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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黃懷信教授清華簡《金縢》校讀（一） 何焱林 黃懷信教授《清華簡金縢校讀》一文，是下愚讀到此類文章中最為客觀者，但亦有未及處。 以下每段起始引號内，為清華簡文，緊接黃教授校讀。何按則為下愚學習心得。 “有遲”不可通，“遲”，當借爲“疾”，二字古皆舌上音（“疾”從“矢”得聲可知），“遲”在脂母、“疾”在質母，陰、入對轉。總之是指武王有病。《史記·周本記》 “武王病”亦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下，與今本同。《逸周書·作洛》載：“武王克殷……既歸，乃（仍）歲十二月崩鎬。”“乃”讀爲“仍”，二也。所以不可能有既克殷三年病，簡書作“三”當誤。 何按：黄说是。但遲声为定母，韵在脂部，疾声为从母，韵在质部，质韵为以t收声之入声，二字读音差别较大，查楚辞绝无以疾、遲合韵者。清華簡之釋讀引廣韻訓遲為久，說文無此義，廣韻乃宋人所輯，此用後起義釋經典。且有久，無久成何語言？弗豫，或不豫，至少至戰國時期，非有病之專稱，《孟子·梁惠王下》：“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孟子·公孫丑下》：“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則是不愉悅。其句意可為“王不高興很久”，非王病很久。故此乃清華簡炮製者故弄玄虚。 關于武王在位時間及其崩年，文獻多歧，有必要多說兩句。 《逸周書·作洛解四十八》：“武王克殷····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彙校集注》：“孔晁云：‘乃，謂乃後之歲’。”《黃校》乃訓仍，義為二。 乃為接續詞，不必旁訓，《爾雅·序疏》：“若乃者，因上起下語。”乃歲卽下歲，次年；卽克殷之第二年。但此與《逸周書·明堂解五十五》：“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帝王世紀》“六年庚寅崩”相左。故丁宗洛稱“乃歲（孔）注言乃後之歲，承上句‘旣歸’而下，似次年便崩，故《史記》言克殷二年武王崩。然《明堂解》克紂六年崩,兩悖也。” 《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緊接下來，《史記》又稱：“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史記》所言，的是克殷後二年武王崩。《史記》所錄時間與《書·金縢》合。武王喪乃周大事，《金縢》未另起年，故是旣克商之二年。 《集解》引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作洛解》學界歷認其為西周之作，而《明堂解》為後人追述。故《作洛解》所言，可信度更高。但《明堂解》所說六年，亦自有由，誤在此六年不是武克殷後六年，而是武王在位之六年。卽是武王在位六年而崩。此說似與一些陳說相冲突，實則絶可采信。 《史記》：“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此九年為文王九年？武王九年？《逸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故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史記》稱“（受命）後十年而崩”乃指其所歷年份，所謂舉其成數，當是文王九年。武王旣稱太子發，奉文王以伐，自然未改正朔，仍用文王紀年。《書·武成》亦有：“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畢說有二：①《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②《索隱》按：“‘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 九年文王崩，當書葬於畢而非祭於畢。