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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附加税——厘金 厘金最初不过是一个无厘头的小小商业附加税，纯属于地方在财政上黔驴技穷后的无奈尝试。但是这个小小商业附加税竟然成了大清帝国苟延残喘的利器。在十九世纪60年代初厘金收入最旺的时期，厘金的收入甚至比清政府原来正常收入的三倍至四倍还要多，这笔巨大的资金给被太平天国战争打得元气大伤的清政府注入了强心剂。后来厘金的重要性仍然很突出，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非常大。在1903年各省厘金收入计银一千一百七十多万两，到了1911年竟然达到了四千三百一十八万多两。 厘金兴起于1853年，当时副都御史雷以諴帮办扬州军务，军饷成了问题，从钦差江北大营都统琦善处要来的军饷，远远不够雷以諴所部军队使用的。当时的军费主要靠朝廷供给，以及各省协助解决，雷以諴实在没有办法，就听从手下一名特别有想法的谋士钱江的建议，向上级报告请求设立厘捐局，抽收境内和过境商品百货的税费，供作军费。这个特别税种，史无前例，但是既然没有军费，就给政策吧，雷以諴的建议获得了支持。钱江帮助雷以諴详细谋划，先开始对米行商贾推行捐厘之法，从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等镇米行开始，规定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逐渐再推行到附近各州县米行，并对其他各业商户，也开始收取厘金，大致的比例是值百抽一，有的说法是出入一钱，官取其厘。突然征收这个厘金，还是受到了各方面的反对，雷以諴强硬推行，让钱江等五名幕僚带兵收费。钱江等人手段十分强硬，当地人十分畏惧，称钱江等人为五虎。收取的厘金专供军费，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发现相比传统的军饷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雷以諴的财务困境得到了圆满解决。于是各地群起仿效，湖北巡抚胡林翼还特意设立厘金章程，对于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进行制度上的规范，此后围剿天平天国的各地军队纷纷获得了厘金的帮助，军费危机基本得以解决。厘金的一个特点是专取于商，不取于农，没有给农民增加直接的农赋负担，而是把商人作为了盘剥的对象。较加赋为优。商人有行商和坐商，厘金也就对行商设卡收费，对坐商设局征费。虽然说也同意对十分贫穷的小商人可予以免交厘金，但是实际执行中，各地把厘金当成了一块利润丰厚，可以分享的肥肉，设立的局、卡一天比一天多，专门收取厘金的人员也逐渐增多，他们之中的官员直接侵吞厘金，小吏们则设法揩油的现象变得司空见惯，厘金就逐渐成了一项战区附近各地政府满意，人民群众讨厌的苛捐杂税。厘金推广很快，它从扬州四镇发源，最早出现于扬州附近州县，第二年已经北达徐州、海州、淮安，南达苏，第三年就推广到上海，并沿长江次第向湖南等内陆省份扩展，最终用了三十三年就一波一波蔓延到了全国23行省，作为一项政策来说推行速度相当地快。后来清政府户部颁行了《厘金章程》，从此变厘金这一特别税为常税。厘金离不开局、卡，厘金的推广促进了局、卡的增设，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全国出现了三千处左右。机关多了，很多人就想法设法挤进来，因为这个如同以往的税关一样，是个膏腴之地，有人在里面当差的，据说干的好的话每年轻松可得到万两白银，少的也会弄到三五千两白银的，所以后来清末官场中就有了“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的说法了。当然，厘金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清政府的收入，整个十九世纪60年代初是厘金收入最旺的时期，厘金的收入甚至比清政府原来正常收入的三倍至四倍还要多，这笔巨大的资金给被战争打得元气大伤的清政府注入了新鲜血液。对于天平天国战争涉及区域来说，厘金的作用更为重要，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的厘金收入，几乎全部用作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费用，名震天下的湘军和淮军，如果少了厘金的支撑，是不可能完成部队的扩充、养训、作战的。后来作为地方、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厘金的重要性仍然很突出，而且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非常大。在1903年各省厘金收入计银一千一百七十多万两，到了1911年竟然达到了四千三百一十八万多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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