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600年历史古庙（嵩祝寺及智珠寺）改私密旅馆

(2014-03-13 16:47:18)

      北京一条不起眼的老胡同里，这样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寺庙改建而来的古典与摩登交织的精品酒店，算不算是一个惊喜。东景缘就是这样一座承载历史记忆的酒店。单从外形看东景缘有些过于质朴，朱红色在这里已经是最艳丽的色彩，而大多数墙体上的油彩因风雨洗刷早已黯然失色，木材上的裂纹和虫洞似乎告诉人们这个建筑群的年代久远。院子内最早的建筑群建造于永乐年间（1403-1424），当时为皇家御用的番经厂和汉经厂，山楣有石额“敕建智珠寺”，之后曾为呼图克图（活佛）之一的住所。1949年建国后，北京3000多座寺庙被改为民用。智珠寺的一部分曾被改建为电视机厂,生产了北京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现在智珠寺经过一群热衷于古建筑保护的人士打造后，已经变身为京城一处集酒店、法餐、艺术展览于一身的高档场所——东景缘酒店（The Temple Hotel)。不过让我在此过夜还是较为心惊胆战，感觉还是有些魂灵在此悄悄行走。

嵩祝寺及智珠寺历史沿革 (2011-05-07 22:55:44)

   嵩祝寺及智珠寺；

       嵩祝寺及智珠寺坐落在沙滩北街迤北，历史悠久，在清王朝统治的200多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藏传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嵩祝寺的历史贡献。

    读点；一、历史沿革

          二、明清两代藏传佛教在北京的起源地

          三、章嘉呼图克图二世在京驻锡之地

          四、建筑格局及装饰特点（见“这里是北京”的视屏）

          五、五十年代后期的演变

                  

视屏连接地址：http://news.ifeng.com/history/video/detail_2011_01/27/4479751_0.shtml

  明代建经厂
        嵩祝寺的前身原为明代的番经厂、汉经厂所在地，是皇家御用的印刻藏文经典之所。明万历年间的宰相张居正，在《番经厂记》中记述了番经厂的创办经过：番经来自乌思藏，即今喇嘛教。明成祖时，（1421年)番经厂与汉经厂并列。后建置倾毁。明穆宗曾命司礼监对之修葺，工程未完穆宗去世，神宗(1572年、年号“万历”）继位后，慈圣皇太后下令继续修葺完成。
        番经厂，主要念习西方梵呗经，并专门印刷喇嘛用的蒙文、藏文、天竺文经卷，收藏明版藏文《大藏经》。每遇皇帝的生日、元旦等节日，番经厂内官要于英华殿作佛事。
       汉经厂，主要念习释迦牟尼诸经，并专门印刷和尚用的汉文经卷。明代官版古籍《永乐北藏》，又名《北藏》，始刻于1419年(永乐十七)，完成于1440年(英宗正统五年)。经版由司礼监掌管，藏于汉经厂。 
      首印京版大藏经 
       乾隆大藏经，又称龙藏经、清藏，是清代惟一官刻汉字大藏经。大藏经当初是奉雍正皇帝御旨雕刻，因每卷首页均有雕龙“万岁”牌，故名《龙藏》(一说是，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名《龙藏》)。大藏经始刻于1733年(雍正十一年)，历时近6年完成。大藏经的刻版最初存放地在嵩祝寺，首印亦在嵩祝寺，因此前人又称京版大藏经为“嵩祝寺版”。史家解读，当时大藏经的编刊工程浩大，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全部经板均选用上好的梨木雕造，刻工精细，正反两面均雕有文字，刀法洗练，字体端秀浑厚。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乾隆版大藏经，是历代一切佛教经典的总汇。雕刻完工后曾初印104部，分赐全国各大寺院。目前，世界上只有两部汉文大藏经经板存世，中国的京版大藏经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章嘉十九世像（台湾）

嵩祝寺清朝为章嘉呼图克图来京所居，是雍正王爷集资修建后奏请康熙皇帝为其大殿及后楼题联额并御书“嵩祝寺”。寺东有法渊寺，西有智珠寺。为章嘉驻锡（注：驻锡意为常驻之地）之所，设有办事处，主持黄教事务。