然其時並未葬文王。《史記·伯夷叔齊列傳》：“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可見至武王伐紂，未葬文王。葬文王，乃國大事，其時正在圖商緊要關頭，暫厝文王靈柩，一可集中精力圖商，再則，正好以文王名號伐商。 上祭於畢，則畢為天星。此處祭畢，非卽於當年興兵，而是祈神庇佑。九年文王新喪，武王當守制。 東觀兵之年，《史記》作九年；伐紂之年，《史記》作十一年，皆誤。《史記》之誤，容有别因，此不贅。《集解》引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則譙周所見《史記》與今通行《史記》有兩年之差。九年武王守制，至十一年，守制兩年（守制本當二十七個月，此舉成數，或處于非常時期，略作變通）東觀兵，十三年伐紂，時間正合，且與《書·泰誓》“惟十有三年”，《逸周書》之《大匡解第三十七》“惟是（十）有三祀”，《文政解第三十八》“惟十有三祀”，《大聚解第三十九》“維武王勝殷”，《世俘解第四十》“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皆敍述武王伐商事為十三祀，與《泰誓》合，與譙周說亦合。 《逸周書》之《柔武解第二十六》起，稱其年為“維（武）王元祀”，《大開武解第二十七》“維王一祀二月”，《小開武解第二十八》“維王二祀一月”，《寶典解第二十九》“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酆謀解第三十》：“維王三祀，王在酆”，《寤儆解第三十一》“維四月朔，王告儆”。此四月當是三祀之四月。《武順解第三十二》、《武穆解第三十三》皆不記年月。至《和寤解第三十四》“王乃出圖周，至于鮮原”，若此十三祀為武王紀年，豈有從三祀至十三祀，十年之間，不記一年一事之理。 晉黃甫謐《帝王世紀》：“四年，起師於鰖水，甲子，至於牧野，乃作牧誓。”此四年，乃以武王系年，加文王九年，恰為十三年，與《書》、《逸周書》合。與《史記》之說差二年。但與譙周所見合。 《逸周書·度邑解四十四》：“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征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卽武王克商之年事。同篇有“惟二神授朕靈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卽克商之年，武王身體已有不適之感，並與叔旦謀傳位之事。《逸周書·武儆解第四十五》“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是年為武王崩年，克商已為十三祀，不可能武王崩年為十二祀，南宋高似孫《史略》二作一，卽十一祀，顯用武王系年。武王十一祀，距克商之年已八九年，卽《度邑解》與《武儆解》所述之事，已相距七八年，此不可能。極可能是仍用文王紀年，誤將二、四對調，卽“惟十有四祀二月”，卽克商後之年二月，王告夢。則與《書》、《史記》、《帝王世紀》合。 又文王崩於九年之暮春，武王九年繼位，及十四年春，在位六年。 又《竹書》以武王十二年克商，與《書》、《逸周書》、《史記》並違。武王崩年則作十七。《史略》為南宋人作，《竹書》，則為南宋後人所輯，皆不如前引諸作可信度高，故伐紂之年當為文王系年之十三祀。 武王崩年，《帝王世紀》作“十年冬，王崩於鎬，殯於岐，時年九十三歲矣。太子誦立，為成王。”《帝王世紀》接下來又有：“武王定位元年，崴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兩說不同，意定位者，伐商成功也。然此說與《書》、《史記》之說不侔。且與前說《度邑解》、《武儆解》所說之事，時間相差亦有六年，於情理亦不合。徵之《紀年》，十二年伐紂，十七年崩，亦不合。故定位當是武王嗣位。如此則與《書》、《史記》、《逸周書》之說合。 武王崩時已九十三，照《竹書》之說，成王時方十二歲，豈有八十一歲始生子者，周之制系父子相承，昔人壽短，若四十五十尙無子嗣，則被視作無後，以其繼統似不可能。周之傳承，如太王傳季歷而不傳太伯，因季歷有子昌，故周之傳位不必傳嫡長子有例在先。