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祖郭威姓氏辩(摘)

周太祖郭威姓氏辩          郭威（904—954），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五代时期后周的建立者，著名的军事家、统帅。          郭威父郭简，后晋时任顺州刺史，后为刘仁恭所杀。唐天祐元年（904）七月二十八日郭威生于尧山，3岁时徙家太原，不久就成为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他身材魁梧，习武好斗。18岁时往依潞州（今长治）故人常氏，其时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兵勇，郭威前去投军，得到李继韬的赏识。郭威有些违法犯禁之事，常得其庇护。一次，“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结果还是李继韬设法让他脱逃后又招致麾下。后来李存勖杀李继韬，将其部属编入自己的亲军“从马直”，21岁的郭威也在其中，而且因通书算而当上了军吏。这时他认真读了《阃外春秋》，因而略知兵法，处事也不再卤莽。          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候时，他已主动归隶其下，很受器重。不论刘知远调任何处，他都跟随左右而成心腹。契丹灭后晋时，郭威和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等力劝刘知远建号，成为后汉的开国元勋。“时百度草创，四方犹梗，经纶缔构”，都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是刘知远最重要的辅弼功臣之一。         刘知远临终前，以郭威与杨邠、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18岁的刘承祐。刘承祐继位后，以郭威为枢密使。不久，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镇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发动叛乱，刘承祐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别讨伐，久而无功。刘承祐征求郭威的意见，想请他出征。郭威说：“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于是刘承祐就加给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督诸将征讨三镇。         郭威在军中接见宾客时，衣著宽袍大袖，风度儒雅；上阵打仗时，身著短装，与士兵一样。“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士兵立功，即与厚赏；作战负伤，亲自慰问；不管谁提建议，他都能和颜悦色地接待；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也不介意，因此深得部下爱戴。这次出征，在议论用兵先后时，他虚心听取部将扈彦珂的意见而先击河中。他自栅于城东，令常思栅于城南，白文珂栅于城西，又调壮丁2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用围而不打的战术消耗对方实力。一年后，城中兵食俱尽，他下令攻城，一举获胜，李守贞与其妻子自焚而死。在此先后，势力较弱的赵思绾、王景崇也或降或死，从而稳定了局面。         刘承祐论功行赏，加给他检校太师兼侍中的官爵，要送玉带给他。郭威说破贼不是他一人之功，还有当朝将相安朝廷，抚内外，使馈饷不断的辛劳，不能独受。于是刘承祐把杨邠、史弘肇等一批大臣都召来赐以玉带。郭威又推功大臣，于是窦贞固、苏逢吉等都加官进爵。此外，他又提出汉诸宗室、天下方镇、州县官员等，于是滥赏遍于天下，而郭威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声誉。          乾祐三年（950）四月，郭威被任为邺都（今河北大名北）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邺都），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州军事。这年十一月，刘承祐不愿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舅父李业等定计，先杀在京的史弘肇、杨邠、王章等，又派人去各地杀郭威、王殷、王峻等人。郭威得知汴京事变后，与亲信魏仁浦商量对策，“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于是郭威就以清君侧、杀李业等为名在邺都起兵，渡河南下。刘承祐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郭威在京的全部家属，“婴孺无免者”。几天后，郭“威兵临开封城下，刘承祐为乱兵所杀。郭威入京师，纵火大掠”。为了稳住局面，他没有立即称帝，而是让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为嗣，派大臣去徐州迎接，同时又让王峻派人在途中将刘赟杀死。他自己则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然后返回汴京，迫使太后下令由郭威监国。他还发布一篇文告，说自己“逊避无由， 俯遵承，夙夜忧愧”。其实这场拥戴闹剧，只是为了遮人耳目。          郭威就任监国不到一个月，就于次年正月正式即帝位，庙号太祖。他自认为是周朝虢叔的后裔，所以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改为广顺元年（951）。