  　史料记载；嵩祝寺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为第二世章嘉胡图克图在京的驻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命第一代章嘉居多伦汇宗寺（多伦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四十五年封灌顶法师，掌管漠南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雍正时又令他掌管内蒙、京师、盛京、五台山、甘肃等地黄教寺院。从第二世章嘉开始，历代呼图克图（活佛）均以嵩祝寺为主要驻地。嵩祝寺坐北朝南，建筑规模较大，分三路。主要殿宇集中在中路，东路为寮房、配房、佛堂、经堂等，西路主要为喇嘛住宅。中路从山门到后楼共五层殿宇。山门三间，进深五檩，为大式硬山筒瓦大脊，顶上带吻兽、垂兽，一斗二升斗栱，内为彻上明造。钟鼓楼上檐为歇山筒瓦调大脊，带吻兽、垂兽，一斗三升斗栱，四周有带廊栏杆，下檐为筒瓦箍头脊，上下层角梁悬铃，绘旋子彩画。天王殿三间，进深五檩，为大式硬山筒瓦大脊，内为彻上明造；殿两侧有红墙，墙顶为筒瓦大脊，上有吻兽，两边各开一门通里院。里院正殿五间，带廊，大式硬山筒瓦大脊，檐下一斗二升斗栱，带云头雀替，明间有匾为“妙明宗镜”。对面有一木结构砖制悬山筒瓦箍头脊建筑,上带吻兽垂兽,据说是明灯的地方。宝座殿五间，大式硬山筒瓦大脊，有吻兽、垂兽及旋子彩画，左右各有三间耳房；殿前有出厦三间，厦为大式悬山筒瓦箍头脊，带吻兽及垂兽。殿后有藏经楼七间，二层，硬山筒瓦大脊，上带垂、吻兽，上层为格扇门窗，有坐凳栏杆，内为井口天花。从该寺往东可通法渊寺。今嵩祝寺的山门、钟鼓楼及前殿已拆，其他主要殿宇尚存，寺原址拆除部分已建成楼房。法渊寺主体已全部拆除，建造了楼房。 嵩祝寺和智珠寺是北京市第二大喇嘛寺，仅次于雍和宫。现已被四家休闲会所分租了。法渊寺在74年被全部拆掉。先是东风电视机厂的组装车间后建成现在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前面只留下山门改造成了一个小院，砌有东西厢房，很幽静，平时不见人出入。

    这就是说在明成祖之前此地已有三座寺庙不过已“倾毁”，明万历年又重修的。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06年）雍正王爷捡了三个寺庙中中间保存较好的一个寺庙重修，然后奏请康熙皇帝题为“嵩祝寺”以供章嘉呼图“驻锡”。为了显示尊贵和增加气势，山门两侧加了八字砖雕影壁和两座白玉石狮子，其它两座寺庙就没有。自然嵩祝寺的内装修风格与档次就不一样了，而且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了。所以嵩祝寺应是1706建的。清王朝可以全盘接受明王朝的紫禁城所以在修建嵩祝寺上也是大体保持了原貌只是在嵩祝寺的东北角修建了经堂和东南角的扎仓。康熙皇帝是历史上一位伟人；兼通满、蒙、藏、汉及西学的文化，由此奠定了清王朝200多年的基业。而雍正比较有远见，在潜邸时就结交章嘉二世为其修建章嘉呼图克图在京驻锡之地，章嘉呼图二世、三世在帮助满清和好蒙古、青海做出了贡献。清乾隆元年乾隆皇帝把掌管喇嘛教大印交与章嘉三世。并逐步将权利机构移向雍和宫。清乾隆四十九年又大修了一次法渊寺，并置碑以记（碑现在保存在五塔寺)。

      乾隆十四年为表彰傅恒平定大小金川功绩为其在嵩祝寺和法渊寺前建造了府第。在傅恒府第的右边有一条街过去叫松公府夹道，有人念顺了嘴儿了就把嵩祝寺念成了松竹寺。现在叫沙滩北街，往北到街得尽头正对着就是智珠寺和嵩祝寺。所以标嵩祝寺及智珠寺地址为北河沿大街23号是错的。1900年8月6日八国联军抢劫嵩祝寺智珠寺和法渊寺，法渊寺是印，放经文的地方（原番经厂址）烧毁最严重。智珠寺也遭到部分烧毁，但整体完整。

        三座寺庙占地面积相加也只是雍和宫的一半；雍和宫占地面积为66400平米，而嵩祝寺、智珠寺、法渊寺三座寺庙相加约为37000平米（185*200）（49年以前含影壁）。1931年旧北大校长蒋孟麟把松公府（原傅恒府）产权买下了建的北大图书馆、国立文学院，紧北边是女生宿舍。（见《风骨》一书）解放后56年建中央宣传部占的是老北大旧址，其中又往北多占了近50米，拆掉了原嵩祝寺和法渊寺的前影壁，建的宿舍楼，寺前广场全部被占，寺内广场被占多半。（按照寺庙建造格局来看山门外应有牌楼和影壁，智珠寺西墙的南端水平线就是单间石牌楼，（东西向）（我小时候地上有断裂的方条石和山门下边的石门坎）距石牌楼25米远的南墙就是砖雕影壁的位置，三个寺庙的影壁应在同一水平线上(46年还在）嵩祝寺的石牌楼在智珠寺与嵩祝寺的界墙（现在女厕所的位置）延长线上，为南北向的。（小时候在这爬上中宣部的后墙）那么钉在在智珠寺前得文物保护碑就错了位置了。原址是智珠寺，嵩祝寺在它的东边。

 

 