故發繼統時當有子嗣，卽使武王嗣位之年生成王，武王十三年克商，後六年崩，成王已十九歲，或按《竹書》武王嗣位十七年崩，成王亦十七歲，何須周公攝政？《竹書》以武王崩時，成王十二歲，至成王七年，周公公復政於王，卽成王十八或十九歲卽親政，足以說明此點。 下愚曾引《楚辭·天問》句“載屍集戰，何所急！”“載屍集戰”與伯夷、叔齊諫詞“父死不葬”義同，豈有父死十三年不葬之理？“何所急”一問正說明父死不久卽興兵伐紂。 若武王在位十九年或十七年方崩，對於政令，應早有修齊，對於人事，當早有料理，對於管、蔡之徒，亦有所訓誨，其在克商之年，身体已有不適之感，對於頋命托孤，亦早已安排停當，姬旦亦當早預政事，大權已經在握，廣植人手。管、蔡流言，豈能左右朝堂？ 由此觀之，《書》及《逸周書》所載武王伐商之年，皆用文王紀年，武王在位僅六年，克商後二年卽崩。 “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今本無“告周公”三字。按：下文有“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今本同），則此“告周公”三字不必有，且二公亦未必專告周公，今本長，簡書三字當是後人據意而增。 何按：黄说是 “周公乃爲三壇同墠，爲一壇于南方”，今本無“周”字，“公”下有“自以爲功”四字，無“一”字。按：今本下文云“以旦代某之身”，則有“自以爲功”四字長，謂以自身爲抵押以求成功。簡書後文云“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匱”，明顯是以“自以爲功”四字移用于後，可見是對原作有改寫。唯“爲一壇”之“一”字以意當有，謂三壇之外另爲一壇，今本蓋脫。 何按：黄说未尽善：“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此間不加一為是，下文“周公立焉”，説明周公一人立，一人祝禱，一壇足矣，加一則贅。如今人入廟燒香叩拜三世佛，須一佛前設一蒲團而叩三處乎？ “周公立焉，秉璧植珪”，今本“周公”上有“北面”二字，“秉璧植珪”作“植璧秉圭”。按：既言爲一壇于南方，則有“北面”長。秉，動詞，謂把于手中。璧爲圓物，不得言秉，今本作“植”當是。植，孔傳訓“置”，放置。然觀下文云“爾之許我，我則晋璧與珪；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則此時璧當在手，故疑“植”借為“執”。《禮記·雜記上》：“含者執璧。”可見璧可言執。 何按：孔傳訓“植”为“置”是，置璧于三王之壇，三壇分别用以放置三王神主及祭祀祈禱之物，古人朝會，祭祀，秉珪為常例。三國魏嵇康《難＜宅無吉兇攝生論＞》：“湯禱 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周公秉圭”其出處自是《書·金縢》，可見漢末魏初，《金縢》文仍作“秉珪”，其時今、古文《書》俱在，這才是貨真價實的《古文尙書》之原貌，而劉國忠見到的《古文尙書》之“原貌”，則是貨真價實的偽作。 “史乃册祝告先王曰”， 今本作“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按：册祝告，謂以册書祝告。簡書以大王、王季、文王合稱先王，明顯屬于縮寫，而不會相反。 何按：黄說是。 “爾元孫發也”，元孫，長孫。發，武王名。今本“爾”前有“惟”字，“發”作“某”，無“也”字。按：告先王，稱名當是，今本作“某”當是後人所改。唯“爾”前有“惟”字，較合古例，無“也”字亦是。 何按：告先王，若王自告，或王之父母告，稱發是，此乃周公告，當避王諱，以守人臣之禮。元孫某為誰，人盡皆知，先王在天之靈亦盡知，何須呼其名？若周公告先王時可直呼王名，作策者告先王亦可直書王名，成何禮數？“惟”為發語詞，更有强調之義，加惟合於慣例，不加惟，則是今人行文之規。 “遘害虐疾”，今本“害”作“厲”。按：“遘”，遇也、遭也。“害”，猶患，今人患病猶曰害病。然則二字義復，不如作“厲”。 “厲”字孔傳訓“危也”，謂危險、嚴重。“虐”，孔傳訓暴。虐疾，即暴病。然《說文》訓“殘也”，似無暴發、突發之義，故疑借為“瘧”。《說文》：“瘧，熱寒休作。”