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有什么用？

译者： kabocha810

发表时间：2014-03-14

互联网曾承诺用信息喂饱我们的大脑。可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我们的大脑需要的远远不止如此。

信息有什么用？

互联网曾承诺用信息喂饱我们的大脑。可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我们的大脑需要的远远不止如此。

清晨进城的巴士上，每一个孩子大人都死死盯着他们手中的那部无所不能的机器：巴掌大小的屏幕中有着我们读不尽的文字，听不完的音乐，还有那些我们享用不尽的裸体照片。短短不过数年，我们还难以想象，竟能拥有如此庞大的信息量。那时差不多都已成年的我们不禁顿生疑惑，这赶上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得有多不同。我还记得曾有人这么问：“现在的孩子都有谷歌了怎么可能觉得无聊嘛？”

而当我看到新闻报道一名23岁的英国女子因在推特(Twitter)上对女权主义人士发出强奸威胁而锒铛入狱时，这个问题被再一次摆在了我面前。她对此行为的解释是当时她“完全记不清发生了什么”并且觉得“无聊透顶”。这个案例看似无稽之谈，但并非绝无仅有。现今网络上的这种公开挑衅和攻击行为已经受到了诸如《礼貌研究》期刊（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及其姐妹刊物《语言攻击与冲突》（Journal of Language Aggression and Conflict）期刊等学术界的关注，而“无聊”则是此类行为最常见的动机。

不仅仅是那些潜藏在互联网桥洞底下反社会的人，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无聊都切身存在。我们或许不再有任何缺少刺激的借口，可单调乏味的词汇并没有进入历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相似的体验。这便带来了一个深入互联网文化的问题和伴随着我们这无所不能的机器同来的假设：我们究竟在找寻什么？

“信息需要自由”，早在30年前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就以此宣称。撇开这句话的本意，这已然成为了互联网政治的定义口号之一。出于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网络支持者们试图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解放信息，而政府和企业显然都明白面对其收藏和控制各自所需付出的机遇和代价。然而，在互联网政治上，布兰德战斗口号的拟人论则有着更强有力的说服力：信息本身就是一股解放的力量。这种信念得到了支撑，我猜想，可能是由于这类技术为当时60年代加州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提供了庇护。布兰德自身也以身作法充当了这两者之间的连接者：他会见了刚出狱的肯·克西（Ken Kesey），这在汤姆·伍尔德（Tom Wolfe）1968年的著作《令人振奋的兴奋剂试验》一开头就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个瘦弱的金发男子，额头上还顶着眩目的碟片??白色的屠夫外套配着一条印度花纹的领带，胸口还佩带着来自瑞典国王的勋章”。紧接着布兰德就创造了“全地球名录”，这几乎是返土归田运动的圣经，或者说，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日后也许会称之为“平装书版本的谷歌”。

在有网页提供搜索引擎之前，布兰德就已创建了“威尔”WELL（“全地球电子连接”的缩写），这一公告栏于1985年在“全地球”办公室首发。其成员利用当时有限的技术促成了类似虚拟社区的发现。团队的核心成员是几个“精神农场”的老手，当时为数不多的经历了初期理想主义和混沌时期的几个嬉皮士公社之一。在“威尔”里，这些喜着涡旋纹印花衬衣的先锋们和他们的志同者分享着他们的经验，而那些人随后在1990年成立了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并于1993年创建了《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

从反主流文化跨越到网络文化并非我们可以追溯到网络时代历史前的唯一界限，也并非是最重要的一个。但其在网络文化和政治形成之际所承载的重量却如此不成比例。当90年代互联网从大学地下室走到大众眼前，也正是像布兰德，凯文·凯利（Kevin Kelly，《连线》杂志的主创编辑）以及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电子前哨基金会创办人）这样的人，因有着在“威尔”这类领域有多年的经验，才有能力告诉人们那些简单而又有力的故事，这是什么，为什么这很重要。

信息已取代了迷幻药，而对这一神奇物质的消耗则可转变这个世界。

记者约翰·马考夫（John Markoff），同时也是早期“威尔”的贡献者之一，在他2005年出版的著作《睡鼠说了什么》（What the Dormouse Said (2005)）中提及了反主流文化是怎样塑造了个人计算机这个行业的。任何一个杰佛逊飞机的乐迷会告诉尼，睡鼠说的是：“喂饱你的脑袋！喂饱你的脑袋！”互联网需要一个故事，一个让任何对TCP/IP协议完全不感兴趣的人可以接受的故事，而反主流文化的幸存者们就给出了这么一个故事：他们那个时代最逃避现实的神话：兴奋起来，累了就睡，拒绝传统社会。在这个新版本的于严重，信息取代了迷幻药，消费这个神奇的玩意儿就意味着可以转变世界。

