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的文化适应性理论研究

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的文化适应性理论研究

[ 来源：《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 发布日期：2014-02-12  ]

李俊霞

　　内容摘要：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成为解决该群体就业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中分析了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就业地的文化适应性的现状、影响文化适应的内外部因素以及文化调适路径。文章只是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理论研究部分。

　　关键词：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跨文化适应

　　作者简介：李俊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等。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47(2011)05-0085-05

　　一、引言

　　人们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问题时，通常对“城乡二元结构”给予很多关注，譬如“三农问题”、城市农民工问题，都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制度背景来讨论的。但是往往忽视了另一类“二元结构”，即存在于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区隔。少数民族农民工是这两类分割叠加后的产物。解放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制度和优惠政策，逐步形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区隔和新的民族“二元结构”，这一“二元结构”其实很不利于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和文化融合。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渐渐从封闭落后的民族地区向发达的、以汉文化为主的城市流动，于是少数民族农民工成为了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我国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问题，明确要“切实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就业和管理工作”，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有序流动”。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异地就业是跨区域跨文化的就业，就业主体既要面对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又要面对不同文化的差距，包括城乡文化差异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少数民族农民工这一群体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成为解决该群体就业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农村到城市、从母族文化到异族文化的跨文化适应状况直接关系到该群体的就业状况和生活质量，关系到民族关系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民族地区农民工异地就业数量少、质量低、稳定性差，一方面需要通过政策扶持、能力培养、提高组织化程度、加强服务保障等外力的方式予以改善，另一方面需要从该群体的文化适应性这一内因来寻求解决之道。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文化适应的内外部因素是什么？如何能让他们更好更快地适应？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对于跨文化适应进行的专门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期。当时的研究者认为，人跨文化流动时会面临很多变化和冲突，包括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的改变、价值观念的冲突等，这种变化与冲突会给他们带来压力，从而导致较高的得病率。

　　Oberg(1960)提出“文化冲击”理论，认为当人与其他文化接触会产生种种心理问题，如丧失安全感，产生各种心理、行为的变化，以及情感障碍等[1]。Mendenhall & Oddou(1985)认为跨文化适应由情感、行为和认知三个成分组成，情感成分——心理幸福感，行为成分——与当地文化相互作用的情况，认知成分——对当地文化的态度以及对当地价值观的接受程度[2]。Searle & Ward(1990)把跨文化适应划分为两个维度：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是指在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在跨文化流动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或较轻程度地产生抑郁、焦虑、孤独、失望等负面情感，就算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是流动者适应当地社会、与当地社会成员的有效接触[3]。

　　(二)国内文献综述

　　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外国人在中国的文化适应，如陈慧(2003)、王电建(2010)、王利平等(2008)，他们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对象是外国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学者们普遍认为，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外部因素包括生活变化、社会支持、时间、文化距离、歧视与偏见，内部因素包括评价和应对方式、人格、知识和技能、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年龄、教育、职业、收入等)[4]。

　　有个别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城市的文化适应问题，如陈素可(2007)。这些研究与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同，但对本文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学术界还较少有学者从学术的角度关注少数民族农民工进入城市和汉族文化圈中的跨文化适应问题以及这种适应对其就业的影响，因而关注少数民族农民工对汉族社会文化的适应很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的文化适应性现状研究

　　相对于非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存在很多困境：就业困难，就业不充分，数量少，质量低，稳定性差甚至回流。造成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不在于技术，而是在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跨文化适应程度不够高而带来的管理成本太高。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就业地的文化适应性不强体现在以下六个维度：生活适应、公德意识适应、交往适应、社会支持适应、就业模式适应和社会环境适应。

　　生活层面的适应是由于自然环境、饮食、语言和生活节奏的改变而给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带来的适应问题。相对而言，这是文化适应中最表面、最浅层的问题，也是最容易解决和克服的问题。以彝族人为例，彝族人的饮食习惯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异地就业后，这一饮食习惯很难保留；彝族人比较闲散，在当地常常喜欢无所事事地晒太阳，而异地就业之后生活节奏加快，对彝族农民工是个较大的挑战；语言也是异地就业的障碍之一。

