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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和南朝的阶段性衰亡，与武士集团的兴衰相关，东晋与东吴残存贵族的融合源于其共有的士族阶层本质和儒教名家思想的一致性，所以东吴的残余贵族会无视亡国之恨快速的接纳东晋流亡政权，并甘心让出南省的政治地位由北来贵族取代，这也是寒门出身的陈敏的叛乱注定失败的原因。早期的北来贵族有文化贵族（如王导）也有武人贵族（如王敦、温峤），而元帝本身就是渡江灭吴的东路军统帅司马伷的后代，他们的门人家奴多是军中选拔的久经战阵的武士，而他们本身也弓马娴熟，正是他们保住了晋王朝风雨飘摇的政权，因他们偏居江左，史界称乎之为江左武士集团。 然而，晋王朝一如既往的堕落规则注定了这种贵族集团在美女如云的江南的腐化，渐渐的江左武人集团消失了，取代的是楚子武士集团（这个楚子是广义的概念，西到荆湖，东至淮滨，都是广义的楚的概念，所以陈先生把桓温倚仗的襄阳兵和谢氏倚仗的北府兵都称作楚子集团。），他们来自后过江的北方寒门或者没落贵族，由于长时间在北方的征战，使得这个集团最终成为了江南战斗力的核心，形成了以襄阳、京口为中心的分布聚落，而江左集团已经腐化堕落，不可能领导一次轰轰烈烈的北伐，即使出现了恒温这种能够西灭成蜀、北略关中的楚子集团统帅也无可奈何，最终恒温还是在犬羊于堂、猛虎于野的政局下忍不住不满，成了晋王朝的叛臣。 但楚子集团的力量却没有因恒温的剿灭而遭到削弱，长期的战备和交锋，使得这个集团的力量非但不能低估，甚至可能已远远超出了江左统治者的理解范围，居然可以以三万之众击溃兵力已超过百万的前秦（谈到前秦的灭亡，我只觉得中国的教育混蛋至极，以前读的历史教科书都说前秦的灭亡是由于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残酷压迫，这个观点误导了我20年，长大才知道，前秦的灭亡恰恰相反，是由于对少数民族贵族的放纵和重用，现在想想也很无耐，因为可能老师也不懂）。 楚子集团的后期，体现在京口为核心的“北府兵”，当然，刘裕依靠它建立了南朝宋，后来的萧道成、萧衍都是如此，因此，早期南朝的形成标志着楚子集团对江左集团的取代。但神秘的江南之地，似乎可以吞食武人的灵魂，梁朝的后期也到了无将可用的地步，连叛乱的侯景也笑话京城“非无菜，乃是无酱（将）”，最终，叛乱也是靠北来的降将和从狱中放出的叛将剿灭的，当然，几年后他们也堕落了。南朝对武力的丧失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将领甚至畏马如虎，言马不可骑犹如骑虎，甚至有了南人三十而衰、北人四十刚健的论断，到了梁朝末期，一场新的变革无从避免，不然实在找不到南朝延续的理由了，侯景的叛乱与消亡，使得北来的寒门和南方的土族（非但不是南方传统贵族，很多甚至是洞主和部酋）历史性的融合，登上政治舞台，那就是陈朝的建立。 南朝往事，如纸醉金迷的一梦，在隋军韩擒虎的南下，画上了句号。但是，这种武者的无奈却延续着，金人的铁骑南扣，蒙古的饮马长江，燕王棣的靖难之师，清军的扬州十日。却不得不发问，江南怎么了？ 其实，扒开史书就会发现，南方除了楚庄王、朱元璋寥寥无几的几个敢兴兵北上的，大多是偏安自守，我个人认为自然条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南方有长江天险，而且山石险峻，自然条件易守难攻，这就形成了心理的安全感，一般都是只求偏安不求进取，而北方不同，基本上是一瓦平川，骑兵大多朝发夕至，如果不主动防御，基本上很难生存，因此，大多保持长期战备。 2、南方山川众多，道路不便，军队的大规模运动非常不便，巴蜀就是典型的例子，诸葛亮六出祁山，最终失败也是因为交通。 3、南方以稻米、鸡鱼肉为主，而北方以面食、牛羊肉为主，这就使得北方人身体强壮，比如一个蒙古人，体重几乎是南方人的一倍半，这就很难在近身格斗为主的冷兵器时代占据上风。再加上，湿热的天气，新陈代谢速度加快，而皮肤较为娇嫩（梁朝曾有“南人肤脆”、“北人彪悍”之说），这就在战争中形成更不利的局面。 我想这几点大致是南人不尚武的原因，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南方自古就有的巨大优势：乡土意识，因为大部分时间南方人口流动远不及北方，在村镇，家族大多自然形成乃至延续数百年（城市不然，由于居住过于集中，战乱中大多离散），后来戚继光的戚家军、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勇，都源于这种乡土意识，多利用乡土兄弟的关系，目的是形成忧患，要么家园行将被毁，要么父兄将要遭人戕害，因此成为少见的悍勇，也左右了明王朝和清王朝的命运。乡土意识成为南人善战的特例，根本上，是由于忧患的形成，所以，无论南方北方最终决定强弱的是这层忧患，只是南方由于地理环境形成了天然的安全感，导致了大多时候忧患意识的丧失。 以上这些也阐明了一个道理，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国家而言，无险可守，才是最大的屏障，所以斯巴达人无城墙、秦人薄铠甲。就个人而言，忘掉心理优势，才是最大的优势，枕戈待旦、自强不息可能才是最好的生存方式。主要观点出自陈寅恪先生的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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