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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 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第三次改革官制。“在太政官下新设正院、左院、右院三院，正院设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初称纳言）、参议等职，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大权；左院设议长、议官（初称议员），参与立法咨询；右院作为各省长官、次官等讨论政务的场所。”（《日本史》第365页）这次官制改革，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都集中到正院和太政大臣手里，太政官变成了虚衔。左院也就是原来的集议院，虽仍是立法咨询机构，但其成员构成却有了不同。此前是各藩代表，现在藩已取消，左议院的成员（议官）由正院任免。对此，坂本太郎评论说：“每当发生能使政府基础巩固的具体事件以后，政府便相应地改革官制，加强其专制的性格。”（同上）的确，明治元年、三年和四年，三次改革官制，都是朝着逐步加强中央政府集权的方向稳步前进；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这种做法是预先设计好的步骤，恰恰相反，这正是日本民族的传统政治习惯和行为模式。这让我想起日本电影中，身穿和服脚踏木屐的日本女人走路的姿态——小步紧走。近二十年来（自1853年7月美国军舰开进江户湾算起）日本政治演变的过程，淋漓尽致地为世界展现了日本民族的政治性格。 当然，随着形势而变化的不仅仅是官制，还有人事。“在新政府成立之初，公卿、诸侯、各藩藩士均出任要职，政府是在广泛的人员基础上构成的。但是，后来公卿、诸侯、藩士便逐渐离开要职，到实行这一新官制的四年十月时，太政大臣是三条实美，左大臣缺员，右大臣是岩仓具视，参议是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旧藩士各一人，即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大臧卿是大久保利通，外务卿是副岛种臣，其他各省的首长，除神衹大辅和宫内卿以外，都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的旧藩士充任。本来，讨幕的主力就是萨摩、长州两藩的下级武士，因此，新政府的推动力由这些人来承担，也是当然的。在新政府成立之初，他们也广招公卿、诸侯和其他藩出身的人进入政府部门，这无非是企图利用这些人的势力，以增加新政府的威信，极力压制反对者而已。但是，随着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政府的基础不断强化起来，他们就感动已不再需要借助其他势力，终于暴露出政府是以萨摩、长州人员为中心的本来面目。所谓藩阀政府的面貌，至此已完全具备”。（《日本史》第365-366页）这个变化恐怕也是时局演变的自然结果，而非刻意所为。因为不同阶段的政治诉求不同，其政治基础也不同。遗憾的是，我手头的两本史书《日本史》和《日本小史》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具体史料，所以也无从判断。不过，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变化对日本民族来说是利大于弊。所以，指出萨摩和长州两藩主导政局也就够了，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废除封建制度改变的不只是日本的政体，它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而最重要的则是身份制度。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有皇族、贵族、大名和武士之分，庶民有农、工、商和贱民之分。现在，皇族、贵族和大名成为华族，武士被称为士族，其他人则统称为平民，也就是以华族、士族和平民代替了过去复杂的身份制度。明治三年九月，准许平民（农工商）有姓氏。（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平民就已经拥有姓氏了）明治四年八月，准许华族与平民联姻，允许所有人自由迁徙和选择职业。（“过去，农、工、商没有姓氏，今后一般平民也准许称姓氏（三年九月），并准许华族与平民联姻（四年八月），所有身份的人都可以具有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丹自由。”《日本史》第366页）封建藩篱在法律层面被彻底打破。 明治五年（1872）二月，“废除兵部省，改设陆军省和海军省，十一月颁发募兵诏书，明确了征兵总方针，次年一月，发布征兵令并着手实行。……新政府的军制，至此完全确立。”（《日本史》第368页）早在明治三年夏，山县友朋和西乡从道从欧洲考察军制回国后，就着手改革军制。当时，山县友朋任兵部少辅，西乡从道任兵部权大丞，令各藩陆军改为法国式兵制，海军改为英国式兵制（本人尚不清楚法国式兵制与英国式兵制的区别），但未能实施。撤藩置县后，中央政府掌握了全国军权，新兵制才得以实施。新兵制给明治政府带来的现实问题则是失去职业的150万封建武士如何处理，因为当兵已经不再是武士的特权。明治六年（1873）二月，明治政府出台奉还家禄的规定，“对愿意奉还土地的，將以现金和公债各半的方式支付世代禄六年和终身禄四年”（《日本史》第367页）。显然，它延续了奉还版籍时的补偿精神。到明治八年（1875）七月，只有1/3的士族奉还了土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据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数士族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成功地进行专业，也就是说多数士族还是无力自谋生计。