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悫悫小书斋 于 2005/1/17 22:21:00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大姐的家庭属于前者。 今年是大姐和姐夫结婚五十周年，习惯遇事付诸笔端的我，借此机会，为他们的美好姻缘写下点文字，以表达他们对我不是舐犊的“舐犊”之情. 大姐和姐夫的结合，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解放初期的农村，青年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恋爱的自由，待字闺中的大姐，同样不能脱俗。当时由于我们的父辈行医名震小县西北，许家家族具有很高的声望，方圆几十里地有口皆碑，也都知道该县的西北部许家药铺有三个好姑娘:大姐、二姐和小姐姐(伯父的女儿),不包括我。中国的传统习惯,谈婚论嫁讲究个门当户对，感谢为大姐做媒的月老，他有先见之明独具慧眼，也许知道“文化”的潜在价值，就在我家和“穷学生”、徐家的三公子家牵了红线。中国当时的农民生存状况就是一个字：穷，徐家由于父亲英年早逝，贤惠、善良的徐家母亲又当爹又当娘，拉扯着四个儿子艰难度日，家境可想而知。所以，我们许家及关心大姐的好心人都对这门亲事持否定态度，怕大姐过门后一辈子受穷。父亲在外面工作，他的病人是至高无上的，这儿女亲事就“放权”给了母亲。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女儿一旦有了选择的目标，就首先找知情的人打听一下。徐家三公子正在读高小（即五、六年纪），正好与我伯父的儿子胜武哥是同窗，母亲就打听他。胜武哥与大姐同岁（当时十六 七岁），他说徐家三公子“好才分”，就这一句话，促使母亲下了决心，当别人在犹豫的时候，母亲只有一句话“让她认命去吧”！ 当时农村的风俗习惯，女孩儿定亲是不允许男女双方见面的，可是徐家三公子毕竟是“学生”，人家提出要见见姑娘，母亲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依稀记得那晚月明星稀，母亲在为此忙碌着，我是老小，不能离开娘一步，我执意要去，母亲让伯母把我拽走了。后来，姐姐由许家的女儿变成了徐家的媳妇，赡养老人、抚养孩子，成为我的大姐夫的徐家三公子由中学到中专、由中专到大学，毕业后为国家的铁路事业贡献了一辈子。因为他出身贫农,在他中年的时候，事业曾一度很辉煌。 姐夫对我的学业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在人生之路上艰苦奋斗、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把他作为我的楷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在事业上的"闪光点"，也有长兄的一缕霞光。 如果说，母亲在我大姐的婚姻问题上的决定是高明之举，那么，在大姐的职业之路上却“失了街亭”。五十年代的文化人极缺（大姐曾跟着家庭教师读过私塾），当时的口号是“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先生（医生）的后代，在乡村卫生部门参加工作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儿。也许母亲不能摆脱封建的思想束缚，认为闺女出嫁是人家的人，所以当许家的儿女们相继成了“工薪族"后，大姐却在新社会步着旧社会母亲的“后尘”，相夫教子。大姐在婆家当过乡村干部，还要带头在黄土地上劳作。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有一次在村里被评为一等劳模，到了社里被改为了二等，理由很简单，许家的女儿劳动能行？许家的女儿不光劳动行，品性也行，大姐有妯娌四个，婆婆认为，自从三儿媳妇娶进家门来，家庭更和睦了。 姐夫和姐姐像我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半辈子离多聚少，没有妻子照顾的日子也是很令人同情的。姐夫对姐姐很负责任，上大学时，有女同学向他射出了“丘比特之箭”，他马上直言相告：我的妻子是胜武的姐姐（他们都是高小的同窗）。 姐姐是老大，我是老小，在大姐面前我有大姐若母的感觉。生活困难的时候，她给我做干粮带着去上学，天冷了，母亲针线活忙不过来，她只用一天就给我做上棉袄。从我怀孕到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由于我们夫妻两地分居，由于母亲年事已高，我一个人孤零零承受着十月怀胎的寂寞、忐忑，还要担任班主任，带学生上农村实习,下矿井"接受再教育",感到心理负荷特重，说不出的无奈还是委屈。那一年，大姐来了三次看我，每当大姐来时，我心里很有安全感，别看我不露声色，送走大姐后，我就掉眼泪。孩子出生后，多数棉衣服都是大姐做。孩子四五岁的时候，我由于母亲的故去和一些其他原因，曾一度精神了抑郁，校医徐医生陪我去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我患的是不治之症，从门诊到放射室去的路，只不过三、四分钟，我和徐医生都一言不发，可是我心中好似翻江倒海，自己死不可怕，就是苦了年幼的孩子。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我紧张地思考，应该托孤与谁最可靠、放心。翻来覆去权衡再三，觉得非大姐莫属（当然那是虚惊一场）。 大姐和姐夫牵手走过了五十年，他们相濡以抹，共同支撑着这个令人羡慕的家。他们有一男四女，值得欣慰的是，子女们都承袭了他们的美德和家风，在家里是孝顺子女，在社会是本分人，都能顺应社会的主流，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各自都能自食其力，并用自己的勤劳、知识和智慧，营造了自己的小康之家。这个家庭，完全可以用中国光荣的传统赞誉“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 借大姐金婚之际，以文字记之，祝愿两位珠联璧合、颐养天年，牵手再走五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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