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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作家亚丁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2010-12-18 11:38:27
17日，法国经济产业振兴部部长帕特里克·德维让在北京798艺术区亲自授予作家亚丁先生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此前曾被授予过该勋章的华人有董建华、巴金、贝聿铭、金庸、陈竺、李嘉诚、何鲁丽、韦钰等。 法国荣誉军团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02年，由拿破仑·波拿巴最早设立的，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级别的荣誉骑士团勋章。只有在军事或民众服务领域做出卓著贡献的人才有可能获此殊荣。此次授勋旨在表彰亚丁多年致力于中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活动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中法关系促进做出的卓著贡献。 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亚丁，是一位在法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和法中文化交流大使，现任“法中交流促进会”会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亚丁先生翻译的萨特的《理智之年》和《巴黎的忧郁》获得法国政府翻译家奖。 1988年，被法国政府授予欧洲骑士勋章。其自传体小说《高粱红了》自诞生那一天起就轰动法国，成为法国连续十年最畅销书之一。发行量超过50万册，荣获多种奖项，并连续十年作为法国中小学的必读课本。随后还译成英、德、西、日、丹麦、意大利等多国语言出版，继续在全世界畅销。从此之后，亚丁被誉为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用法语写作的华人作家。现在《高粱红了》终于回到了作者出生地，在中国被再次出版，使得国内广大读者可以欣赏这部传奇著作。 据悉，亚丁是少数几个能在法国家喻户晓的华人作家之一。早在1988年，法国政府就曾授予他“欧洲肯坦培尔骑士”勋章。 此外，亚丁还积极投身于环保事业当中。他集总导演、总制片、总撰稿于一身，拍摄大型专题片《环球绿色行》。用一个作家、一个文化学者的眼光，审视东方的水土，提出了深入人心的环保理念——“爱自然、爱一切生物的生命、爱人类原本所生长的那种环境”。 授勋之后亚丁表示，法国副总理向其授勋，“既是对以前成就的肯定，也是对我个人的一种勉励。我今后将更好地在中法文化交流上发挥好桥梁作用。”
~~~~~~~~~~~ 旅法作家亚丁 ~~~~~~~~~~~~~ ■新商报记者李媛媛 不要误会《高粱红了》是《红高粱》，这是法籍华人作家亚丁于1987年用法文发表的一部畅销小说。不要误会这是一部纠结于“文革”时期的苦难史，这只是一部儿子献给父亲的书。《高粱红了》日前已在国内出版中译本，近日，记者电话采访了作者亚丁，他向记者细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历程，并介绍了中法两国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最近，亚丁在搞法国红酒文化的推广，采访中，他也常用酿酒来解读自己的观点。 艺术家需要的灵感是多样化的 记者：常年居住法国，回到中国有哪些地方让你感到不适？ 亚丁：最大的不适应就是说话不自由，不能自由表达，有时要说假话。刚回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提醒我这不能说那也不能说，会得罪人的。这是许多归国人士都感到不适应的地方。 记者：某些中国艺术家为何出国后会有比在国内更大的成就？ 亚丁：艺术家需要的灵感是多样化的。中国教育是单一的，信息单一，灵感和作品不会很丰富。就如一头母牛在一块草地上吃草，牛奶的成分会差不多。如果吃各种不同的草，牛奶的成分就会丰富。到国外的艺术家各种信息、思维方法会丰富起来，成就也会更大。同样的，国外的艺术家接触中国后，他们的影响力也会变大。画家莫奈、毕加索因受东方文化影响，艺术上有了不凡的成就。 记者：中法两国在文化创作的氛围和表现上有哪些区别？ 亚丁：现在，中国作家的创作像一个孩子，从小管着他，突然一天没人管了，乱了，自我控制能力差，所有的故事都被匆忙写完了。作品不是一些新鲜的主意和卖弄，是需要酿造的。潘石屹曾经让我写博客，我不写，我认为这像葡萄汁，挤出来就完了，想法是需要在心里沉积一段时间的，这才是酿造。后来潘石屹却在博客里说我劝他不要写博客，一时招来很多非议。 记者：你认为中法两国在传统文化继承方面有哪些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 亚丁：法国一直以来更注意和习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读书一定要读巴尔扎克和雨果的。中国在某一时间忘记了，现在突然发现，就在古典里找文化。中国受美国影响注重物质，文化发展受到了影响。中国人穷了很多年，发 展起来了，自然先重视经济，即使打着文化的旗号，有时也是为了赚钱。但是欧洲则不同，他们一直很富有，物质追求永远不是第一。 