
来自: 五成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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