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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宋以前的书画作品，钤盖上书画家本人印章的为数很少，大多数书画家在作品上并不钤盖本人的印章。印章上的文字，大都喜用小篆体，印形为长方形、方形、圆形、椭圆形、葫芦形，到了宋代才有奇形异式的钟鼎形出现。从唐宋人印章印出的笔画效果上看，印质以铜、牙、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质料的。铜、牙、玉的材质坚硬，所以印文笔画大都比较滞重、光滑、呆板一些。钤印要用印色，才能显现在纸绢上。在传世书画上看到唐、五代大都用蜜印或白笈水，我们称之为水印，钤时容易模糊走样。油印大约始于宋初，后来用艾绒作底，更是进了一步，但不知始于何时。从此即使细笔画的小印章，钤得好，完全可以不走样。但宋代还是水印、油印杂见，到南宋油印逐渐多于水印。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油印因有油质的关系，字口较蜜印、水印清晰，但它们钤盖在书画上全都显得厚薄不匀，这一点是共同的。如宋代赵佶的书画印章"御书"长方大印，与明清时期印章的篆法、印色均不相同，印色较红而厚，是蜜印。宋代杨无咎《四梅图》卷中的"草玄之裔"、"逃禅"、"杨无咎印"三方印颜色淡而薄，是水印。辽陈及之《便桥会盟图》卷中的"竹坡及之戏作"朱文长方印，也是淡色的水印。
元人印章上的文字，也大都喜用小篆体，但篆文、刻法有了变化，出现了圆朱文印。印的质料有水、象牙、铜、玉等。水印到了元代几乎绝迹，可说是废而不用，大都采用油印，印色基本上以大红为主，兼有深红带紫色的，亦偶然见到。后世人在服丧中不用红色印泥，但唐宋元人用墨色未必一定是这个原因。 清代翁方纲研究过元代赵孟頫的印章，他在《辛丑销夏记》卷一《唐临右军二帖》题跋中说： 每观赵文敏真迹，必验其印，此"赵氏子昂"红文铜印，其上边不甚平整，"子"字篆刻圈之顶，其靠上铜边，偏左偏右，皆有微凹入内之痕方为真者。以此鉴定赵迹，万无一失。今此印"子"字篆因上顶边之偏右微凹，而其偏左处上平不凹者。铜质用久刚渐凹，此前数年之迹也。 王以坤先生在《书画鉴定简述》第二十九页上说： 我认为翁氏的观察是比较正确的，但对具体的时间未说清楚。我个人在工作中也注意看了几件实物，如赵孟頫《人骑国》卷为大德三年作："赵氏子昂印上边未凹，陈琳《溪凫圈》轴为赵孟頫大德五年书题，"赵氏子昂"印上边未赵孟頫《水村图》卷，为大德六年十一月作，"赵氏子昂"印"子"字上边偏右已凹。由此看来，"赵氏子昂"印"子"字上边的凹曲当发生在大德五年以后，大德六年十一月以前，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从赵氏真迹上看到的情况。 赵孟頫始用圆朱文印，印色是油质的，据说用的是大麻子油，经过几个寒暑晾晒，再以艾绒衬托调合方可使用，否则钤盖后印文的四周是要出油的。 元代高克恭《秋山暮靄图》卷，虞集的跋在画的本幅上，而虞印的四周边框很整齐，印章的质料为象牙无疑。清代桂馥《续三十五举》说："江皓臣日：按金、玉石坚固可制印，如水晶、陈蟝、玛瑙、凹角、象牙、皆取其坚。自王冕易以花乳石，而攻坚者鲜矣。"自元末开始用花乳石刻印后，明清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对我们鉴别字画帮助甚大，如赵孟頫、黄公望等人所用的印章绝对没有石质的，因那时还没有这件新事物出现，如果看到一幅他们的书画上的印章是用石质刻成的话，那末就可以断定那幅书画有问题，或者那方印是翻摹后再加上去的。 明代早期，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俗称"锤头式"。例如沈度水乐十六年写的《敬斋箴》，"沈民则"白文方印、"玉堂学士"白文方印；玉谦《墨梅》轴中他自己的印章以及数家题字的印章，都是采取这种锤头式篆文的。