即今瘧疾病。所以，“遘厲虐疾”，就是患上嚴重瘧疾。今本後文云“王翼日乃瘳”，而“就後”武王又陟，說明武王所患可能就是瘧疾。 何按：殘卽有暴義，如殘暴，殘賊。《詩·小雅》：“廢爲殘賊”，此處二羲兼取，不必釋虐為瘧，如今人稱“危重”病人。 “爾毋乃有備子之責在上”，毋乃，猶莫非，問辭。“備”，借爲“丕”，音沛。丕子，即太子。責，讀爲債。上，即天。今本作“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多“以旦代某之身”，意較明。可見簡書有省略。 何按：丕有大義。《書?大禹謨》：“嘉乃丕績。”《書?大誥》：“弼我丕丕基。”此處丕為動詞，所謂大子卽光大元孫某之業之責於天之義。《簡》：“爾毋乃有備子之責在上。”備雖有成、福、助等義，與丕之義略同，但不如光大其業中肯。備若借為丕，丕子即太子，則“毋乃有太子之責在上”成何言語？清華簡釋讀引《公羊傳·桓十六年》東漢末何休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兹”之“負兹”唐徐彦疏疏為“諸侯言負兹者，谓負事繁多，故致疾”。真乃不知所云。若說武王負兹，武王已成辟，已為天子，何得以稱諸侯之語稱之？若責三王，則三王在天，何疾之可罹？負兹與此節何干？故作艱深，以炫淵博，實滕文公耳！ “惟爾元孫發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元孫發，即武王。旦，周公名。“旦”下“也”字當衍。是，如此。言爾元孫發不如旦如此佞且巧能。佞，《說文》：“巧諂高才也。”若，猶又。今本作“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據簡書，“仁”借爲“佞”，“考”借爲“巧”。簡書明顯有縮寫之迹，唯“佞”、“巧”用本字而已。 何按：簡為縮寫，顯而易見；從何知“佞”、“巧”為本字？ “是佞若巧能”，誰是？佞卽有巧義，《廣雅》：“佞,巧也。”巧卽是能，佞，巧能，太過重復。佞字古人多用貶義。《書·舜典》：“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孔傳：“任，佞；難，拒也。”蔡沈集傳：“任，古文作壬，包藏兇惡之人也。”宋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辟邪説，難任人，不為拒諫。”故以“佞”、“巧”為“仁”、“考”本字，旣無根據，更不當。 斷句當若孔穎逹及蔡沈注疏，“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仁者仁柔順從。若：此處有爾、汝義。《史記·項羽本紀》：“吾翁卽若翁”，《漢書》：“吾翁卽汝翁”，卽其證。考：《禮記·曲禮》：“生曰父，死曰考。”此處亦用為祖考，卽祖先。能多才多藝：如此多才多藝。孔穎逹疏：“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今本為佳。簡乃妄撰。 “命于帝庭，尃又(溥有)四方,以定爾子孫于下地”，今本同，唯“命”前有“乃”字，“溥有”作“敷佑”。按：“佑”，當是借字。乃，却，表示轉折。此無“乃”字，義不明。命，謂受命。“溥有”，即廣有、遍有。溥有四方，謂擁有全天下。下地，即下土，與“上”相對。今本下更有“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義較完。可見簡書于此亦有節略。 何按：黃以今本義較完，是。但釋“敷佑”為“溥有”則誤。 敷有溥義，亦有布與施義，《書·湯誥》：“”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爾萬方百姓。“《書·盤庚下》：“其敷心、腹、腎、膓”。“式敷民德。”《微子》：“往敷乃訓。”《大誥》：“敷前人受命。”皆用施，布之義。佑之義為庇佑，護佑。《書·湯誥》：“上天孚佑下民”，《書·泰誓上》：“天佑下民”，《泰誓中》：“天乃佑命成漡”，皆用庇佑義。且佑無有義，有無佑義，《書》文無一以佑作有，以有作佑者。 是時周最急切問題，不是“溥有四方”。