　　公德意识的适应是由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缺乏公德意识而带来的适应问题，包括不良的公共卫生习惯、缺乏交通规则意识等。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所面临的城市生活与原来生活的封闭的民族地区有着不同的公共道德规范的要求，少数民族农民工倘若不能尽快地适应，一方面会给城市居民带来一些不便，另外一方面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看法和态度，影响两者间的和谐关系。

　　交往适应是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在交往方面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互相无法理解对方的交往模式，再加上少数民族往往在城市中间形成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独立封闭的居住形式而造成的适应问题。交往适应是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文化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社会支持适应是由于少数民族农民工脱离原来的生活圈、失去原来的社会支持而又未获得新的社会支持而带来的适应问题。由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少数民族身份和农民工身份，再加上假如他们对城市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失守，往往会遭到城市居民的歧视，这对少数民族农民工而言是负的社会支持。

　　就业模式适应是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异地就业的过程中对于就业制度、就业规则等就业模式的适应问题。现代化的就业制度所要求的就业者应该具备较强的组织纪律性、时间观念、融合能力和团队意识等。而对于崇尚自由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来说，就业的制度要求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而对于就业的另一方用人单位而言，雇佣少数民族农民工会带来较高的管理成本，影响制度的权威性。以彝族为例，彝族人喜欢喝酒，酒后容易闹事或旷工；喝酒花掉大量的收入，常常入不敷出，向单位透支工资，给用人单位造成困扰；有时会因为宗教仪式而耽误工作等。这些不符合现代就业制度要求的行为常使得用人单位望而却步，拒绝彝族农民工的就业请求。就业模式适应是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文化适应最核心的部分。

　　社会环境适应是指少数民族农民工对其就业地的大的社会环境的适应。这里的社会环境是指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生存及活动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的总和。他们必须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在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变化。对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而言，比较重要的社会环境包括：城市人口多，交通拥挤，就业竞争激烈，就业难、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飞涨，消费水平高等等，使他们的就业环境看起来不容乐观，生活压力很大。

　　四、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文化适应性的因素研究

　　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文化适应性的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具体如表1。

　　(一)外部因素

　　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文化适应性的外部因素包括生活变化、社会支持、时间、文化距离、歧视与偏见[4]。

　　1.生活变化

　　异地就业不只是就业的变化，而且会带来生活上的一系列变化。比如，气候、饮食习惯、生活节奏等，变化会带来不确定性和压力，影响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心理和文化适应。表2是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可能面临的生活上的负性变化及变化值。

　　2.社会支持

　　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来源于家人、本民族同胞、朋友与就业地的居民。在所有的社会支持来源中，最受关注的是婚姻关系，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婚姻是社会支持的基本来源[4]。其次是朋友和同胞，尤其是那些具有相同异地就业经历的少数民族同胞可以给少数民族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居住信息，甚至提供暂时的住所，帮助他们释放在新环境中遇到挫折后的负面情绪，提供情感支持，帮助他们应对新的环境。但这些社会支持可能阻碍他们对当地文化的学习和适应，阻碍他们去争取其他的尤其是当地居民的社会支持。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他们的适应，如果能获得当地朋友的社会支持，他们的适应问题就会比较少，满意度与心理幸福感会比较强[5]。如果不能跟当地居民有很好的交往，他们会产生无助感、孤独感和负罪感等负面情绪。

　　3.时间

　　主流的看法认为时间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是一个U型曲线。Oberg(1960)提出跨文化适应的4个阶段：蜜月阶段：最初的新奇、陶醉、狂热阶段；危机阶段：感到不足、挫折和焦虑；恢复阶段：解决新环境中的危机；适应阶段：在新环境中重新适应[1]。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同样会经历这样一个时间过程。只是由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弱者身份和地位，最初的新奇蜜月阶段会很短暂，然后就会面临生存危机进入危机阶段，由于其他适应能力的欠缺，适应的时间过程会比较长。