这种形式的篆文风格，体现了明代初期印章的特点。宋元时期的印章，就没有这种形式的篆文。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形式、这种风格的篆文印章又突然消失了。初期一般书画家多采用油印，虽然是红色，但显得较淡，并略呈黄色，同元代的印色显然不同，一对比即可知。但明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如朱瞻基用的印油比较红，不同于一般人。有些书画家所用的印章比较固定，很容易核对，但也有些书画家的印章很多，篆文的刻法又不同，因而核对起来比较困难，有的根本就无法核对。如沈周的印章既多且乱，他的作品，从各方面来看，部真，但印章却核对不起来。《卧游图》册中画牛的那一开上的两方"启南"二字朱文印，文字大小相同，如不是同一方印。这就说明，我们搞书画鉴定工作，不能完全凭借核对印章来断定真伪，而要全面地进行分析。 明代中后期，文彭治印很多，后人称之为"文派"。文派在字体和刻法上都有新的进展，白文大体仿汉印，朱印受元赵孟頫的影响，多为圆朱文而稍粗率，特点是字文比较清楚，气势开旷生动，力矫元代纤弱呆滞之弊，有的还刻上边款，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是一个新的发展和创造。文彭字三桥，是书画家文征明的儿子。何震字雪渔，是文彭的弟子，安徽人，故称他为"徽派"。但"徽派"的印风发展到后来，亦渐趋呆板，缺乏生气。印章以石质居多，其它如水晶、玛瑙、铜、玉都有。石质软硬适中，刻者可以随意奏刀，表现出更为优美的艺术风格来，大有不同于铜印和玉印之处。字体到了明代中期，又渐渐追复秦汉之古，所以古文、篆、隶都有，且多数印章用小篆，并与明代早期的印文又不同，体现出明代中后期印章的特点。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颜色也有浓淡深浅之分。有少数画家还使用水印。水印和油印是大不相同的，水印色淡匀，字口模糊，油印虽然也有深浅浓淡之分，但字口比较清楚。 明代后期到清代早期，书画家印章所用的篆文变化并木大，但印章形状、字体字形都有多样化的趋势。有的书画家早、中、晚期印章更换很多，也有些书画家的印章变动较少，喜用的印章比较固定。如王时敏有一方"王时敏"白文方印，明代天启年间就用，直到清代初期，仍在使用。恽寿平的"恽正叔"白文方印，下边处有向里凹痕迹，在他的不同时期的几件绘画作品上，都钤盖着这方印。戴本孝的印章，篆文奇特，有的字很难认识。华喦的"华喦"朱文印，"喦"字下部"山"的中锋是偏有的，不在正中，"秋岳"白好防边上有一个小缺口，这两方印在他中年和老年时的作品上常常见到，而在他的早期的作品上却未见使用过。也有些书画家的作品，从各方面来看，都能肯定是真迹，但印章却各不相同，遇到这类情况，必须慎重对待，不能因为印章不同就轻率地鉴定为伪品。 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如浙派、皖派和其他各种流派，大都是以《说文解字》为主体，篆法谨严，布局和刀法都有自己的特色，在印章的侧面都刻有上下款。 所谓的皖派，以安徽的邓石如为首，他初名琰，更字顽伯，擅长书法，四体皆工，刻印吸收了《祀公碑》和《禅国山碑》的体势、笔意，形成了雄浑圆健的风格。 浙派创始人为丁敬，字敬身，号龙泓山人，又号纯丁，他同蒋仁、奚冈、陈豫钟、钱松、赵之琛等八人常在杭州西湖的冷桥畔聚会，人们又称之为"西冷八家"。这一印派的风格，俱宗主秦汉印，兼取众长，讲究刀法，善用切刀，竭力摆脱明代后期印家的矫揉造作，努力提倡淳朴古拙的风貌，能给人以清新而又不逾古人规范的享受，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西冷八家印谱》可供我们参考。 赵派是指浙江会稽的赵之谦，他对碑板很精通。如前所述，浙、皖两派篆刻的字体以《说文解字》为主体，再仿文彰的方法，而赵的篆刻，是熔浙、皖两派为一炉，根抵两汉兼取秦权、量、诏版、六国泉币。