五十年代末雍和宫的大喇嘛还经常来嵩祝寺，我小时候还见过。五十年代末陆续有许多集体企业占了空旷的庙产来做厂房；西边的智珠寺先是被金漆镶嵌厂占用后被自行车飞轮厂和景山装订厂占了，装订厂占了头殿和二殿以西部分，自行车飞轮厂（后改成景山医疗器械厂）占了智珠寺的大部分其中含大殿，东西配殿，后殿，北京市装潢设计研究所占了西北角的一部分。一轻局老干部退休处占了嵩祝寺北墙内的一溜平房。嵩祝寺被“北京市盲人橡胶厂”全部占了。东边法渊寺的南部先是弹棉花厂后是窗纱厂。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政府扶植闲散人员就业又无资金，实行低工资多就业的方针，创办了许多集体企业，寺庙是当时最空旷的地方，利用其办厂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智珠寺和嵩祝寺之间有一条胡同相隔为僧侣用房，（最宽处30多米）现在叫嵩祝院胡同为居民所住，有十个小院落。原嵩祝寺与法渊寺之间为一条宽约20多米的街道，北通北河沿大街，（解放前不通）南边南北方向有两颗直径一米多粗的大杨树，上边各有两座乌鸦窝。（现不存）转向西边就是嵩祝寺的正门。

    七十年代发展无线电事业，无线电九厂和十一厂合并从崇文门外搬来把北京市盲人橡胶厂换走，成立“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把嵩祝寺前殿和东西钟鼓楼，法渊寺的全部拆了利用宽大的前院盖了十层楼高的生产车间。法渊寺盖成了电视机的组装车间。（三洋牌电视机）黄宗江任厂长期间还把智珠寺的前殿及西配殿占了做销售部和维修部。法渊寺的文物现在在雍和宫。及后东风电视机厂归属牡丹电视机厂现已搬到海淀塔院，该地一直被其下属单位“北京牡丹四星音像有限公司”占着，期间牡丹集团想搞开发“牡丹公寓”未成，其地产几易其手均未开发成，变成烂尾楼闲置三十多年。

因其建筑高度严重超出皇城内的规定建筑限高，以致将嵩祝寺长期笼罩在阴影之下，最终导致嵩祝寺中、东路主体建筑的拆毁，原有建筑格局遭到严重的破坏。西侧的智珠寺主体建筑尚存，其现状岌岌可危。1984年在破坏中仅存的嵩祝寺及智珠寺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香港林达集团捐资500万重修嵩祝寺，院内有碑亭的铜钟为证。通过照片可以了解到嵩祝寺建筑群目前格局尚属完整，具有与智珠寺作为整体共同保护的前提条件。嵩祝寺规模较大，名声较大平面布局有其特殊之处，主体建筑之一的“经堂”位于东侧院落，经堂的和玺描金彩绘及汉白玉石雕戗沿技术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对于研究清代北京敕建藏传佛教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作为清代早期北京敕建藏传佛教寺院的代表，嵩祝寺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随着时代更迭，寺院的宗教活动功能已经丧失，附属文物散落殆尽，建筑遗存也不复完整，但是残余的建筑仍向我们透露了关于这座寺庙的大量历史信息。（雍和宫大殿前的汉白玉底座“铜铸须弥山”就是原法渊寺的，中国仅此一座，另外“欢喜佛”也是原嵩祝寺的）。

   据史料记载；藏经楼上原有匾为“慧灯普照”。有联为；“碧砌瑶阶春色丽，琪花芝草日华鲜”。西侧亦有一联为“夜梵闻三界，朝香彻九天”皆为乾隆御笔，但可惜的是今天已经见不到了。

    