同年九月，明治政府又出台了新政，“把历来以米支付的家禄、赏禄改为按明治五年到七年三年间的平均米价，以货币支付”。（《日本史》第367页）因为米价和物价处于上涨趋势，所以坂本太郎说，这样做等于降低了他们的奉禄。明治九年（1876）八月，“政府把华族、士族的家禄和赏禄一律废除，改用公债支付，规定30年偿清，从第六年起用抽签方式偿还”。（同上）如此一来，华族和士族就必须另寻生计了。明治政府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要如此急切地逼迫华族和士族，我手头上的史书没有给出明确说明。坂本太郎说，即使在旧藩主的奉禄降为原来的1/10后，明治政府每年还要拿出财政收入的1/3到1/4用于秩禄支出，所以财政拮据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我想绝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华族和士族是否如明治政府希望的那样成功转业了呢？坂本太郎说，他们“抱着这份金禄公转债转业到农、工、商等新的工作上去，但多数都失败了，这么一来，政府就不得不为此采取各种救济措施，如贷给授产资金、发放公有土地、奖励开垦等等。为了解决没落士族大批出现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政府煞费了苦心。”（《日本史》第367页）不过，坂本太郎的上述说法，只是就一段时间内而言才是正确的。因为在花光政府公债后，他们终将成为自食其力者，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转业成功了。那些幸运的少数，或者当上了明治政府的官吏，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及时介绍欧洲新文化，对日本社会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到明治九年八月时，日本封建社会算是被彻底清除了。总的说来，日本在推翻幕府和扫除封建势力过程中并未发生剧烈地社会动荡，这既与幕府、藩候的没落（难以组织有效抵抗）有关，也与日本民族的行为模式（小步快走、渐进式改革）有关。但是，政治转型并非易事，新生代政治家的内斗似乎也不可避免。 明治六年（1873）八月，明治政府决定征韩。原来，朝鲜过去都是通过对马藩主宗义达维持与日本的外交和贸易，明治元年（1868）十一月，明治政府通过对马宗氏向朝鲜递交的国书因有“皇”、“奉敕”等违反惯例的用语而被拒绝（这些用语表明日本要与朝鲜建立新关系），明治五年（1872）八月，明治政府再派外务大丞花房义质到朝鲜交涉，也没有结果，于是明治政府认为对朝鲜的无理必须给予武力严惩（显然是强盗逻辑）。“参议西乡隆盛主张再一次向朝鲜派出全权大使进行谈判，如果不成时就以武力解决，并且自告奋勇担任这一使节。副岛种臣、坂垣退助、江藤新平和后藤象二郎等参议也表示赞同”。（《日本史》第373-374页）但当时日本明治政府派出的外交使团尚未回国，所以并没有征韩的实际动作。这个外交使团的大使是外务卿兼右大臣岩仓具视，副大使是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和外务少辅山口尚芳。其使命是商讨修改安政五年（1858）签署的通商条约中丧失关税自主权和不平等的治外法权（该条约规定，明治五年可以对条约进行修改）。使团于明治四年（1871）十一月出发，不料在其出使的第一站美国，修改条约的愿望就未能实现，于是出使欧洲的目的就变成了调研。明治六年（1873）九月，在近二年后使团结束访问回到日本。此行虽然没有实现出使的本来目的，但坂本太郎认为，“使节们通过这一次访问，再次认识了欧洲文化的发达和国力的富强，决心让日本也尽早跻入先进国家的行列”（《日本史》第372页）。岩仓具视回等人回来后，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整顿内政，所以反对征韩。“两派争论十分激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无法对之做出裁决，只好托病辞职，岩仓奉敕命代理太政大臣，终于否定了征韩论，撤回派遣全权大使的决议。为此西乡（旧萨摩藩）、坂垣、后藤（均旧土佐藩）、江藤、副岛（均旧肥前藩）五名参议辞官下野，岩仓任命伊藤博文、胜安芳和寺岛宗则为参议，政府阵容为之一新（明治六年十月）。”（《日本史》第374-375页）为何一个征韩的议题就会导致新政府的分裂？坂本太郎的解释是：“新政府内土佐、肥前藩出身的人，本来就对萨摩、长州派的优越地位心怀不满，希望能在朝鲜战争中建立功绩，借此推翻萨摩、长州派的优越地位。此外，由于废藩置县和征兵令的实行，全国士族失去了往日的特权身份和固定职业，掉进了沦落失意的深渊，他们希望能够借此重新走上提高身份的道路。这些士族真心实意地支持征韩论。总之，它集中反映了所有对维新政治的反抗，正如在幕末，所有反幕和讨幕论都集中在攘夷这一点上一样。”（《日本史》第373页）显然，该书作者认为，新政府的内部矛盾源于派系争斗，而征韩议题只是让矛盾凸显出来而已。不过，该书并未提供相关史料来佐证自己的看法。考虑到西乡隆盛就是萨摩藩的士族，所以仅以地域派系来解释似乎不够妥当。尤其是坂本太郎把新政府的这次分裂定性为对维新政治的反抗，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因为征韩与维新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这次明治政府内部分裂，只能说明以倒幕为宗旨的王政复古阶段已经结束，而新的政治框架却要在不同政见的对抗中孕育，换句话说，维新才刚刚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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