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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6 22:02 文学创作中，故事新编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作家从自身的体悟出发，改写或重新诠释沉没于故纸堆里的传说，彰显浓烈的个人色彩，也为故事赋予了新的含义。出版于1945年的《御伽草纸》是太宰治为安抚在战乱中东奔西走、忧于物资匮乏的人们所做的写作尝试。其时，困于狭小防空洞一隅的作家手中是写给儿童的绘本，脑中酝酿出的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世界。 《御伽草纸》脱胎于日本民间故事集《宇治拾遗物语》与中国的《聊斋志异》，但太宰治的故事没有老少咸宜的愉悦。虽然剔除了血腥、暴力的成份（比如《喀嗤喀嗤山》狸猫吃了老婆婆的情节），但这绝不是“令人耳目清新的玩具”，也非“慰藉心灵的路旁之花”。本质上，这仍是太宰治自我意识的展现。在传统的道德伦理与叙事架构之后，隐藏着作者那颗饱受伤害、纤细脆弱的灵魂，他将自己面对纷扰浮世的挣扎与彷徨、战栗与怨嗟的情绪融入讲述中。原本以取悦世人、激励士气为书写目的的故事新编，也因为夹带有太多个人极端的身体体验，一再陷入绝望不安的氛围。
在太宰治看来，慵懒、孤独、清贫并非消极无为，这只是人生的一种状态。在他闲散的讲述中，传统的善恶观被一再打破，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故事里没有所谓的坏人，世间所有悲欢与不幸，都只是“人性的悲喜剧”。《喀嗤喀嗤山》表面上是“大叔”狸猫痴心妄想追求“萝莉”兔子，反被兔子骗上泥船痛下杀手的惨剧，但在太宰治的阐述中，更隐含着对普世认同的“生活正道”的嘲讽：不能怪兔子太狠心，怪只怪狸猫汲汲于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被痴念迷了本性，到头来落得一场空，更误了卿卿性命。《肉瘤公公》里一心想要除去肉瘤的公公没有成功，不是他犯了错，而是过于刻意，适得其反，败了鬼们的酒兴。 《御伽草纸》作为太宰治的翻案之作，是其作品中为数不多的“遗珠”。如同战时的绝大多数作品一样，《御伽草纸》展现了一种“健康、明快”的书写（文风的改变并非出自作者本意，这只是应付当时日本国内出版机制的权宜之计）。太宰治希望，在战时的诸般萧条之中以故事重建一种“废墟上的生命力”。作者掩饰起秉性里的虚无，将生存的希望遍洒向空袭后偷生的人们。于是，潦倒、无赖的士人们在意外来临的机缘之下如有神助般地改变了既定的命运，迎来“麻雀变凤凰”似的新生。曾经的讨人嫌，如今成了惹人爱；贫寒清高不在了，留下的只有心境的安闲。《舌切雀》中，归隐山林的老爷爷因为麻雀的金币做了高官；《竹青》里，悍妇大病之后变得温婉可人，原本数度自杀、了无生趣的落第书生鱼容，与之一起过上了幸福生活。这种才子佳人白头偕老的美好结局，与其说是安抚他人的心灵鸡汤，倒不如说是太宰治做的一场大梦。 但梦终归会醒来。故事里，孤独的人可以在鸟兽之中找到知己，可以在大醉之后坦然接受世界的残缺，现实又是另一番迥然不同的景象。想要在太宰治笔下找到真正的希望，只是一种奢望。终其一生，他就是集清醒与幻灭于一身的矛盾个体。对现实的一再失望使他遁入空想的渊薮，“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狂傲又将他推入极端的孤独。他一边在故事里制造美妙的仙境，以看透世事的先知口吻苦苦劝诫世人要“积极地爱这个俗世，恨这个俗世”，一生“沉浸享受”其中，一边又反复实践着自我的毁灭之道。 如太宰治所说，他不是什么成就大事的英雄，他只是他笔下“碰到棉花也受伤”的懦弱者。不管他以如何超然的姿态置身事外剖析世情，他仍逃不过虚无的煎熬。尽管在《御伽草纸》里，他再三重复某种救赎的可能，岁月是救赎，忘却也是。但时间并没有带来适度的遗忘，更无法找回片刻的安宁。他的希望来得快、去得快，既救不了他人，也救不了作者本人。仅仅3年后的1948年，太宰治就因为不堪疾病的折磨，丢下一句“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以戏剧化的投水为其短暂一生划上了句号。无论后世如何评价他的孱弱，写下就是永恒。至少，《御伽草纸》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太宰治以往阴柔颓丧形象的另一面，哪怕这仅仅是他与世界开的一个玩笑。（《御伽草纸》书评/棉花糖*胡子小姐东游记 棉花糖*胡子小姐东游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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