嘉德拍卖            乾隆宝座

  原来三个寺庙保存最完好的就属嵩祝寺了，最有名的也是它。一提嵩祝寺就涵盖了三个寺庙，而智珠寺和法渊寺完全是汉文化建筑特点嵩祝寺也只有东边的经堂和跨院的仓上是藏式建筑特点。我小时候进嵩祝寺院内去玩；一进嵩祝寺的山门首先是一个宽阔的大院子东边是钟楼西边是鼓楼。印象最深的是东边钟楼边有一棵大槐树，直径有一米多，少说也在200年以上。二道门里又是一个大院，因两边有配殿院子略方，种有松柏中间有青石甬道，两边是青砖漫地，第三个殿又高又大为主殿。东边有一个精致的跨院，高高的台阶院里有两个大水缸，是堪布办公的地方。小院外边东手通嵩祝寺的东门。紧后院是两层的藏经楼，也叫罩楼。木制的楼梯与地板。西北角是更大更精致的一个院落，传说是乾隆来时在此听章嘉三世讲经之所，还留下了乾隆宝座，所以叫宝座殿，西院是喇嘛住的地方，现在还都保存完好。嵩祝寺偏南的东墙外有一小门相通，叫“札仓”俗称叫“仓上”是寺庙管理人员住的地方(管理人员叫“堪布”），正房住的是老喇嘛爷和账房先生，南院住的是喇嘛和汉人混居。一直到六十年代初都有养羊的。在盲人橡胶厂搬走后电视机厂未搬来之前，留下看门的是一个老人，是个阿訇。我们一帮孩子经常跑进去玩捉迷藏，寺庙的正房及两侧配房均有后门，晚上整个寺院空无一人，不见一点光亮，在这玩捉迷藏没胆量不行，一会儿学野猫叫，一会儿学鬼怪叫，长大了，走夜路的胆量就是那时练成的。冬天的大风一刮，庙门乒乓乱响就更瘆的慌了。大雪过后留下一串串的动物小脚印。嵩祝寺因为是盲人工厂，所以基本没有毁坏，智珠寺就不同了，因生产自行车飞轮是五金行业；车、铣、刨、电焊、冲压工种都有毁坏就严重。六十年代初大殿的西北角因电路短路引起大火，大殿有三层楼高，十多辆消防车排着队从故宫护城河叫水，浇了一天的水，院子的积水有一尺多深。下午扑灭了半夜又着了，因为贰佰多年的寺庙木材都是干透了的，白天的火表面是扑灭了但里边是碳化了，晚上一遇风就又着了，消防队在这待了三天，彻底没有复燃了才撤。为这还牺牲了一名中队长。智珠寺的大殿在北京也是数一数二的只有北海的小西天可比。大殿呈四方型，两层沿，中间是砖砌的大圆宝顶。里面供奉着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观世音菩萨。

2009年承租人修缮后的照片。

  

修缮前的智珠寺大殿

 
         我家就住在智珠寺钟楼的下边，屋子的前边就是寺庙的旗杆座。解放前无家可归的人；如逃难的，蹬三轮的，孤寡之人，刑满释放的，从农村跑到城里的地主，破落的满人，和喇嘛沾亲的蒙族人、朝鲜人还有成家的喇嘛等等。可以说解放前后住寺庙的人成份最复杂。我父亲是解放前从山东闯关东回来后落脚于此的。我生于斯长于斯。现在还有三个还俗的喇嘛在世；分别是王姓、吴姓、霍姓。年龄在八十上下。（智珠寺全景）

    2009年北京掀起一股会所热，人吃饱了喝足了，总是要休闲一下的。先是有人投资2000多万把嵩祝后面最精致的跨院和嵩祝院后面的小胡同封闭改成“嵩祝名院”。往来皆高档车。

院内；院内的水榭为后挖的

后来一个外国人把智珠寺大部分全租了，2009年7月2日演员刘烨和法国人安娜的定婚仪式就是在此办的。智珠寺是修旧如旧只是厢房的门窗欧式化了。

智珠寺的后大殿是以前放经卷和香的地方，现在保持完好。现被另一家私人会所占了，描金彩绘修葺一新，在西北角开门。门前挂两个红色日式长灯笼，里面分成三个跨院，

           西北院墙处扩建成两层客房。2011年“嵩祝名院”换主，院门被西移，里面改成圆洞门，院门加宽可进出车辆。嵩祝寺前的烂尾楼现在易主被拆掉一半。另一半在加紧建设，看来还是要把楼建完。天天晚上搅拌水泥的轰鸣声不绝于耳，不知建成啥样。只有东边法渊寺遗址在拆掉东风电视机的组装车间后建成了“中国进出口银行”，门冲东开了，临皇城遗址公园。嵩祝寺的后半部分还保持完好。一般人都没去过后院和藏经楼，看过视屏你才知道什么叫精美绝伦。

藏经楼夜景
       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荒废了几十年的寺庙却多被开发成会所了，不知是该庆幸呢还是遗憾呢。梁思成对待保护古建筑观点是“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佳方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把握不易轻易实行，以求现存结构寿命最大限度的延长，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笔者在此呼吁：嵩祝、智珠二寺应尽快予以积极的保护，划定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规划，进而在此基础上适当、适度地进行商业合作并对公众开放，更好地彰显其丰富的历史、艺术价值和文化底蕴。

  

修缮后的嵩祝寺
    简单的说；藏传佛教有三大活佛即;达赖、班禅、章嘉。在清代只有章嘉活佛长期驻京参与政事。嵩祝寺是皇城内城唯一的喇嘛寺，等级待遇之高可见。现在喇嘛教集中地在北京雍和宫，嵩祝寺就退居次位了，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地理位置连接：南距故宫500米、距北大旧红楼300米、西距景山400米、距”“京师大学堂”300米、西北方向；什刹海800米、北距南北锣鼓巷200米、东距皇城遗址公园仅一路之隔。