　　4.文化距离

　　“文化距离”指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文化特征、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异程度。Babiker，Cox和Miller(1990)开发了文化距离问卷(Cultural Distance Inventory)，以测量流动者原来的文化环境和他所移居的文化环境中文化方面的差异。文化距离的假说预测当流动者的文化与移居地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他们的跨文化适应就越困难。按照上述假说，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他们本族文化与就业地的主流文化差异——文化距离越大，适应就越困难。如果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区域风俗、从业规则、收入分配方式等文化因素方面与汉族存在较大差异的话，异地就业的适应就会比较困难。

　　5.歧视与偏见

　　歧视与偏见可以不单独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而是作为一种负的社会支持来影响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跨文化适应。不可否认，很多用人单位在选择雇员的时候会对少数民族农民工有偏见和歧视，或者说不愿意雇佣少数民族农民工，很多时候是因为少数民族农民工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来适应企业的规则、纪律、制度和文化，甚至适应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很大的困扰和管理成本。这会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适应。

　　(二)内部因素

　　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文化适应性的内部因素包括评价和应对方式、个体情商、知识和技能、人口统计学因素[4]。

　　1.评价和应对方式

　　评价是指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对所发生变化的认知评价，通俗地说就是看待这些变化的心态。其中最重要的是异地就业少数民族农民工进城务工时所抱有的期望。现实、切合实际的期望有利于其更好地处理跨文化就业所带来的变化和挑战，减轻负面情绪，从而更快更好地实现适应；而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则会增加跨文化就业中的挫折感和压力，不利于其适应生活和工作变化。

　　应对方式有积极和消极两类。积极地、乐观的应对方式有利于更好地适应。

　　2.个体情商

　　情商又称“情绪智力”。Goleman的著作《情绪智力》把情绪智力归纳为五种能力：自知之明、自我调节、自我激励、同情心/移情、社交技能[6](如表3所示)。Goleman提供了大量的趣闻轶事来证明这些能力与个人和组织成功之间的关系。这些能力当然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异地就业的文化适应以及就业能力也是紧密联系的。

　　3.知识和技能

　　知识和技能会提升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异地就业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知识和技能既包括与就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也包括在就业地生活的广义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对就业地文化的了解、语言技能等。这些知识和技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也是可以通过经验积累的。相对情绪智力来讲，知识和技能是容易获得的。

　　4.人口统计学因素

　　人口统计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

　　性别对跨文化适应本身的影响不大，但是由于性别对于异地就业的难易有影响，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产生间接影响。相对而言，女性就业困难程度高，因此而产生的文化适应问题比较多。

　　年龄和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跨文化适应的关系没有定论。年轻人可塑性和适应能力较强，但是社会经验和社会支持欠缺；年龄大的就业难度大、可塑性差，但社会阅历和经验丰富，人际圈子大，可以获取的社会支持多。因此年龄对于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农民工跨文化适应的影响不确定。

　　学历与知识和技能相关，因此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跨文化适应正相关；收入高的人可获取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多，适应能力也较强。

　　五、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的文化调适路径研究

　　对于民族文化，我们要辩证地来对待，要从服务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倡保留文化先进成分，扬弃文化糟粕。对制约少数民族农民工异地就业的少数民族固有文化要进行适当的创新和调适，增强文化适应性。就业人群和劳务输出地应放弃“拒绝变化”的心态，主动适应就业需求。

　　有自身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区域在劳动者素质培养上应重视汉语能力培养，改“双语教学，同习共重”的模式为“汉语主体”教育培训模式；在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上变革与就业地生产、生活不适应的规则和仪式，促进信仰与时俱进；以社会进程的现代化标准移风易俗，改变旧习，建立与就业制度文化相容的先进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O berg, K., "Cultural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 Practical Anthropology, 1960(3).

　　[2]Mendenhall, M. and Oddou, G., "The dimensions of expatriate accultur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5(1).

　　[3]Searle, W. and Ward, C., "The prediction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adjustment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0(6).

　　[4]陈慧等.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6).

　　[5]Ward C, Kennedy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adjustment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 A comparison of secondary students at home and abroa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3, 28(2): 129~147.

　　[6]Daniel Goleman. 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8.

（编辑：彭凤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