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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钱瑗》
——三联书店推出《我们仨》续篇
三联书店将于下周在全国推出畅销书《我们仨》的续篇《我们的钱瑗》，该书讲述了《我们仨》中的女儿钱瑗的一生。该书由杨绛以及钱瑗的继子、继女、师长学生、同事好友等合著，描绘出一个为人真诚、治学严谨、孝顺谦和、富有情趣的钱瑗。书中收入大量的钱瑗照片，每幅照片都有杨绛先生亲笔写下的说明文字，让我们能更近距离感受被杨绛先生称之为“平生唯一杰作”的钱瑗。《我们的钱瑗》是继《我们仨》之后，对钱家的再次关注。这种关注不是对一个家庭私生活的津津乐道，而是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反映。杨绛先生“平生唯一杰作” 杨绛先生称钱瑗为她“平生唯一杰作”。 在探讨女儿个性时，钱锺书先生说她：“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两位祖父迥不相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因为种种原因，杨先生常痛惜“钱瑗这‘可造之材’未能成材，‘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可又说“这只是出于父母心，不是智慧心。”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开创了英语“文体学”；她关怀学生，她为人刚正，得到许多学生、同事、同学友好的爱重缅怀。他们对说：“我们不会忘记钱瑗”，这话并非虚言，钱瑗离世七年，钱瑗的两位香港学生回北师大，一位捐款一百万港币，设立了“钱瑗教育基金”，另一位在《香港文学》上刊出了《纪念钱瑗专辑》，钱瑗的学生和同事友好闻讯后，纷纷写文章纪念钱瑗，这本书便是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的。杨绛先生说钱瑗：“她既然只求当尖兵，可说有志竟成，没有虚度此生。”钱家两位女婿 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对女儿钱瑗的温馨回忆感动了许多读者，也引发了许多读者对钱瑗的关注，希望更多地了解她。《我们仨》中没有提及钱瑗夫婿，引发读者诸多猜测，网络报章也有一些文章谈及其婚姻，但因各种原因有诸多不尽不实之处。《我们的钱瑗》中杨绛先生和钱瑗前夫王德一生前同窗好友分别撰文讲述钱瑗这段婚姻始末，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家庭一段温暖而又辛酸的经历。对瑗的继子继女也在书中撰文回忆钱瑗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的家庭生活。学者家庭的教育钱瑗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有世上最有学问、最有才情的父母，但她从不以家庭背景骄人，只是感谢父母给她的不言之教。在书中读者会看到钱氏夫妇是如何引导孩子自学，如何以自身的行为影响孩子，最终培养出一个为人真诚、治学严谨、孝顺谦和、富有情趣的钱瑗。许多平常生活的细节，都能看到一个学者家庭对孩子独特的教育方式。书里附有许多首次发表的图片，包括生活照片、一家三口往来信件、钱瑗的素描、手稿，其中还有钱锺书先生批改的钱瑗作文，读来饶有趣味。 特别的装帧设计同《我们仨》一样，《我们的钱瑗》仍采用朴素雅致的设计，封面正中的两个特别的图案则是钱瑗自己设计的签名式。书中收入大量的钱瑗照片，每幅照片都有杨绛先生亲笔写下的说明文字，让我们能更近距离感受被杨绛先生称之为“平生唯一杰作”的钱瑗。
杨绛，1911年生，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留学英国、法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钱瑗和她父母一样，志气不大。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立志要当教师的尖兵。尖兵，我原以为是女儿创的新鲜词儿，料想是一名小兵而又是好兵，反正不是什么将领或官长。她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就尽心竭力地当尖兵。钱瑗是怎么样的尖兵，她的同学、同事和学生准比我更了解。 我们夫妇曾探讨女儿的个性。钱锺书说：“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我觉得这话很恰当。两位祖父迥不相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 钱瑗坚强不屈，正直不阿。