问题是信息并不能滋养我们。糟糕的是，最终，信息变得无聊至极。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被邀请参加一个乡村酒吧的猜谜比赛，他在那个村子已经住了大半个世纪。“你知道许多东西，艾伦，”邀他前往的邻居说。这位邻居有着这样一个观点：艾伦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学问的人。但艾伦还是很委婉地拒绝了，还自个儿困顿了好些天。诚然，展示自己累积了多年压箱底的各种芝麻绿豆冷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让人欢欣雀跃，可在其他任何层面都只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知识罢了。

这不仅仅是智力上高人一等的问题。我们会在某一刻找到知识并创造连接，以此为基础编织故事，我们正是凭借着这些故事来感知并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就好比记住一个你永远不会到访的城市的巴士时刻表，还是利用巴士时刻表来探索你刚刚抵达的某座城市，这两者之间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当我们遵循这样的连接，当我们允许那种了解的经验带领我们走向某处，并接受我们在途中可能会被改变的风险时，知识才能赋予其意义。如果真有治疗无聊的灵丹妙药，那也是事情所被赋予的意义而并非信息本身。

如果无聊已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病态，那是因为寻找意义的这一技巧越来越难被获取了。

然而，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关联。信息或许是我们在寻找意义过程中最原始的素材了：在我们试图从中搜寻事实时，这就是一条同时流淌着那些有的没的的溪流。但这一从信息到意义的旅途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剔除的过程。这更像是个提炼金子的过程，永远充满了惊喜。这需要专业的技能、时间的投入以及不懈的努力、还有不断的练习和耐心。无论我们是多么的经验丰富，我们也无法保证定会成功。在多数的人类社会中，总有人拥有这项技能，但却永不可能被那些专家独占，因为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基本，却又深刻的人类行为，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无聊已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病态，那是因为寻找意义的这一技巧越来越难被获取了。

要说句公道话，互联网不应受到此般责难，因为有关无聊的话题可以追溯到早先的技术革命。这个词差不多是和多轴纺织机在同一时期被创造出来的。哲学家芭芭拉达勒 佩兹（Barbara Dalle Pezze）和卡萝 萨拉尼（Carlo Salzani）在他们的论文《娇气的怪物》（The Delicate Monster，2009）中曾提到：

无聊并非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固有特质，但它却有着一段始于十八世纪的历史，并充斥着整个西方世界，而这也代表了由十八世纪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的一段进化史。

撇开因工业时代而产生的各种好处，其本身所带来的是所特有的仅限于劳动力的地域性无聊，拉开了生产和消费的差距，将工作行为推向最高产能的合理化。

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回归到那些带有浪漫色彩的工业化前时期：我的意思是，仅仅是希望能让人们对那些仍在影响我们后工业化生活的矛盾进行关注。十九世纪工厂所带来的武力威胁或许已经不复存在，至少在那些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的国家看来如此，但在组织工作时所形成的疏远仍然存在。

当互联网最初来临时，它似乎向人们承诺了要将人类从工业社会的无聊中解放出来，信息仿佛是一种充满迷幻色彩的强心针，被注射到了我们沉闷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其最好的一点却是另一面：帮助人们完成有意义连接的搜寻工作。但假如无聊的根源极度缺少意义，而不是刺激不足，又假如信息升华到意义需要借助多层微妙的过程，那我们习以为常的信息流就无法达成这样的承诺。其充其量也不过是让我们得以分散注意力，进入无限的死循环，从这个链接点击到那个链接。我们迟早会被冲刷到遥远的网络某处，讶异于时间都去哪儿了。那种随波逐流的体验与那些通向意义所在的耐心、不可估量的过程实在是大相迳庭。

此外，后者则是要求一些反思的空间——允许我们让自己所拥有的慢慢沉淀下来，期待着会出现怎样的模式。找到我们生活的那些可以不插电的角落，那些可以拒绝收件箱里紧急邮件的日子，那些不用急匆匆完成的活动。关掉那无所不能的机器，虽然不是永久不见，也不是因为它不好，只是我们意识到了自己是有限的：我们能承载的信息只有那么多，如果我们掉进了小溪里那我们就不能在溪里垂钓。正如任何一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人会告诉我们的，最好对那些神奇的玩意儿放尊重些，但也别忘了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