匈文、瓦当文字及结体，风格绚丽多彩，典雅深隽。他治的印对后人的影响极为深远。有《金蝶堂印谱》可供我们参考。 黟山派是指安徽黟县的黄士陵，初师邓石如和吴熙载，以后又从先秦两汉器皿文字上另辟新径，形成时肃穆，时谲奇，既才气纵横而又不死守古人法度的独特风格。他刻的印，文字从不支离破碎，不击边，尤长于满白文。朱文印刻得同水印一样，从不显得死板。他常游于广州和上海之间，两地的印风受他的影响也大，但北方人知道他的却不多。 吴派是指吴昌硕，他的篆字是临摹《石鼓文》，刻的印文也就吸取了《石鼓文》的特点，苍劲浑古，在篆刻上反对泥古，主张革新，故刻的印骨力充实，气韵沉厚，有《岳庐印存》可供我们参考。除上述流派、名家外，民国初年还有陈衡格，有《染仓室印存》；赵叔儒有《二弩精舍印存》；王大炘有《冰铁印存》等，也各具风格。而且他们给同时有名的书画家、藏书家、校勘家刻了大量的印章。徽派盛行明嘉靖以后至清初，浙、皖二派风靡于乾隆、嘉庆、道光之际，赵派崛兴于咸丰、同治间，黟山派稍晚于赵派，光绪至民国初年以吴派为主，陈师曾、王冰铁、赵叔儒等是支派。清代中后期，印章的质地多种多样的，但以各种石料为普遍，印色大多为油质，水印看不见了。明清时期，通国丧，百日之内，官印必须改用蓝色。是专在丧服时期才使用。但不是很多。 我们在鉴定书画家的印章时要仔细，要认真的排比，这样才不会因为一时疏忽而产生误断。如有一本晚清任熊的《杂画》册，在其中的两页上，各有"任熊"的朱文印一方，因为印文及大小几乎一样，所以有很多鉴定专家都认为这两方印是同一枚印章钤盖出来的。后来又有一些专家看到任熊的另两幅画屏，也都钤盖着"任熊"朱文印，但仔细比较这两件作品虽然印章同文，但却不是同一方印章，因此，初步断定为一真一伪。为慎重起见，再拿出任熊的《杂画》册来进行排比。结果，这两方印却又都能对得上，这时才发现任熊《杂画》册上的那两方"任熊"朱文印并不是同一方印章钤盖出来的。从而肯定了这几件作品都是任熊的真迹。说明鉴定工作确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稍一疏忽大意，就会把假的当成真的，或把真品又鉴定成伪品。 另外还有些在画传中很著名的书画家，或者没有上画传的书画家，由于流传下来的作品都少，就无法对他们的印章进行核对。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根据各种条件综合起来判断，首先确定作品的时代气息和个人风格，然后再来细看印章，印章的时代气息与其它方面的条件相吻合，当然是真的。如果发现了矛盾，就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假如我们看到的那件作品是宋元人的名款，但印章却具有明代的风格，就需要仔细地分析：那印章是后来钤上去的呢，还是连书画本身都是假的呢？ （三）收藏者的印章 历代收藏鉴赏家，大都喜欢在他们收藏或看过的书画上钤上几个印记，表示自己收藏之美，鉴定之精凡是历史上著名的书画作品，收藏的印章都很多。如果我们将一幅作品上的收藏印章按时代顺序排列一下，就能看出它的流传过程。有的收藏家具有一定的鉴定水平，他所钤盖的收藏印章，作为鉴定的辅证，可靠性就比较大一些。有的收藏家毫无鉴定经验，他所钤盖的收藏印章，作为鉴定的辅证，所起的作用就很小，有的甚至只能起到确定作品时代的下限作用。 在图书上钤盖藏书印，据罗福颐先生在《古鉨印考略》（1977年修订本）中说，有南齐（479～502年）时"永兴郡印"，是钤盖在甘肃敦煌石室所藏的古写本《杂阿昆坛心论》的经上。依罗氏的考证，永兴郡是南北朝时齐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设立的郡。而书画的作品上钤收藏印，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说，始于东晋。由此看来，在书画中钤收藏印要比图书上钤盖藏书印还要早一些。但东晋的鉴藏印我们现在没有见到过，所见只能从唐代开始。 皇室的收藏印，我们习惯地称呼为"御府"或"内府"印。