仍建都东京开封府。         郭威虽是刺史之子，但幼年孤贫，知道民间疾苦，因而即位后就著手革除前朝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即位当月下诏：“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这就减免了原先所收的“斗余”、“称耗”、“羡余”等额外税收，大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诏又说：“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这比后汉时“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的规定有了明显的减轻。广顺二年（952）七月，针对后汉时“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的规定，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具体规定：“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同年十一月又下诏：“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于敌国。”这比起原先“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在政策上是大大放宽。因为所谓“受直”，后唐明宗时只给些盐；后晋天福中期，连盐也不给了；后汉更严厉到“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的程度。然而，牛皮“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公私便之”。          唐末以来，在中原有户部管理的营田务，流弊很多；还有当年朱温征讨淮南时，将掠得的以千万计的耕牛租给农民，可数十年后，“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广顺三年（953）正月，“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这样做无疑会大大调动受益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人曾建议将部分肥沃的营田出卖，“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由此可见郭威的确与那些只知一味搜刮的帝王不一样。         郭威在整顿朝廷加强皇权方面也颇有些作为。广顺元年（951）十二月，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泰宁节度使（镇兖州，今属山东）据兖州反，郭威随即于次年正月派曹英等前去讨伐，五月又亲征，斩慕容延超等，巩固了政权。大臣王峻恃功不逊，干涉皇权，郭威于广顺三年（953）将其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司马，不久病死在那里。至于有“震主之势”的王殷，乘其入朝加以贬杀。          郭威在惩治贪官方面也有许多记载。他的这些改革与整顿，为后周世宗柴荣的著名改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郭威是历史上较为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伊始就对近臣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下诏悉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帝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仍诏有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直到他临终前，又下诏薄葬：“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这种精神在封建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自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到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短短53年，在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小王朝，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有八个不同姓氏，十四个形形色色的军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与此同时，在中原之南，西南和北方又出现了吴、楚、闽、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以及吴越、荆南等十个割据政权。此外，还有北方的契丹、西南的南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乘中原分裂之时，积极参加了战乱。此时的中国，陷入了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地方政权林立，各国相互侵吞，契丹铁骑横行，芸芸众生，岁无宁日，生灵涂炭，中国乱到了极点。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国需要统一，人民期盼安定，时代呼唤英雄，历史重任落到了尧山人郭威和柴荣（又叫郭荣）肩上。         