是時周已定鼎，奄有天下，已經“溥有四方”，但天下初定，四方未寧，殷之遺民，心懷首鼠，殷之武庚與周之管、蔡等正謀作亂，其最急迫者是請三王之靈，陳情上帝之庭，请命施佑四方，布佑四方，使禍亂不作，人民得安。使能定爾子孫於下地，此子孫自然包括庇佑姬發康泰，使管、蔡不作亂，使四方之民，無不順從新王新朝，先王之靈亦永有歸所，長享祭祀。可謂敘之以理，感之以誠，情詞切切。 《簡》文作“溥有四方”，亦非作簡者向壁虛構，而有自來。 近人周秉鈞《尚書易解》（周作有1984年岳麓書社版）：“敷，徧也。佑，讀為有。王國維曰：“盂鼎云：‘訇有四方，知佑為有之假借，非佑助之謂矣。’罔，無也。祇，敬也，此言武王新見命於上帝，徧有四方。”周之釋語焉未詳，盂鼎銘此段為“盂，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載武王嗣文（王）作邦，闢厥慝，匍有四方。” 須知大盂鼎製作時已是康王二十三年，其語境與《金縢》成册時完全不同。周用數十年後製作盂鼎銘以釋《金縢》之敷佑，必乖剌。 “受天有大命”本來文從字順，義理曉暢。受於天，有大命。《書·康誥》亦有“天乃大命文王”，與之同義。近人釋“有”為“佑”，句遂成“受天佑大命”，文、義俱乖。既受天大命，不佑何受？加佑則贅則隔；若天佑大命，不受何佑？加受則贅則隔。 “受天有大命”不僅為加強語勢，且為既成時式。即受於天有了大命。這種時態表述，近人亦有，南洋一帶老華僑，常以“有”作語助，以表示過去完成式。如問：“你去開會沒有？”答：“我有去開會！”卽“我去開了會“。有古人亦常作語詞，如有熊，有娀，有唐，等等。 “有”無“佑”義，“佑”無“有”義。如《書?西伯戡黎》：“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書為“我生不佑命在天”，成何話語？又如《書?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能寫作“天有下民”？ 《廣韻》：“徧，周也”。又《廣韻》：“徧，俗作遍。《魏誌?賈逵傳註》：“逵最好春秋左傳，自課誦之，月常一遍。”故徧者遍也，溥也。清華簡之作者將《書》之原文，“敷佑”按周秉鈞之釋“敷佑”為“徧有”，又唯恐人識破機關，改徧為溥，故“敷佑四方”遂成“溥有四方”，剽掠之蹟已無所遁形矣！ “匍有四方”即“溥有四方”，此借溥為匍。故清華簡“溥有四方”亦從盂鼎得，“溥有“與”敷佑“絕非同義詞，已如前述。盂鼎至遲當於犬戎攻破鎬京時入土，於清嘉道始重見天日，戰國楚人，不可能見盂鼎銘，故清華簡炮制者乃從今人對盂鼎铭之誤釋改寫“敷佑”為“溥有”，清華簡為上世紀80年代後之人所炮製已原形畢露矣！
“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歸”謂回。今本作“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下有“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義較完。可見簡書確有節略。 何按：《簡》文乃肢解《書》文而成。《書》文“屏璧與珪”，卽藏璧與珪。神不許我，武王不起，則璧與珪神不受享，故只能藏而儲之。 卜乃謀國大事，此文前卽稱“為王穆卜”，而“公乃自以為功”，焉有不卜之理？古人重卜，雖訴之鬼神，亦有神道設教，奉天明命之意，以安定人心，動員羣衆。《書·泰誓中》有“朕夢恊朕卜”，《書·大誥》有“朕卜幷吉”、“予得吉卜”、“矧今卜幷吉”等。簡文連自己設定的問題也不交割，荒疏至如此乃爾！
“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今本無此句，而後文有“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按：簡書後文亦有“王問執事人。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可見有重復，所以此處原作亦當如今本。 何按：黄說是。