     结束语；本以为生于斯长于斯，写起来会很轻松，查了一礼拜的资料，动起笔来却思绪万千。个人的记忆都不是很完整有些老人还在，记忆也是支离破碎，还要上房拍一些补充照片。到现在还没找到一张解放前的平面测绘图，想根据现遗留下来的点坐标画一张简要平面坐标图。没有图就不能说出寺庙的准确位置，就不能再脑海中建立立体的形象要不多是犯指鹿为马的错误呢。包括清华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北京古建筑地图》（上）也没有完整的嵩祝寺的照片和平面图，后在《古建园林技术》杂志2008年第4期上找到张帆的《嵩祝寺测绘及始建年代研究》上有个简图拍下，（可惜没有尺寸后来我用步量估算的尺寸）在此表示感谢。

谨记。

    附件1；另把“一段关于八国联军抢劫的文物的明细单”抄录在下面。里面提到的品名及数字是否准确，无从考证．
1900年8月16日开始，八国联军公开抢劫三日。北京处于空前灾难之中。
仅嵩祝寺被抢劫的文物就有：
镀金八尺大悲菩萨一尊
一尺菩萨三尊
大小镀金铜佛三千余尊
铜佛五万余尊
瓷佛十三尊
瓷瓶十二对
镀金器物四十件
银器七件
铜器四千三百余件
银器五十八堂件
幢（chuang3 读床的音）幡七十堂首
锦锻绣品一千四百余件
竹木要器一百一十余堂份
墨刻珍品一千六百余轴
乐器一百余件
损失极为惨重。

   附件2；

雍和宫第一任堪布——三世章嘉·若比多吉

章嘉活佛，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其中，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和三世章嘉·若比多吉是有清一代影响深远的两位大活佛。

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1642—1714)受康熙皇帝尊奉，1701年，蒙古各部在多伦诺尔会盟后，被康熙皇帝封为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受命管理内蒙古地区的喇嘛事务。1706年，被康熙皇帝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管理北京地区喇嘛教事务。雍正皇帝继位前就与二世章嘉关系密切，曾将法源寺(嵩祝寺)赠给二世章嘉，从此，嵩祝寺成为二世章嘉在京的驻锡之所。他还经常到雍正潜邸(雍和官)与雍正讲论佛法，因此， “他可能是最早与雍和宫有关系的藏传佛教僧人”。

三世章嘉·若比多吉，康熙五十七年(1717)生于甘肃凉州(今甘肃武威)，三岁时作为二世章嘉活佛转世灵童被迎至青海佑宁寺。雍正初年，为镇压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叛乱，清朝大军进入青海。寺庙被毁，喇嘛遭到伤害，在青海局势如此混乱之时，雍正皇帝急诏清军将领年羹尧将三世章嘉活佛送往北京。年羹尧立即下令对十五岁以下儿童不得伤害，最后在青海浩门河一带找到了已被僧人冒死保护起来的小活佛。同年，三世章嘉活佛被送往北京。

关于三世章嘉活佛与雍正皇帝相见时的情景，陈庆英先生在他的《章嘉·若比多吉年谱》中有这样的描述：“章嘉·若比多吉抵京后，先住在旃檀觉卧寺，不久，雍正皇帝驾临旃檀觉卧寺，章嘉·若比多吉出院外跪迎，被雍正帝抱起，一同进屋，坐于同一垫上。当时，雍正皇帝对扈从的年羹尧说：你将青海蒙古收归治下，朕并不怎么高兴，而你将朕之喇嘛之真正转世延请至京与朕会面，却使朕高兴之至。”在这一场景中，作为一国之君的雍正皇帝在小活佛面前，一扫昔日帝王的威风，免却所有君臣之礼，俨然一副慈父形象。

三世章嘉活佛进京后，雍正皇帝赐他享受前世章嘉活佛一切礼遇。这时的三世章嘉活佛虽只有八岁，却“黄幔车过处，都人仕女，争相手帕铺途”。不仅如此，他的车还可以随便出入东华门，他与皇子弘历相伴相读，二人从小结下很深的情义。

青年时期的三世章嘉，不但佛学造诣极深，而且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备受雍正皇帝赏识。雍正九年(1731)，雍正皇帝将内蒙普因寺赐与他，并亲撰碑文：“朕特行遣官，发币金十万两于汇宗寺之西南里许，复建寺宇，赐额日普因，俾章嘉呼图克图呼必勒罕主持兹寺，集会喇嘛，讲习经典，广行妙法。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但为檀越之人，前身后世，敬信无二，自毕率其部众，听从诲导，胥登善域。稽古圣王之治天下，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此朕潜承先志，护持黄教之意也。况此地为我皇考驻跸之所，足迹斯存，惟兹两寺，当与漠野山川，并随无极，诸部蒙古台吉属下，永远宗奉，欢喜信受，薰蒸道化，以享我国亿万年太平之福，朕深有望焉。”如果说雍正皇帝对当年的小章嘉有溺爱之嫌，那么，从这块碑文中却可以看出雍正在小活佛身上的良苦用心。雍正十二年(1734)，年仅十七岁的章嘉·若比多吉被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