王羲之《雨后帖》页（唐摹本）上有角有"贞观"二字长圆黑色印，唐玄宗李隆基的《鶺鸰颂》卷钤有"开元"二字红色印。这两件作品上的收藏印的真伪程度如何，目前尚未作出肯定的结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唐代的私人收藏印，有虞"世南"、褚遂良的"褚氏"，"三藐毋驮"（梵文：太平公主）、王涯的"永存珍秘"等印。除此之外，润州刺史赠左散骑常侍徐侨有"东海"二字印，其子吏部侍郎会稽郡公徐浩及洽子徐涛用"会稽"两字印，议郎窦蒙用"窦蒙审定"印，其弟范阳功曹窦宗用"窦*印"，起居舍人李造用"陶安"二字印，张怀瓘兄弟用"张氏永保"印，张嘉贞用"河东张氏"印，其子张延赏用"鸟石候瑞"印，其孙张弘靖用"鹊瑞"印，李逸用"李氏印"，其子李约用"约"字印，韩混用"滉"字印，相国邺侯李泌用"邮侯图书刻章"，周昉用"周昉"姓名印。可见他们的收藏印记多种多样，或取郡望，或取官职，或重在审定，或旨在收藏，可以说已具有后代私家鉴藏印的椎轮大略了。 唐代韩滉《文苑图》卷右下角有"集贤院御书印"，为阳文黑色方印，是南唐李促（后主）的收藏印。许多专家认为这方印是真的。还有"建业文房之印"和"内合同"印。五代的私人收藏印到今还未发现。宋代赵佶的鉴定能力很高，他所鉴定的书画，绝大多数是比较可靠的，但也有极少数不准确，是旧假货。元代汤允漠《云烟过眼录续》云："宋徽宗标题、绘画用墨笔字，法书用金字，题在月白绢上，'图'字上端是写'口'字。"从流传下来的作品来验证，赵佶写的题签确实是这样的，证明汤氏的记载是正确的。赵佶的收藏印，见于卷上的有"御书"葫芦印，双龙圆印用于法书，双龙方印用于绘画，"宣龢"方印、'宣和"方印、"政龢"或"政和"方印、"火观"方印、"内府图书之印"（大方九叠文）往往和以上二方连用，均为朱文。有时亦用"重和"和"宣和中秘"长圆印。如果赵佶的收藏印真，就可以肯定该物的下限在北宋以前。南宋高宗有"乾卦"圆印用于绘画上，"希世藏"、"绍兴"（连珠多种）、"睿思东阁"、"内府书印"、"内府图书"、"机暇清赏"、"机暇清玩之印"等。但"希世藏"朱文小方印有时又不用，所以不常见。 宋代的私人收藏印，在北宋时期有苏耆、苏舜钦的"佩六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后裔"、"墨豪"、"武乡之记"等印。南宋贾似道有"悦生"朱文葫芦印、"似道"朱文方印、"魏国公"朱文方印、"秋壑图书"朱文方印、曲脚"长"或"封"字等印。北来最大的私人收藏家当首数米蒂，他自己是书家、画家，又是见多识广的鉴赏家。凡是经他收藏过的好书画，均钤上收藏印记。"名画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记，见即可辩"，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箧"印，"宝晋斋"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芾："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漳印"，"米芾氏"，皆白字，有此印者为绝品，但王印难著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为次品。其他字印还尚有百枚。 金代完颜璟（章宗）的标题和收藏印，仿效宋徽宗的格式。《云烟过眼录续》云："金章宗标题，全仿效宋徽宗，惟'图'字中上端是写'厶'字，这是同宋徽宗的区别处。"金章宗的收藏印章，计有"秘府"葫芦印，"明昌"方印，"明昌宝玩"方印，"御府宝绘"方印，"内殿珍玩"方印，"群玉中秘"方印，"明昌御览"大方印。今天流传下来的铃有金章宗收藏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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