何按：黄說是。 《尚書》諸篇，皆為周之史官目擊之錄，成王其時尚幼人所共知。後文之孺子、沖人已說明成王年幼，何須饒舌？在位二字尤為蛇足，既稱成王猶糼，他不在位誰在位？“成王”之稱尤不當。史家即錄，王尚在，何得稱謚？這就是所謂祖本之西周文獻？ 此句誰添加？楚史官？楚為大邦，史官至少具起碼資質，须知他不是創作，也不是引述，而是照書錄史，所謂批朱貼黃，抄錯了也會改正，不按要求寫，抄錯而不改，是會被問責，甚至會被殺頭的，記得齊太史的故事？《郭店簡》中卽有改錯之標識。 須知《尙書》、《逸周書》皆是歷史檔案輯錄，不同於後人隔代修史。歷史檔案乃當時史官卽時之錄，有類於後之實錄，今之會議記錄。清華簡炮製者總是忘記其所扮演之角色乃西周史官，連楚史官角色也未扮演好。須知楚史官不是修周史，不是引周史，而是抄周史。 能寫出這種不成名器的東西？只能是今人給小朋友說故事。 “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今本無“兄”字，“邦”作“國”。按：與作流言之蔡叔、霍叔等皆管叔之弟，簡書稱“群兄弟”，不如今本作“群弟”確切，“兄”字或是衍文。今本“國”字，自是漢人避諱所改。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幷隨即叛亂，幷非只造流言而已，所以下文周公曰“辟”。《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當是事實。 何按：“今本‘國’字，自是漢人避諱所改。”黃說未諦。 “國”與“邦”，一字之差，不僅優劣立見，且真偽立見。 國亦有國都之義，《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此正指國都。《孟子?離婁下?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楚辭》：“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千人”豈有楚國一邦之人，盡和其歌！故此間之國，皆指國都。 1、管叔及其羣弟，至少在其始，無力在全邦散布流言。2、其散布流言之主要目的，在於使當政者知道，從而挑撥其與周公之關係，其最佳地點自然是“國”中。而不必在全邦造輿論。 同篇（《金縢》）文字，緊接下來，卽有：“邦人大恐”四字，篇末亦有“二公命邦人”字様。惜乎黃教授讀書未熟。 此邦亦彼邦，此處不諱，前何須諱！且先秦文獻，由漢及今，邦字所在多有，別書別篇不改，此書此篇漢儒何必改？ 不僅先秦文獻，即如漢人著述，亦常用邦字，如《史記?樂書第二》：子夏答曰中引詩有“王此大邦，克順克俾。”《律書第三》有：“兼列邦土”，《天官書第五》有：“亦領州列邦”。等等。或有諱者，如《仲尼弟子列傳》有“鄭國字子徒”，而《家語》則稱鄭邦。《索隱》謂“（《史記》）蓋避高祖諱而改。”但《弟子列傳》中亦有“邦巽字子歛”而不諱者。古本《家語》魏晉間已逸，今本乃魏王肅輯錄而成，未必沒有王肅誤書或擅改之處。司馬遷處漢武嗜殺之世，以刑余之身，數書“邦”字於《史記》之中，此無忌彼亦無忌，遷既不諱，其他漢儒何須諱？《漢書》用邦字凡二十餘處。《六經》中邦字多有，從漢及今，歷歷在目，何曾改邦為國？ 漢人不僅不諱邦，西漢諸帝之名亦不諱，以《史記》為例，盈、恒、啟、徹皆不諱。 “清華簡”改國為邦，才是後人妄度漢人心事，以證其高古，結果弄巧成拙，偽作醜行，不打自招。 是否《簡?金縢》行文偶誤，黃教授亦偶失詮？答曰：非也！ 下愚讀清華簡《皇門》、《祭公》，本想學而後寫心得，豈料讀其《說明》，《皇門》有：“簡本為戰國寫本，但所用語詞多與《尚書》中的《周書》諸篇及周初金文相似，如謙稱周為‘小邦’（今本避漢高祖諱作‘小國’）等皆為周初慣用語，知其所本當為西周文獻。” 《簡?祭公》說明亦有：“本篇是今傳世《逸周書》所收《祭公》的祖本”。“至於今本中將邦字除去，或改寫為國字，顯然是避高祖諱的結果”。下愚讀其《說明》至此，興味索然，不知此仍否黃教授大手筆。其乖剌則與黃教授同！由是知此非書簡者偶誤，而是漢後人著意而為。 卽逸周《書》亦“邦”字數見，如： 《商誓解第四十三》： “爾邦冢君，無敢其有不告見於我有周。其比冢邦君，我無攸愛，上帝曰：‘必伐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邦冢君，商庶百姓，予則?劉滅之。” “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命’！” “斯小國於有命不易！” “其有何國。” 