雍正十三年(1735)，三世章嘉护送远在理塘的七世喇嘛达赖返回西藏，此行，七十三岁高龄的五世班禅先后为他授近事戒、沙弥戒和比丘戒。乾隆元年(1736)，三世章嘉返回北京。乾隆皇帝将掌管京城喇嘛事务之印交与他。

作为在广大蒙古地区颇有影响的大活佛，三世章嘉·若比多吉成为乾隆皇帝处理蒙藏事务的得力助手。乾隆年间广修藏传佛教寺院，他都亲自参与其事。雍和宫正是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完成了由行宫到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转机。他是雍和宫第一任堪布，在雍和宫最初的建制、管理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有观点认为，雍和宫就是乾隆皇帝为他专门而建的一处“养尊处优”的地方。由此可见雍和宫与三世章嘉活佛关系之密切。

当年，为了庆祝雍和宫寺院建成，章嘉活佛曾亲自主持了雍和宫的开光仪式。“当时场面搞得十分隆重，一连欢庆了三天三夜”。章嘉国师还专门为雍和宫举行了智慧大加持。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授命三世章嘉活佛将皇室所藏从元以来历代所供佛像、佛经、佛塔等一一辨认、登记，用蒙藏两种文字标出名号，造册呈进雍和宫，这是一个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繁琐的工程。“因为章嘉活佛建寺有功，(皇帝)赠送他许多的礼品，而且还说了不少赞赏之语。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的第七世喇嘛达赖也对三世章嘉将大藏经译为蒙文，并在内陆建造藏传佛教寺院，把大宝佛法弘扬天边的丰功伟绩大加赞扬，而且还赠给他五世喇嘛达赖的画像和许许多多的布施。”更为重要的是，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后，乾隆皇帝授命章嘉国师亲自挑选大活佛承担雍和宫的管理工作，像三世敏珠尔·阿旺赤列加措(1737—1785)，七吉济隆·洛桑丹贝坚赞(1708—1758),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1721—1791)等都是在三世章嘉举荐下进京任职，从而成为雍和宫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几位大活佛。“一个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力量雄厚的寺院或扎仓可以培育出一批著名的转世活佛，而一个著名的转世活佛驻锡或主持某个寺院或扎仓，往往又是该寺院兴盛和发达的重要因素。”雍和宫正是在这些大活佛的亲自主持下，在清乾隆年间发挥了它巨大的功能，三世章嘉活佛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

管理雍和宫，只是章嘉国师在协助乾隆皇帝管理蒙、藏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在乾隆皇帝处理西藏事务的许多重要活动中，作为雍和宫堪布的三世章嘉活佛都亲自参与其事。

乾隆十六年(1751)，第七世喇嘛达赖走上西藏政教舞台，三世章嘉活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西藏地方在经过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后，清朝中央政府开始重新考虑治藏政策。加强对西藏的军事管理，是当务之急，因此乾隆皇帝决定派军万人驻扎拉萨。其实，西藏自古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从松赞干布建立强大的吐蕃王朝到元、明二朝曾利用宗教领袖不费一枪一弹实现了对西藏的治理，种种事例均显示出藏传佛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经过三世章嘉活佛的力谏，乾隆皇帝收回成命，授命驻藏大臣，协助第七世喇嘛达赖共同管理西藏政教事务，西藏历史因此出现历史性的转机，章嘉活佛在这一历史转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乾隆二十一年(1756)，蒙古喀尔喀人心浮动，以二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蒙古各个部落积极准备举兵反清，从而发动“撤驿之变”，使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的第十六至二十九驿站全部撤除，交通中断，羽书不通，给当时清政府的西路军带来极大困难。此时，正值清朝在新疆用兵紧急之时。乾隆皇帝遂命章嘉活佛与喀尔喀部谈判。高深的佛学造诣和青年时期显露出的非凡才能，使三世章嘉活佛不仅在信教群众，更在高僧大德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写信给远在漠北的二世哲布尊丹巴，向他晓以利害。二世哲布尊丹巴接到章嘉活佛书信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诸如：平息叛乱，恢复驿站等，维护了喀尔喀蒙古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统一。

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七世喇嘛达赖圆寂，刚刚趋于平静的西藏地方形势又出现危机。西藏问题“不可无为首办之人”。乾隆皇帝立即派三世章嘉活佛入藏料理藏事，并带去乾隆皇帝口谕“西藏乃一方清净之土，朕久已神往之，但因路途遥远，不便前往，朕的圣容画像去了，就等于朕亲自到达，等于朕亲自朝拜了释迦牟尼佛并得到了加持。”乾隆一生没有到过西藏，但此谕甚是感人，他对西藏的向往，对根植于这方土地的宗教的敬信由此可见一斑。

