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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提示的一件事情，是郡县制到了两晋时期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倒退行为。带着皇冠的司马氏像刘邦一样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即认为曹魏的灭亡原因是感染了当年秦始皇的老毛病：由于无血缘上的封建屏障保护，一旦中央有难，则必然陷入孤立挨打的局面。所以，司马皇帝总结教训，广封自己的子女们为王侯，授予诸王在封国内选官、置军的权力。于是，封建贵族政治、领主庄园经济又重新兴起，天下复归分封制度了。为了从舆论上遥相相呼应，一些投机政治的“吹鼓手”们纷纷撰写文章，褒扬分封制的优越与高明。当时有一个叫陆机的文学家就说：以分封制对比郡县制，其郡县官员由朝廷任命，一般任职三到五年，无非是“挟一时之志”，只求升迁，不可能不搞短期行为，这就必然会侵害百姓利益。诸侯们则因封国是自己的土地，人民是自己的属民，故能惜土爱民，凡事从长计议，这样就必然有利于长治久安。以陆机的逻辑论，推行分封制的夏、商、周诸朝都应该是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理当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根本是不可能被推翻的。但是，这篇看似有理的马屁文章刚出笼不久，晋王朝便发生了延续16年之久、司马氏兄弟之间手足相残、对社会破坏深重的“八王之乱”。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郡县制度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用著名诗人杜甫的话说则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隋朝建国，结束了自东汉末以来400多年政治分裂、军阀割据之乱象。在隋文帝的精心治理下，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又一次的大统一，推动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和南方经济的大发展，还使得隋朝成为了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威动殊俗的强盛国家，从而让隋代获得了中国历史上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的巨大赞誉，例如，隋文帝登基时全国人口共计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则达到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总数应不下5000万。在耕地面积上，隋开皇九年开垦田地数为1944万顷，大业中期又达到了5585万顷。而此后的唐朝，至太宗李世民死后交给唐高宗的户口才为380万户。直到那个宁爱美人也不要江山的“情种”玄宗上台时，全国也只有760万户，共4100万人。耕地则差得更远，至唐天宝十四年才垦出田地数1430万顷。因此，我们平常老是讲唐代如何繁荣，如何富强，其实，社会经济上的综合国力远不能与盛隋相比。 由于拥有雄厚而强大的经济实力，隋王朝做了两件令当时的全世界为之侧目的大事：一是修建大兴城。大兴城属于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中具有高超水平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当时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并对后世的城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城。二是开凿大远河。从公元584年率众开漕渠，引渭水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公元603年又开凿出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公元605年再开凿洛阳到江苏清江（淮阴）约1000公里长的通洛渠；公元610年又开凿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长约400公里的江南运河。至此，从北京经天津再至洛阳到杭州的长约2700公里的大远河全线贯通。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使两个流域的文明融为一体，为推动中国南北的统一与融合，为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至今还在享受它的巨大好处。 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隋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改革创新的又一个重大里程碑。此间，秦汉以来所确立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特别是皇权与政权的关系、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中央与地方在行政管理上的责任边界等，通过近千年的实践，已经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深刻反思和改革创新。在时代潮流面前，隋代的领袖不仅勇于应对挑战，而且善于把握机遇，先后进行了一系列大胆而富有成效的积极探索。其改革创新的许多成果，基本上都一直被后人沿用到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时期。因此，在一些史籍记载与史学评论中，隋文帝和他儿子隋炀帝父子一直被视为改革家。 头脑清醒的隋文帝，绝对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在即位之时就公开宣布要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进行坚决的改革。他首先将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机构设置成三个省，即内史（本来叫“中书”，因避讳改为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简单地讲，三省的职能分工是：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和监督，尚书省负责执行。按照此制度设计，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部、度支、工部六部以为具体办事机构。每部设尚书为长官，总管本部政务。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度支（后改为户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都官（后改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六部下辖24个司，作为具体的办事机构。中央政府主要由三省六部组成的机构设置，成为以后历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性和明显地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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