北师大曾和英国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钱瑗常和英方管事人争执，怪他们派来的专家英语水平不高，不合北师大英语研究生的要求。结果英国大使请她晚宴，向她道歉，同时也请她说说她的计划和要求。钱瑗的回答头头是道，英大使听了点头称善。我听她讲了，也明白她是在建立一项有用的学科。 有一天，北师大将招待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来的一位监管人。校内的英国专家听说这人已视察过许多中国的大学，脾气很大，总使人难堪，所以事先和钱瑗打招呼，说那人的严厉是“冲着我们”，叫钱瑗别介意。钱瑗不免也摆足了战斗的姿态。不料这位客人和钱瑗谈话之后非常和气，表示十二分的满意，说“全中国就是北师大一校把这个合作的项目办成功了”，接下慨叹说：“你们中国人太浪费，有了好成绩，不知推广。”钱瑗为这项工作获得学校颁发的一份奖状。她住进医院之前，交给妈妈三份奖状。我想她该是一名好的小兵，称得上尖兵。 钱瑗爱教书，也爱学生。她讲完课晚上回家，得挤车，半路还得倒车，到家该是很累了。可是往往到家来不及坐定，会有人来电话问这问那，电话还很长。有时晚饭后也有学生来找。钱瑗告诉我：她班上的研究生问题最多，没结婚的要结婚，结了婚的要离婚。婚姻问题对学习影响很大，她得认真对待。所以学生找她谈一切问题，她都耐心又细心地一一解答，从不厌倦。我看出她对学生的了解和同情。
早年的学生她看作朋友，因为年龄差距不大。年轻的学生她当作儿女般关爱。有个淘气学生说：“假如我妈能像钱瑗老师这样，我就服她了。” 钱瑗教的文体学是一门繁重而枯燥的课，但她善用例句来解释问题，而选择的例句非常精彩，就把文体学教得生动有趣了。她上高中二年级时曾因病休学一年，当时我已调入文学研究所的外文组（后称社科院外文所），她常陪我上新北大（旧燕京）的图书馆去借书还书。她把我借的书读完一批又读一批，读了许多英国文学作品，这为她选择例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这许多例句都是她备课时随手拣来的，没留底稿。我曾看过她选的例句，都非常得体，也趣味无穷。钱瑗看到学生喜欢上她的课，就格外卖力，夜深还从各本书里找例句。她的毕业生找工作，大多受重视也受欢迎，她也当作自己的喜事向妈妈报喜。 钱瑗热心教书，关怀学生，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她为人刚正，也得到学生和同事的推重。她去世的告别会上，学生和同事都悲伤得不能自制。钱瑗的确也走得太早了些。 如今钱瑗去世快七年半了。她默默无闻，说不上有什么成就，也不是名师，只是行伍间一名小兵。但是她既然只求当尖兵，可说有志竟成，没有虚度此生。做父母的痛惜“可造之材”未能成材， “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这只是出于父母心，不是智慧心。我们夫妇常说：但愿多一二知己，不要众多不相知的人闻名。人世间留下一个空名，让不相知、不相识的人信口品评，说长道短，有什么意思呢。钱瑗得免此厄，就是大幸；她还得到许多学生、同事、同学友好的爱重缅怀，更是难得。我曾几次听说：“我们不会忘记钱瑗”，这话并非虚言。“文革”期间钱瑗的学生张君仁强，忽从香港来，慨然向母校捐赠百万元，设立“钱瑗教育基金”，奖励并培养优秀教师。张君此举不仅得到学校的重视，也抚慰了一个妈妈的悲伤。他的同学好友是名编辑，想推出“纪念钱瑗小辑”，他们两人相约各写一篇。钱瑗的学生和同事友好闻讯后，纷纷写文章纪念钱瑗，没几天就写出好多篇。我心上温暖，也应邀写了这篇小文。 2004年8月20日
Ⅱ钱碧湘：春风化雨落红伤情(1)
钱碧湘，196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供职于第二轻工业部政策研究室、文物出版社图书编辑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1997年退休。
钱瑗辞世整整七个年头了。杨先生向我感慨：“阿圆走了七年了，人家都快把她忘记了。”人事丛脞，生活艰辛，亲朋故旧死亡投下的阴影，终将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日渐淡薄消散，这亦是人之常情。陶渊明旷达言之：“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对我来说，钱瑗的早故，却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不会忘记她。