三世章嘉国师到拉萨后，积极配合第六世班禅大师顺利完成了第七世喇嘛达赖的转世事宜；与拉萨三大寺及其他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与第六世班禅大师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也使之后的班禅大师东行成为可能。此行，三世章嘉活佛充分展示了他在协助乾隆皇帝解决西藏问题方面出众的才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大师到北京朝见乾隆皇帝，三世章嘉国师是负责接待六世班禅的主持者之一。六世班禅从承德到达北京，三世章嘉国师陪同班禅大师先到宝帝寺，而后到香山昭庙拜谒乾隆皇帝，此后又一同参观游览圆明园、万寿山、香山及京城各大宫殿，向大师介绍京城名胜古迹，使六世班禅对中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可以说他几乎参与了六世班禅在北京及热河活动的全过程。不仅如此，三世章嘉国师还在许多重要场合承担着翻译的重任。这时的三世章嘉活佛已是六十三岁高龄。1780年11月2日，六世班禅大师不幸在西黄寺圆寂，三世章嘉国师悲痛欲绝，守关入定十五天，祈愿其转世早日降临人间。之后，受乾隆皇帝委托，由三世章嘉国师主持的祭奠活动极其隆重，充分显示了民族团结、祥和的景象。

1786年，章嘉·若比多吉在五台山圆寂，由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进入雍和宫代行他的职责。

纵观三世章嘉·若比多吉一生，无论是幼年时“黄幔车过处，都人仕女，争相以手帕铺途”，抑或后来成为皇帝处理蒙藏事务的左膀右臂，足见两朝帝王对他的钟爱和器重。

“手执征服世间傲慢剑，文殊皇帝大地之梵天，宫中安设众敬之宝座，皇帝以镇压邪恶之臂，你将佛法自在者举起，使治下各地俱呈吉祥”。①也许，第七世喇嘛达赖对他的赞誉最能概括出三世章嘉活佛在协助乾隆皇帝经略蒙、藏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

 附件3；第十九代章嘉大师（台湾）

章嘉大师（一八九0──一九五七），生于青海省大通县，是藏族人。在蒙藏地区，当地人不称他为「大师」，而尊他为「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是蒙古语，译为中文有「明心见性」、「生死自在」之意。本文所介绍的章嘉大师，其实是章嘉呼图克图第十九世。据说，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有弟子名曰「尊达」，是证得阿罗汉果的圣人。由于尊达长者发愿度众，因此寿命尽后，便随缘示现，弘化十方。第一世到第三世都降生在印度，第四世到第十二世则转生到西藏，而从第十三世到第十九世则示迹于青海。章嘉大师即是蒙藏诸多佛教信众心目中的「再来人」，也是他们信仰的导师。 从清末到民国，章嘉大师均受到当政者的普遍推崇，八年抗战期间，更因号召蒙藏人民加入抗战建国大计，而被封为「护国大师」（荣誉与嘉瓦、班禅相等）。民国三十七年，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三十八年随政府来台后，于四十一年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在台八年期间，大师对于战后初期佛教在台湾的弘传、流布，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便是与日本政府交涉，将玄奘大师灵骨（顶骨）迎回台湾供养（于今南投日月潭玄奘寺）。