郭威于显德元年（954）正月病死，终年51岁。      少年时怒杀豪强         郭威即后周太祖，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由于他脖子上刺了一只飞雀，所以人们又叫他郭雀儿。有的书上说他原来姓常，后来母亲王氏改嫁郭简后他就改了姓。郭简曾经在后晋当过刺史，后来被刘仁恭所杀。郭威在三岁的时候又迁到了太原，不久就成了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十八岁的时候又到潞州投奔故人常氏。         当时，李继韬在潞州割据，他是河东大将李嗣昭的儿子，李嗣昭战死后，他就自称留后，联合后梁对抗河东。为扩充军队，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军士，郭威就应征入伍了。          郭威人长得很魁梧，勇力过人，李继韬很欣赏他，有什么小的过失也经常迁就他。郭威好斗，喜欢赌博，又好喝酒，但有时也喜欢打抱不平。一天，郭威又到街上闲逛，有一个屠户欺行霸市，非常跋扈，大家都很怕他，喝了点酒的郭威不服气地到了这个屠户跟前，让他割肉，然后找茬骂他，屠户也知道郭威不好惹，但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扯开衣服用手指着肚子说：“有胆量你就照这儿捅一刀！”郭威抄起刀子就捅进了他的肚子，结果屠户一命呜呼，郭威被抓进了监狱，李继韬佩服他的勇气和胆量，又将他放了。后来李继韬被李存勖发兵灭掉，郭威也被收编进了后唐军队，入了李存勖的亲军“从马直”。       喜兵书 智勇双全          郭威和别的军人不同，他并没有单凭武力发展，他看到了知识的力量，特别是兵书，没事的时候他总是拿着书看，有些文化的李琼见他爱学习，就将自己正读的兵书《阃外春秋》推荐给他看，李琼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本书里就记载了许多存亡治乱、贤愚成败的事例。”郭威边看边让李琼教他，看得爱不释手，李琼对他的影响很大。     在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侯时，他主动投到他的手下。刘知远很喜欢这员干将，视为心腹，不管刘知远到哪里任职都把他带在身边，让他督率亲军。          郭威临事很有计谋，刘知远设法争取过来的吐谷浑部驻扎在太原，军队实力很强，也有不少财物，刘知远想据为己有，也为了防备以后他们再反叛投奔契丹，就想赶走他们，但又没有好办法。郭威就献出计策，让刘知远找个罪名除掉其首领，然后将财物和军队收纳，不但能除掉这支反复无常的势力，还能补充军需。刘知远照计行事，如愿以偿，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在契丹灭后晋的时候，郭威和史弘肇等人劝说刘知远称帝，因而成为后汉的开国功臣。国家初创，郭威在各方面都为刘知远出谋划策，使后汉政权很快稳定下来，作为重臣郭威在刘知远临终时被任命为托孤大臣，隐帝继位后，让郭威任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         不久后汉就发生了三镇叛乱，三镇即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凤翔（今陕西凤翔）、永兴（今陕西西安），朝廷先派了白文珂等人去平叛，但都没什么成效。于是郭威就受命出征，他平易近人，广交将士和文臣，两军交锋时又身先士卒，亲冒矢石，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立功他马上赏赐，负伤的他也亲自去抚慰。不管是谁提的建议他都能虚心接受，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他也不计仇，终于使将士和睦上下一心，提高了士气和战斗力。郭威虚心听取将领们的建议，博采众长，制定了先攻河中的策略，然后用围困打消耗战的办法与敌对垒，一年后，在城中粮草已尽，士气丧失的时候一举攻陷，李守贞和妻子自焚而死。其他两镇也先后平定。 不要高官求威望         郭威又为后汉的稳定立下了大功，但他并没有借此要高官厚禄，而是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当隐帝要赏他时他说破贼不是他一人的功劳，朝中的将相安定朝廷供给军需也有功，于是要隐帝赏赐史弘肇等人，他又说大臣们也有功，苏逢吉等人也因此加官进爵，郭威又说各地驻军将领和州县官吏也有功劳，让隐帝嘉奖他们。郭威不贪功，但却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一般人相比，他的谋略要远大得多。         郭威平定三镇之后，隐帝又将北方的邺都也就是魏州驻守防御契丹的重任交给了他。在他赴任前，朝中为他是否带枢密使之职离京发生了争执，两派大臣矛盾激化，虽然史弘肇坚持要隐帝同意让郭威带枢密使赴任，但郭威对朝中之事很不放心，临行时恳切地对隐帝说：“苏逢吉、史弘肇都是先皇的旧臣，都很尽忠为国，希望陛下推心任用，必当无事。边疆之事臣一定尽忠报效，不负陛下重托。”隐帝也有点不愿郭威出京，他对郭威说：“朕夜里梦见你变成了驴，驮着我升了天，等我下来后，你又变成了龙，离开我向南去了。”郭威听了抚掌大笑。大概隐帝这时已经担心郭威对他皇位构成的威胁了，所以在郭威不在的时候才诛杀史弘肇等人，然后又派人去杀他。         郭威到任后，积极备战防御契丹，但他出来不久朝中就发生了大事，隐帝没有听他的话，而是相反，听从了舅舅李业的挑拨，诱杀了史弘肇等人，听到郭威起兵的消息连他的家属也全部杀死。然后命另一个舅舅李洪义到邺都去杀郭威等人。         李洪义和李业不同，他不想加害郭威，就将消息告诉了他。郭威听从了亲信魏仁浦的计策，倒过来用自己的官印假造诏书，说是让郭威杀众将，以此来激怒他们，众将果然听命于郭威，以诛杀奸臣清君侧为名杀向了京城。       