早在认识钱锺书先生、杨绛先生之前，我和他们的独生女儿钱瑗有过一面之交。钱瑗教研室里一个同事，是我早年在苏州就读高中时的同学。他是个华侨，常到干面胡同路口访一位同乡好友。有时，他顺脚去十五号钱家作客，路过前院，也就来我家小坐。从他口中，钱瑗知道我先生朱狄会画几笔，家里有几本画册。一天，钱瑗便来我们家看画册。初次见面的情形，我全然忘却了。三十年后，杨先生倒清楚记得当时的一段笑话：看过画册，朱狄捧出自己画的十几张小幅风景油画飨客。钱瑗浏览一过，从中挑出一张说： “就这一幅画得好！”我在一旁拍手大笑说：“就这一幅是靳尚谊画的！”朱狄的习作全数落榜。“文革”初期，靳尚谊先生来我们家作客，偶见院南阳光下几株向日葵长得喜人，便坐在廊下画了小院一角。因为是兴之所至，随意画画，并未落款。钱瑗却慧眼识珠，可见她有相当高的艺术鉴赏力。
我和钱瑗相熟后，才知道她多才多艺，爱好音乐和绘画。《我们仨》里收了她七幅铅笔速写，线条简洁流畅，题句幽默诙谐，把钱先生日常起居的神态勾勒得十分生动有趣。她生前，我没见过这些杰作，倒是见过她一些另类的“作品”。一次，在三里河家中，钱瑗拿出她亲手绘制的几幅大挂图给我们看。这些水彩挂图色彩斑斓，很费功夫，但不是艺术品，而是为课堂教学所作。那时，她主动接手一个水平差的班级，教一门基础课。生源杂，学生底子薄，悟性也不好，教起来吃力不讨好，是件苦差事。钱瑗不怵头，她爱这些质朴的青年，想方设法针对他们的弱点施教，把自己的绘画才能也施展出来，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我说她何苦来，她却说：“世上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我就不相信教不好。” 果然，经她苦心教诲，学生们大有长进。钱瑗这样自讨苦吃的事例很多。有次她给我看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某少数民族文字的，简直像天书一般。钱瑗并不认识这种少数民族文字，但凭借她语言学方面的深厚功力，费时费心，提出了中肯意见，作出了正确评价，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我说这不属于她的专业范围，应该推掉不管。她说，这是教委点名让她审读的，不便推诿。
钱瑗去英国进修两年，学习非常刻苦。她说，导师指定阅读的某一诗歌作品，开始怎么也读不懂，非常着急。于是她找了许多同时期的其他诗歌作品来读，进而研究诗歌的韵律。待她读了足够多的书，再回过头来读导师指定的诗歌，“我就读懂了！”她说： “我就是要争口气。在英国也是这样，我要争口气，别让人家说中国人学不好英文。”毕业考试时她考得78分，自以为得分低。导师告诉她，满分是85分，该校还从来没有人得过满分。学生考过70 分，就算是高分了。进修两年，钱瑗的英语突飞猛进。回国之后，她同时开三门课，水平之高，使同事们刮目相看。
钱瑗不是英语系科班出身，却成了英语专业的名教授，桃李满天下。2003年9月，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为《我们仨》拍摄一台专题节目，钱瑗的许多学生应邀出席。昔日的学子如今已走上讲台，为人师表。追忆当年钱老师的言传身教，她们心怀感激，说到动情处，不禁流下热泪。薪尽火传，钱瑗未竟事业后继有人。她的学生们绝不会忘记她！
钱瑗乐观坚强，面对病痛的折磨，不肯认输。她说：“病就这么反反复复，苦是真苦，我也不敢和妈妈说，怕她担心。以前看吊着的竹编上写个‘忍’字，觉得挺无聊，看不顺眼。现在，觉得这 ‘忍’字还真有道理，自己还就得忍！”她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就一个劲儿看书。她重读许多外国原版名著，说：“这下有时间精读了，还真又读出不少心得来。”她细读王伯祥的《史记选》，说是 “我古文不好呀！”她再读《水浒传》，“看着，看着，看出许多以前没注意的问题。看出宋江的虚伪，宋江还吃人肉，吃人心，哦，我不要看了！”她说：“我不要看现在的时髦小说，恶心得很。我原来很喜欢民间文学，现在民间文学也给写得吓死人，龌龊得很，我也不要看了。”杨先生说钱先生是“好学深思”，钱瑗酷肖乃父，病中仍手不释卷，勤于思考。只是她多少读书心得没有来得及一一写下来，十分可惜。她被告知患了骨结核，我要去看她，她说：“你别来！结核病是要传染的。”自己病成这样，她却只为别人着想。我要做点好吃的给她送去，她格格地笑着说：“等我病好回到家里，你再来宠我好了！”她以为总有一天会康复，还为以后的教学工作做筹划，“病好之后，我怕是上不了讲台了，我就在家里带学生。”她心心念念，就是牵挂自己的教学事业。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钱瑗禀性耿直，刚正不阿。杨先生说，钱瑗有两个挚友，都是一样的脾气，人称“三剑客”。她病中，我说起她们三员女将“三剑客”的美称，她笑了，说自己就是好实话实说，打抱不平。有些学校报博士点，送材料来审批，她见有虚夸的，都如实指出来，一点不客气。理工科一向瞧不起文科，但北师大理工科的人却服她，请她帮忙“打假”，戳穿有的人借口“获得国外好评”来牟取职称的西洋镜。
自己受了委屈，吃了亏，钱瑗却另有一副好脾气。去英国进修，名额有限，她不去争。临到资格考试，有人退缩，她才被公推出去应考。别人应考，都给假期脱产备考，她却仍得全职工作，不许影响教学，没有备考时间，但她心情很平和。她对我说：“我是俄语系毕业的，英语考不好，也不丢面子。”谁知，她考得很好，被分配到英国一所好学校。