    附件4；

内蒙古地区（喇嘛教）格鲁派（黄教）最大的转世活佛 

一世章嘉驻京呼图克图：扎巴鄂色 1607——1641 

二世章嘉驻京呼图克图：阿旺罗桑却丹 1642——1715 

三世章嘉驻京呼图克图：若贝多吉 1717——1786 

四世章嘉驻京呼图克图：伊希丹贝坚赞 1787——1848 

五世章嘉驻京呼图克图：伊希丹贝尼玛 1849——1875 

六世章嘉驻京呼图克图：罗藏丹森嘉索 1878——1888 

七世章嘉驻京呼图克图：罗藏贝丹旦丕仲美 1890——1956 

智珠寺：智慧之寺 文物之珠 郭晓钟 彭俐

今天的智珠寺 　　昔日的智珠寺 　　智珠寺内

上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在京揭晓，北京智珠寺成为2012年度中国地区唯一荣获该项大奖的保护项目。历史悠久的北京城乃古文物之渊薮，智珠寺却不是随便一位老北京就能稔熟的。这不，我们在大雨天乘坐的的士司机就直摇头：“智珠寺？没听说过！”按照《文物志》里的记载寻找，也算是按图索骥，志书云“智珠寺——位于东城区景山后街”。下了的士，站立在景山后街上踟蹰不已，对面红墙内是知名的景山公园，哪里有寺庙的踪迹在？幸亏下载了网上“维基百科”的有关资料：“智珠寺位置——东城区嵩祝院23号”。于是沿着景山东街南行一二百米，拐进左手沙滩后街，直走到头再拐进左手沙滩北街，再向北行至北端，便是最新修葺的智珠寺了。一路走来，需有老年居民指点，问路时不妨只问“嵩祝寺在何方”，莫问“智珠寺在哪里”，否则一问一答两茫然。   智珠寺坐落在一片胡同院落之间，寺庙山门左侧不远的墙壁上，镶嵌着一个标牌“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嵩祝寺及智珠寺”。据史料记载，智珠寺的创建者是乾隆皇帝，建筑年代大约为1761年至1774年间。这里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最早由嵩祝寺、法渊寺和智珠寺三足鼎立，形成气势雄伟的古寺庙建筑群，且矗立在古都南北中轴线上。而智珠寺的前身还有讲头，乃明代皇家御用印经厂，即印刻汉文与梵文佛教经文典籍的宝地。据说其鼎盛时期，科考举人、秀才与佛门名僧共同组成的团队近千人，在此刊刻经书，乃至昼夜不息。明代的印经宝地变成清代的诵经宝刹，似乎也顺理成章。但真正使智珠寺名扬海内外的，是日前在京揭晓的国际奖项。   淅淅沥沥的小雨仍在下个不停。当我们走进智珠寺山门，只见一排叶片硕大的梧桐树在向来客招手，如同彬彬有礼的仪仗。没有香火，也听不到梵唱。寺院的院子很大，一水儿的青灰色调，带给人恬静、安谧、幽深的感觉，不由得你不放慢脚步，压低嗓音，就连按动照相机快门的声音都显得嘈杂。修复的古寺庙典雅而庄重，今日的建筑师们显然将古老寺庙的神韵和现代建筑的风尚巧妙地融为一体，看上去既古朴萧然，又美观大方，颇有些示范意义。   当年的智珠寺，位于三大寺庙群的西半部，坐北朝南，殿宇共分为六进，每进由主殿、配殿及配房组成，形成一组组半封闭的院落。平面布局严谨完整。第一进由山门、天王殿、钟鼓楼等建筑组成。山门面阔三间，大式硬山顶、拔券门，门楣正中嵌汉白玉石额，其上楷书“敕赐智珠寺”。山门两侧为高大的围墙，墙面涂红垩。天王殿为一进主体建筑，面阔三间，大式硬山顶，檐下制作斗栱。钟鼓楼位于中轴线的东西两侧，按晨钟暮鼓方式排列，平面为方形，重檐歇山顶。四方殿是第二进院主殿，面阔三间，重檐攒尖带宝顶回廊。第三进为现清净身殿，歇山顶，面阔五间。后殿面阔五间，硬山顶。后罩楼位于全寺的最后面，二层，重檐硬山顶，是全寺最大的楼阁式建筑。全部建筑规模宏大，装饰及彩绘庄重华贵。建筑上的匾额楹联均出自乾隆御笔，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现存的寺内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从古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实为一件幸事。若要确定这座寺庙的建筑时间是困难的，最早提到智珠寺的文献为乾隆三十九年的《钦定日下旧闻考》。由此可初步判断，此寺建于《乾隆京城全图》完成后到乾隆三十九年之间。有学者对《乾隆京城全图》的完成时间进行过考证，认为该图自乾隆十四年、十五年起陆续绘制，当于乾隆二十六年前全部完成。因此，智珠寺的建造年代极可能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间，具体建造年代尚待考证。   说到历史上智珠寺的前身谁属，也存在争议。有的研究者认为，清朝书籍多将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称作建于番经厂、汉经厂旧址之上，实不确切。比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九记载：“法渊寺在嵩祝寺东，智珠寺在嵩祝寺西”，“明番经厂、汉经厂今为嵩祝、法渊二寺”。《京师坊巷志稿》卷三记载：“嵩祝寺东有法渊寺，西有智珠寺。又东为三厂遗址；明置番、汉经厂，道经厂于此”。《宸恒识略》载，“嵩祝寺在三眼井之东，有御书额，为章嘉呼图克图焚修之所。法渊寺在嵩祝寺东，有铜鼎一，高六尺有咫，有御制碑文。智珠寺在嵩祝寺西，有御书书额。考按：嵩祝寺东廊下有铜钟一，铸'番经厂’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法渊寺有明张居正撰《番经厂碑》。据此，则三寺为明番、汉经厂。”实际上，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中，仅有法渊寺是由番经厂更名而来，其余两寺均未建于番经厂、汉经厂旧址上。   至于智珠寺的佛事沿革，历史记载的线路清晰，没有太多异议。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嵩祝寺及智珠寺、法渊寺停止宗教活动。六十年代，智珠寺正殿曾发生大火。幸而扑救及时，正殿得以保存，但整个殿宇被熏黑。1984年5月24日，嵩祝寺及智珠寺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6月在寺内发现清朝中期的绝版古建筑彩画，色彩仍然鲜艳。大约2007年起，智珠寺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到2012年，此文物建筑大部分均获修葺。有报道称，2009年7月2日，演员刘烨同女友安娜的订婚宴就在智珠寺内举办。   六月的北京很少有这样的连阴雨天，我们在智珠寺内徘徊复徘徊，心底默念着智珠寺的名字，仿佛若有所悟。或许，人类的智慧圆润如珠，而珠子的碎裂将是人类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