平乱称帝     隐帝不听母亲让人下诏与郭威和好的劝告，领兵出征，结果被乱兵杀死，苏逢吉也自尽了。郭威不费什么力就进了开封。聪明的郭威并没有立即称帝，而是让李太后先主持大事，以安人心。他又严禁士兵掠夺骚扰京城，恢复了京城的治安秩序。郭威派人迎接刘崇的儿子来继位，以此稳定宗室。         等一切稳定之后，郭威就将他的称帝计谋实施了：让手下将领发了假情报，说契丹要南下进犯了。然后就奉太后之命领兵出城，到了澶州，数千将士发生兵变，拥立郭威为帝，历史书上经常说他是被迫称帝的，其实都是事先的预谋，郭威的大将北宋建立者赵匡胤估计就是学习郭威的做法发动陈桥兵变的，因为这两次几乎如出一辙。         郭威称帝建的国号是周，因为他说自己是周朝虢叔的后代，历史上称为后周，以便和周朝区分开。郭威仍然以开封为后周的首都。称帝之前，郭威又派王峻杀死了在半路上的刘崇的儿子。刘崇因此和后周结下死仇，联合契丹来攻打后周，但在高平大战中被郭威的儿子周世宗打败。         当了皇帝之后，郭威就马上着手治理国家，进行改革来增强国力。他从小经历了很多苦难，对民间疾苦也有亲身体会，所以首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这方面郭威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罢除不合理的牛租，二是撤消营田务。在早年朱温征伐淮南时，朱温将缴获的上万头耕牛给百姓使用，然后向百姓收牛租，几十年之后，到后周时仍然在收，当年的牛早就死了。郭威下令废除这项既过时又累民的税收。至于营田务，是唐末以后在中原地区设置的由户部直接管理的农业生产机构，所属的农民负担很重。郭威废除营田务后，将原来百姓使用的田地房屋和牛及其他农具都赐给他们永久使用。这项措施加上牛租的废除，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其间，有人建议将一些好的营田卖掉，就能得到数十万缗钱来充实国库，郭威却说：“让百姓得利，就像国家得利一样，朕要这些钱干什么？”       开通又爱民的好皇帝         继位没多久他便下诏，命令各地官吏不得以任何借口来加收百姓赋税，原来普遍存在的正税以外的杂税一律废除。郭威又下诏减轻了后汉残酷的法律，比如，后汉规定，盗窃一文钱的也要处死，不是重罪的人又经常株连亲族，后周则规定，不是反叛和杀害亲属之类大逆不道的重罪不再株连亲属。后汉时，酒和酒曲（造酒的原料）实行国家垄断专卖，凡是民间有人私自买卖的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后周则大大减轻了处罚，而且做了具体的规定：一两至一斤的杖刑八十，一斤以上到五斤的判徒刑三年，五斤以上的则处死。此外，在后汉时禁止民间收藏买卖牛皮，私自买卖一寸的就要处死，后周规定，有田四十顷的才收取一张牛皮的实物税，其余的民间可以随意买卖。郭威了解民间用牛皮的地方很多，所以为百姓生活着想，才有此规定。         郭威除了改革利民之外，自己也非常注意节俭，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他生活异常俭朴，衣食住行都很节俭，下诏禁止各地进奉美食及地方土特产品，珍宝就更不用说了。他对大臣们说：“朕出身微寒，尝尽人间疾苦，也经历了国与家的灾难，现在当了皇帝，怎么能养尊处优拖累天下百姓呢！”他不仅不让进奉宝物入宫，还让人将宫中的珠宝玉器、金银装饰的豪华床凳、金银做的饮食用具一共几十件，当众打碎在殿廷之上。郭威经常对侍臣说：“那些帝王，怎么能用这种东西！”         在治理国家方面，虽然郭威有些能力，但他仍然谦逊地重任有才德的文臣，以行动来改变从后梁以来军人政权的丑恶形象，他对这些有才德的大臣们说：“朕生长于军旅之中，不懂得学问，也不精通治国安邦的大计，文武官员有利国利民良策的就直接上书言事，千万不要只写一些粉饰太平的无用话。”         郭威的精心治理，使后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显露出国富民强的迹象，为周世宗继续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临死前还不忘节俭，他郑重地留下了遗言：“你们一定要为我薄葬，不要强征民工，也不要宫人为我长年守陵，陵寝不用石柱，枉费人力，用砖瓦代替就行，用瓦棺纸衣下葬。不要石人石兽，只须立一块碑，刻上这些字：‘大周天子临晏驾时和要继位的皇帝有约，只因平生喜欢俭朴，所以只让用瓦棺纸衣下葬。’如果违背此言，阴灵也不相助。”郭威这样做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汉文帝的节俭而感动，他又见唐朝皇帝们的陵墓由于造得都很豪华，不但费尽钱物和人力，还遭到盗墓者的破坏，而汉文帝的霸陵却至今完好无损。         郭威也很开通，说每年的寒食节不忙时适当派人到他陵上祭奠一下就行了，如果没有人去，只须遥祭即可。最后说：“千万千万，莫忘朕言。”         郭威一共在皇位上坐了三年，从正月里称帝，正好又在正月里病逝。终年仅五十一岁。     后周皇陵郭威墓    　  出郑州沿新郑路南行，在20多公里处有一个郭店村，经郭店折西行10分钟，面前可见一座高13米，周长132米的圆形陵墓，这就是五代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嵩陵(左图 )。1963年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五代后周太祖郭威，邢州尧山人（今河北邢台隆尧西部人），史志记载一致，毋庸置疑。然他到底是郭氏之后，还是常氏之子？千百年来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         据《旧五代史》记载：“太祖恭肃文武孝皇帝，讳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随母适郭氏，遂冒其姓焉……皇考讳简，汉赠太师，追尊为章肃皇帝，庙号庆祖，陵曰钦陵；皇妣燕国夫人王氏，追谥为章德皇后。