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一种抵达历史的想象方式和认知方式，具有特殊的力量。”日前，在作家阿来纪实文学《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这般论述文学面对历史时的“姿态”。
传统文论都秉承“文史不分家”的理念，如今史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严谨的学科。但文史之间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互动频繁。文学应该如何面对历史、书写历史，是与会评论家集中探讨的一个话题。
钻进故纸堆里，寻找现实的答案
现在，一些城市进行形象宣传时，喜欢如数家珍地罗列此地出了哪些名人，有哪些历史悠久的景点。在李敬泽看来，这更多是将历史景观化，目的是开发旅游，不仅对历史不尊重，而且让人看不清历史，也看不清现实。
而面对现实，又有不少人被“微博世界观”支配，忙于此时此刻世界发生了什么，自己又知道了什么，然后当即表态，发表观点。“这是单一、平面地看待现实，一般人倒也罢了，如果作家对现实的认知也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就是严重失职。”李敬泽说。
所以，他认可一些作家进行历史写作，钻到故纸堆里，因为对历史的关切与热情，很少是不与现实相连的，“在历史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大多都是在现实中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很难相信一个对过去没有探究兴趣的人，能够负责任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认为，历史是通向现实的，文学就是要抵制遗忘，为我们从历史中寻找更多的现实启示提供支撑。他同时认为，随着时光的推移，历史的真实遭到不断地消磨与掩盖，真相书写的难度陡然增加。
作品中有个人的呼吸，而且是自然的呼吸
从1730年开始到1903年，清朝政府6次发兵，征讨一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民国年间，此地归属权在川藏争夺中摇摆不定；直至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将此地解放。这就是瞻对，即今天的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将目光聚焦这里，试图梳理一段长长的历史。
中国报告文学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发现，这段历史富有传奇色彩。但是，阿来的兴趣和注意力并没有放在那些传奇的、谋略的、神秘的内容上，而是紧扣“文眼”来展开自己的讲述，也就是现实精神。
阿来的讲述，有大量的史料作为支撑。在陈述史料的间隙，他也时不时站出来，发表一些精简的议论。比如，乾隆年间，战事紧急，一位指挥官却擅自离任，理由是生病了。通过考证，阿来认定他请病假是闹情绪，随之感慨：“从古至今，官员无论大小，无论汉夷，很多时候，生病与休病假，都与身体状况无关。”
在《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看来，作家容易情绪化，面对一段历史发议论，往往会跑偏，脱离轨道。但阿来的这些议论与评析，都是冷静的推断，都有史实作为后盾。并且这些议论表述生动，让人感觉作品是活的，“也就是说，作品中有作者个人的呼吸在，而且这个呼吸不是大喘气，也不是故意的平心静气，而是非常自然的呼吸”。
纪实文学要不要想象与虚构
纪实文学要不要想象与虚构？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沈阳师范大学贺绍俊认为，对于纪实文学中的虚构，应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票否决，“非虚构是套在纪实文学作家头上的‘紧箍’”。
但是，不少纪实文学作家不愿意戴上这个“紧箍”，并且搬出《史记》作为例证。贺绍俊说，《史记》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叙述传统，从而使纪实文学的叙述空间更加开阔，“但《史记》的传统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我们在继承时却不加辨识，这就带来了纪实文学根除不了的恶果，即对虚构的容忍和纵容”。
他认为，今天的文化环境与古代相比大为迥异，古代的历史观、世界观特别是对历史的界定，与今天的现代历史观有不小的区别。古代特别是先秦及两汉时期，真实的事实和传说、神话往往都是混在一起的，并不作严格的区分。
“《史记》中那些生动的历史细节，并不完全是司马迁凭空面壁虚构出来的，多半是口口相传的传说。司马迁广泛采撷到这些传说，并作为信史写进了《史记》，我甚至愿意把司马迁视为一位善于开展田野调查的学者。”贺绍俊说。
因此，贺绍俊认为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作家不应该还以司马迁为借口，为自己在纪实文学写作中的投机取巧辩护。
那么，纪实文学对虚构零容忍是否就导致作品面目可憎？贺绍俊说，《瞻对》开篇写了1744年发生在川藏大道上的一桩抢劫案。阿来没有概念化地写乾隆如何龙颜大怒，也没有写土司如何负隅顽抗，而且依凭皇帝的圣旨和官员奏折之间的往来，把这场战争讲解得头头是道。“这也说明纪实文学的文学性是多方面的，但就是与虚构无关。”贺绍俊总结道。（本报记者 王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