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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温州的一个海滨村庄，但最早认识的汉字却是“上海”二字。这两个字被写在父亲带回的毛巾、旅行包和很多日常生活用品上，被挂在家人和乡邻的口中，并最早地进入我的视界和脑中。这是否早就注定了我成年以后会在上海读书、工作和生活？我不知道。我父亲以在海上运输为生，一艘轮船在大海中漂荡奔波，运着布头、啤酒，往返上海和温州之间。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四乡八村的人都会来找他，托他带回绒线、毛巾、行李包甚至衣服、皮鞋，以备儿子结婚、女儿出嫁以及过年过节之用。几乎每隔十天半个月，我们家便门庭若市，那是我父亲回家的日子，走进我家门的乡亲们络绎不绝，他们千恩万谢地领走代买的物品。我的父亲因此赢得了无与伦比的信赖和尊敬，也给我们家带来了无限的荣耀。 父亲的一生没有离开过海，少时在海边出生成长，十六岁以后开始以捕鱼为生。我母亲一再告诉我，小时候我们姐弟四人是吃黄鱼长大的。家前家后晒着鱼干，来人放下一块钱，就可以随便拿走多少。我记得平台上晒着的目鱼，藏着白花花的蛋，摘下一个在口中细嚼，其香无比，至今还有回味。四十岁以后，父亲开始跑运输，从上海运回布头、啤酒，有时候还有文具。对从没有走出过温州的乡人来说，我父亲是见过很多世面的人。这一种荣耀，其实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给他带来的。后来我知道，父亲的船经常停靠在十六铺码头。可惜，父子向来缺少交流，相互寡言，他从没有向我讲过上海，我也不知道他曾经到过什么地方。 大概，在父亲的心目中，觉得上海其实和我的将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吧。万不料，父亲泊岸的上海，后来竟成了我读书、工作和生活的长久之地。这在父亲自然是无法知晓了，因为我大学还未读满一年，他就不幸因病去世了。 有了这一层因缘，上海在我心中自然意义非凡。也许是幼年时那种荣耀的自觉延续，我虚幻地享受着人在上海的光亮。可惜，最初的很多年我一直没有真正找到融入城市的感觉，正相反，内心里将它视为异乡。近二十年的乡村生活经历，让我觉得自己的血脉是与大海和村庄紧紧相连的，是与那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和人群相连的。但故乡已把我当成了外人，家人和村人一直挂在口上的一句话是：“这次回来可以待几天？”他们知道我不过是个短暂的逗留者，与那些往低处流的河水不同，“人往高处走”了。 我在过了而立之年后，在上海待了也有十年多了。感觉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与这座城市粘连在一起了。这是因为物质渗入、文化渗入、事业渗入、家庭渗入、方言渗入的结果，血与肉粘连，无法分开了；更是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已经开始了在上海的凡俗生活。人在上海，可以视为因缘，也可以视为巧合，但这不是一种荣耀，也非一个“高处”，而是一个“所在”。我在上海的烟火中生活，渐渐将故乡的炊烟淡忘在记忆、文字和睡梦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常常在心头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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