《職方解第六十二》： “職方掌天下之圖，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按：黃校作拜國，盧文弨校作邦。“拜國”義不可曉，從盧）。 《（逸）周書序》： “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 “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 “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 此節所錄，皆出自黃懷信教授等所著之《逸周書彙校集註》。 從上所列，見今本《逸周書》中，邦字多有。《皇門》、《祭公》之“邦”，亦他篇之邦？ 他篇漢儒不諱，《皇門》、《祭公》何須諱？《商誓解第四十三》“邦”、“國”同篇，《職方解第六十二》“邦”、“國”同句，漢儒何諱之有？何改之有？故知其所本非“西周文獻”，實乃“當代文獻”者！豈非黃教授之《逸周書彙校集註》摑了“清華簡”《皇門》、《祭公》篇說明者一記耳光！
“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斯得”，今本作“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按：“宅”即居，處。禍人，即罪人，指管叔、蔡叔、霍叔及武庚等作亂爲禍之人。觀一“乃”字、“則”字，可知得禍人與周公宅東有關。所以，此“宅東”、“居東”必非閑居，而應指東征。因爲東征數年皆居東方不在西方，故曰居東、宅東。如此，則上“辟”字亦必不能讀爲“避”。關于周公東征得罪人，《逸周書·作洛》載：“（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群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其時間，世有三年之說。如《詩經·東山》：“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是周公東征確是三年。所以此當以簡書爲是，今本“二”字當誤。當然，得禍人與完成東征可能幷不同時。所以，如果純從得禍人說，則作二年或當不誤。 何按：今本為“周公居東二年”，居顯非征，簡亦作“宅東三年”，宅亦非征，焉能以居東臆作征東？罪人（流言於國者）未得（未得知為誰，非必擒獲），周公處嫌疑之中，何能興兵東征？何能誅管蔡？如此作，豈非授人以柄？更啟成王及羣僚疑竇，周廷必將大亂。周公往東趨避於雒，旣有震攝武庚及管、蔡之勢，更有遠離宗周，示其絶無覬覦天位之心，以安成王及羣僚之心，以熄流言之蠱，武庚、管、蔡欲叛而準備未及，出師無名，有周公在東震攝，故隠忍而未敢發，此乃兩安之策，周公固善謀略者。卽使如此，從本篇看，成王之疑猶未釋，得周公存入金縢祝册後，始知周公忠公體國之心，誤會方釋，流言之蠱方銷，方有成王郊迎周公之舉。周公還鎬京，管、蔡知其陰謀敗露，遂鋌而走險，糾合武庚起兵叛，方有周公東征事。周公東征與宅東二年是兩回事，與《鴟鴞》及《大誥》連讀卽知。此不贅。
“是歲也，秋大熟，未獲。天疾風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今本無“是歲也”，“天疾風以雷”作“天大雷電以風”，缺文作“大恐”。按：無“是歲也”三字不影響文意，簡書明是增出。“疾風以雷”作爲氣象，較爲平常，不如作“大雷電以風”更加符合“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之後果，所以今本當是。 何按：黃說是。
何按：稱“成王”不當，簡文自不本於今本《書》。 《孔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王與大夫盡弁，卽皆以質服以應天。何須說王如何著裝，大夫如何出行，在些須小事如此大費筆墨。清华簡注文“大夫
何按：黃說是。