记者：对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颁给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你如何评价？在法国官员作家是否有获奖的现象？公众又是如何反应的？ 亚丁：在法国，官员获奖不算什么事。即使是部长、总统要出书，也要到出版社的坐椅上排队等着。法国出版社是高不可攀的衙门，总统、总理见到编辑都很恭敬，是平等的。国内有暗箱操作的习惯，因此有这样的热议反响。一个官员能搞创作其实也是好事，应该多看他的作品到底怎样再来评价。 这是一部献给父亲的书 记者：这部小说的原型是谁？ 亚丁：原型就是我自己，这是自传体小说，都是我经历过的事。 记者：“文革”的哪些经历为你创作这部作品带来了灵感？ 亚丁：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文革”，只是表现一个男孩对父亲隐藏的感情。男孩对父亲与对母亲，以及女孩对父母的感情都不同。男孩到10岁后会认为自己是个男人了，与父亲之间会有距离，掩盖起对父亲的爱，细腻而深埋，而父亲也会忽略掉儿子对自己的爱。这本小说在法国出版后，一位法国10岁孩子的父亲看过之后，在早上送孩子上学的路上，看着坐在副驾驶上的儿子，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体会到了儿子对自己的爱。 记者：你认为畅销的原因是什么？ 亚丁：读过之后，你会发现儿子与父亲之间没有卿卿我我的表达，长大后反而有了男人之间的距离，这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而畅销，不存在文化差异。我是北方人，男人之间出口便俗，要表现男人的不在乎。而这本书是写给我父亲的，我在法文版本的扉页上标注了“献给我父亲的书”。父亲从未向我表达过温情，但是不表达的温情是非常深厚的。 记者：我看到小说的中文版文字很平实，不花哨，这也是你的创作风格吗？还是翻译的解读？ 亚丁：这也是我的创作风格。小孩最内心的语言并不是华丽的，文字也应该是平实的。中译本我只看了一小部分，而且也不打算再看。我是不应该看的，这也是为何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将它翻译成中文的原因。你没有做过翻译工作，而这是我多年从事的工作，你无法体会一个翻译的苦闷——在另一种语言中找没有的东西，忠实表达别人的意思。如果让我自己翻译，那就是改写了。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悠哉对你翻译的作品和这部《高粱红了》提出批评。他认为这是一部较平庸的法国获奖作品，对此，你有何回应？ 亚丁：也许他对平庸的解释不一样。《高粱红了》在1987年发表当年就发行50万册，这样的平庸也挺好。批评说明人家认真读书了，也是好事，对待反对的意见就当丰富自己。 法国和北大都喜欢打破固有的观念 记者：你是否认为毕业于北大给予了你更高的平台与起点？北大带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亚丁：我没有觉得毕业于北大给我带来更多机会。我1980年代就留学法国了，在那里没有人因为我毕业于北大而特殊照顾过我，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北大。北大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北大对传统的叛逆是从思想深处的，对社会既成的观念，北大的人总要有另外的想法来更新它、破坏它。北大的学术氛围和善于思考的习惯是有好处的，这种胆量和敢想敢做确实是北大人的优势。 记者：法国曾经出现过偏爱走极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是否总是剑走偏锋？ 亚丁：法国人喜欢表明自己的特点，这一点像北大。他们反对意识形态，认为是固有的观念。如果你说吸烟不好，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那么马上会有餐馆打出“只为吸烟者服务”的招牌。法国人认为统一规定、停止思维是不好的，他们要打破平衡，要求自由。 记者：作家、官员、总裁，这多种身份，你更喜欢哪种角色？ 亚丁：我在填写职业一栏时，只写“职业作家”。我本质是作家，只是后来不写了。写作需要处于深沉的状态，但现在东忙西跑，没有这种状态了。 记者：近年来，在法国你主要将精力放在哪些方面？ 亚丁：现在主要搞中法文化交流。一开始是受法国政府邀请来帮忙，后来变成了责任。从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设计再到推广法国红酒文化。从一开始，我也没决定要当作家，只是做到“有求便应”。 记者：你受法国文学、哲学浸染，比较喜欢哪些作品？ 亚丁：要说哲学，我对中国哲学最着迷，老子、禅宗都很感兴趣。文学方面，非常喜欢普鲁斯特，尤其喜欢他的《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的书会把你思维的节奏改变。例如你听一首歌很好听，换另一个风格的新歌，你会觉得不好听，但是普鲁斯特会将这个过程拉长，让你反复听，直到你习惯。这时，你回头再看，原先的东西变得很陈旧，你会多了个思考方式，改变对人生的态度。艺术家最伟大的作品不是作品本身告诉你什么，而是改变人生看法，让人生变得更丰富。当你看过《洛丽塔》之后，你再体会爱会更细腻，就是这样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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