后以唐天佑元年甲子岁七月二十八日，生帝于尧山之旧宅……帝生三岁，家徙太原。居无何，皇考为燕军所陷，殁于王事。帝未及龆龀，章德皇后蚤世，姨母楚国夫人韩氏提携鞠养。及长，形神魁壮，趋向奇崛，爱兵好勇，不事田产。天佑末，潞州节度使李嗣昭常山战殁，子继韬自称留后，南结梁朝，据城阻命，乃金以募豪杰，帝时年十八，避吏宫官，依故人常氏，遂往应募。”         薛史讲得如此之明白。简而言之，周太祖郭威是郭简的儿子，母亲王氏于唐天佑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尧山之旧宅生下了他。或者说，郭威本常氏之子，年幼时随母嫁给了郭氏，改为郭姓。         上述有关郭威身世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述，实际上反映了官方的说法和民间的传言。薛居正把朝野的不同说法一并记入正史之中，当然也无可非议。问题是近年来有些权威性的历史著作，把史籍中的不同的或者是相互矛盾的记载，主观地、片面地取舍和引用，在读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最近我们买了一本《中华帝王百传开国帝王》的历史专著，本想作为学习历史的参考，但书中一段关于周太祖郭威的记述，实在让我们不敢苟同。书中写到：“郭威生于后唐（应是唐——摘者注）天佑元年（904年）七月（生在何地？——摘者）他家道贫寒（刺史之家能算贫寒吗？——摘者），3岁丧父（有何为证——摘者），母亲带着他改嫁郭氏（其名是谁？——摘者），于是改姓为郭。没几年，母亲也去世了，郭威成了孤儿，而后靠姨母抚养成人。”显然，由于作者主观地认定郭威本为常氏之子，所以郭威到底生在何地？故里何处？自然就不能引用正史中的记载了。那么作者的上述片面引用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与主题又何相干？恐怕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其实，作为后周、大宋两朝重臣的薛居正，怎能不了解郭威的世家呢？但他不会想到一千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为他那句“或云本常氏之子”的话，而争论不休。还是《新五代史》的编撰者欧阳修远见多识，或经过核实，将薛史中的这一不确定之事进行了删除。《新五代史》关于郭威十八岁之前的记载如下：“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尧山人也，父简，事晋为顺州刺史。刘仁恭攻破顺州，简见杀，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后李继韬募勇敢士为军卒，威年十八，以勇力应募。”虽然《新五代史》中，也将郭威三岁时家徙太原，父殁于王事，母又去世，由姨母楚国夫人韩氏抚养一段删除，但郭威少孤之时，走太原，去潞州，投奔常氏之事，均作了保留。看来，郭威与常氏确有不解之缘。         常思（新、旧《五代史》均有传记），字克让，原太人也。父仁岳，河东牙将，累赠太子太师。唐庄宗之为晋地也，广募胜兵，时思以趫悍应募，累从戎役，后为长直都校，历捧圣军使。晋初，迁六军都虞侯。汉高祖初镇并门，奏以思从行，寻表为河东牢城都指挥使，以勤干见称。汉国初建，授检校太保，遥领邓州。汉有天下，迁检校太尉、昭义军节度使。乾佑初，李守贞叛于河中，太祖（郭威）征之，朝廷命思帅部兵以副焉……初，太祖（郭威）微时，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觐，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礼，仍呼曰叔母，其恩顾如是。广顺二年秋，思来朝，加兼侍中，移镇宋州。三年夏，诏赴阙，改授平卢军节度使。思将赴镇，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镇，得丝十余万两，谨以上进，请行征督。”太祖颔之，寻诏本州折卷以谕其民。及到镇，未几，染风痹之疾，上表请寻医，既而异疾归洛。显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赠中书令。         太祖微时，家徙太原，父郭简被刘仁恭所杀，危险之际，被思家收留，想身为顺州刺史的郭简，应与常思之父常仁岳必有密切的关系。       《宋史·张永德传》中的常遇，有助于我们理解《五代史》中“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的含义。《张永德传》载：“乾佑中，命赐潞帅常遇生辰礼币。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时周祖镇邺，被谗，族其家。永德，在潞州，闻有密诏授遇，永德探知其意，谓遇曰：“得非泣杀永德耶？永德即死无怨，恐累君家耳。”遇愕然曰：“何谓也？”永德曰：“奸邪蠹政，郭公誓清君侧，愿且以永德属吏，事成足以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为然，止令壮士严卫，然所以馈之甚厚。亲问之曰：“君视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末几，周祖使至，遇贺且谢曰：“老夫几误大事。”          由于缺少新的资料，对于郭威与常思、常遇，以及常思与常遇之间是否存在着更加深层的关系，这里不敢妄加评论。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周太祖郭威绝非所谓的常氏之子，而是顺州刺史郭简的真正儿子。”                                                   本文转载自《中华郭氏网》                          http://ww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