何按：黃說差强人意。二公之所以問，或二公乃掩其知此事於王前。因二公本可將此事先告於王，但罪人未得，若二公告此事于王，王或將疑二公為周公說項，甚而疑二公與周公串通，于初興之周，將造成更大危害。故二公或受周公之托，不先告王，以避嫌。王問百執事，若二公先言，有誘導百執事，為其說定調之嫌。 從當時語境看，周公答二公語為：“未可以慼我先王。”周公“乃自以為功”事，未必告之二公，從情理推，周公當避開二公，以免二公尷尬：二公若知周公自以為功事，告或不告其事於王，皆不是。“（周）公命”，百執事“勿敢言”，才有保障。否則，百執事雖不敢言，二公並未承諾不言，何能保密！ “王布書以泣，曰”，今本“布”作“執”，“曰”下有“其勿穆卜”。按：布，展也。布書以泣雖可通，但容易使人理解爲展開書就泣。所以，原作宜如今本，謂閱畢以後執書而泣。簡書于占卜事皆無，當是删除，原本“其勿穆卜”四字亦當有之。 何按：黃說是。王啟金縢之書，意在從書查知“大雷電以風”所主吉兇，其書必卜筮之類，故須卜而後從卦象判知。“其勿穆卜”，乃見册書，悟風雷所由起乃天示周公之寃，何須待卜而後定？故“其無穆卜”是必下之命。
何按：“無‘亦’字勝”，的是。“有‘皇’字勝”則未諦。是篇凡五用天字，其前皆不加皇。且整本《書》，用“天”遠比用“皇天”處多。雖漢許慎《五經異義·天號》引《古尚書說》：“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天與皇天，實為一體，《書》稱“惟天惟大，惟堯則之”，稱天不尊乎？卽以“周書”論，稱天有數十百處，稱皇天不过三五處。如《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此是何等重要之事？但不書“皇天乃大命文王”，其對天能不尊乎？惟天惟大，何時不君臨萬有？“以彰周公之德”為加重語氣之詞，有之，尤見動情。
何按：神道設教，心誠則靈，王出郊，天卽雨，反風，禾則盡起，天報立見，更堅王迎周公之心，何須待到晚間，天始回報？“盡起”尤優于“斯起”。
何按：黃說是。
何按：黃說是。 總上可知，簡書《金縢》較今本晚出，可能是在其流傳或抄寫之時對原作進行了節略、壓縮與改寫。如略去了今本所有的“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等；改“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爲“史乃册祝告先王曰”，改“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爲“王問執事人”，將本在前文之“公乃自以爲功”移于後文作“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匱”等等，又增“既克殷”前增“武王”，增“成王猶幼在位”、“歲大有年”等句。另外還有個別訛誤，如“秉璧植珪”之類。但也保留了部分較爲原始的真相，如“爲一壇于南方”、“周公宅東三年”之類。而今本則更多地保留了原始面貌，如于成王稱“王”而不作“成王”，叙事較完整細緻之類。但也有個別誤字或改動，甚至增字，如“溥有”作“敷佑”，“邦”作“國”，改“以彰公德”爲“以彰周公之德”，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之前增“二公及”之類。而簡書也不全本于未改前之今本，如簡書之“□□（成王）弁，大夫 黃教授囿於先入之見，以“清華簡”為戰國物事，得出結論云：“而簡書也不全本于未改前之今本（何按：今本就是今本，何謂未改前之今本？改後之今本又是什么本？不知所云），‘王與大夫盡弁’。說明未改以前之今本，也不是原始之作（何按：‘王與大夫盡弁’前已作說明，所謂原始之作，不知何指，至于成《書》經過，《孔傳》及孔穎逹《正義》已有說明）。” 何按：清華簡如此寫，不單是“簡書也不全本于未改前之今本”的問題，它反映了作偽者的李四心態。 黃教授結語又說：“可見古書流傳，傳抄者多可改易增删文字，乃至移動句子，改變句式。對于重新認識《古文尚書》當有幫助。”這是極其有害的說法，這已經不是一般疑古，說得嚴重一點，是古文獻虚無主義。 關乎此，另文再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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