我非常羡慕钱瑗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有世上最有学问、最有才情的父母。但她从不以家庭背景骄人，只是非常感激父母给她的不言之教。我听钱瑗讲过她在家受教的生动故事：她读初中时，家住在中关村。有个晚上停电，父母就坐在黑地里谈论诗文。钱瑗在一旁听得入迷，“我当时想，古诗这么有味道，第二天便找了一本杜诗来读。读读，好像也不那么有劲。有不懂的，去问爸爸，爸爸却说：‘诗阿是好讲的？去去去去！’我读英文也是这样，有问题去问爸爸，爸爸从不直接回答，总是推给我许多许多本字典，叫我自己去查。查查，查到一半，也就找到答案了。有时实在书都翻遍了，还是不明白，再问爸爸，爸爸才告诉我。所以，我从小养成独立学习的习惯。到英国学习，这种独立性对我很有用。”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却既不娇惯她，也不严责她，而是身教胜于言教，给予她世上最好的家庭教育。虽说有家庭的熏陶，有父母明智的教育方法，到底也要自己勤奋刻苦。杨先生也多次说：“阿圆是靠自己努力。”她事业有成，声名卓著，终于成其大器。可叹天不假年，正在事业的鼎盛期，她突然撒手人寰，令人痛惜不已。
阿圆和我同庚，生肖属牛。她5月生，我12月生。5月春耕夏作，农事大忙，牛儿辛苦；12月岁末冬藏，农事消歇，牛儿享福。杨先生常爱对我说：“阿圆是只辛苦牛，你是只享福牛。”我心里暗自不服，试想：阿圆在父母留洋时生在英国；我在父母逃难时生在湖南乡间。阿圆是大学者的独生女儿，牙牙学语时便在家里接受双语教育；我是乡下医生五个女儿中的老三，从小就得上集市买菜，下河滩洗衣，家里经济有困难，便首先被停学。我何福之享？及至站在八宝山第二告别室的天棚下，在春寒料峭中读着阿圆的讣文，我才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是只享福牛。岂止是只享福牛，简直是只懒惰牛。讣文所列阿圆的工作，其数量之巨大，头绪之纷繁，令人吃惊。她做事又认真，从不挂虚名。这样长期超负荷工作，终于给压垮了。我不禁想，阿圆千好万好，就有—样不好：她太不爱惜自己了。
阿圆住院不久，就被确诊是癌症。实情瞒得死死的，只说她患了骨结核。阿圆小时候指关节得过骨结核，杨先生也就相信了，一直很乐观，说：“结核病总归会好的，不过慢一点。”11月初，阿圆病情大坏，杨先生才得知真相。慈母心碎，痛极而静。杨先生几次说到自己“心静下来了”，旷达之中，正饱含着至伤至痛。
钱先生重病住院多年，有时不能清楚说话，杨先生不敢告诉他爱女病危。一天下午，杨先生在病床边陪侍，钱先生正醒着，忽然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若有所见，大声连叫“阿圆！阿圆！”七八遍，然后对杨先生说：“叫阿圆回家去！”口齿非常清楚。杨先生说：“阿圆在医院里呢。”钱先生坚持说：“叫她回家去！”杨先生问：“叫她回三里河（娘家）吗？”钱先生说：“不是，叫她回自己家去！” 杨先生又问：“叫她回西石槽（婆家）吗？”钱先生说：“西石槽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家去！”说完，便不再作声了。杨先生十分惊疑，向女儿婉转传达了父亲的叮嘱。阿圆听了微笑说：“爸爸总是叫我回家去。”（以前，阿圆去医院探望父亲，总比妈妈早走一小时，因为她要备课。钱先生不用看表，到了时候，就叫女儿回家。）我问杨先生，这“回自己家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杨先生说，大概也就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钱先生在重病失语之时，忽然开口，用佛家语预告备受病魔折磨的爱女即将“大归”。似乎在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令人震悚。
阿圆躺在灵床上，颧骨高耸，脸颊下陷，双目紧闭，面容安详，模样看似陌生。但这陌生，又不是杨先生说的“化了妆，也不像了”。她一辈子不施粉黛，现在也看不出化了妆，仍是本色，但确实不是我所熟悉的阿圆了。是的，我见惯的阿圆总是忙忙碌碌，走来走去，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我从来没见过她躺着的样子。死亡把我熟悉的阿圆夺走了。我不禁悲从中来，油然想起了那年无意中伤害她的往事：正是在他们一家三口被强邻逼迫弃家流亡前不久，那天我从钱家告辞出来，天色已晚，阿圆执意要送我到24路车站（那时我已迁居齐家园）。等车时，她说正在与校方交涉，要趁了解情况的人都还在校，赶紧把德一的政治结论做好，不然，时间拖久了，人事变迁，德一的事就怕没人管了。我当时一心心疼她，没有思前顾后，脱口说道：“他既然顶不住，就不该去搞政治，害得你这样！”路灯暗淡，我没有留神她脸上的表情，只见她浑身一震，沉默不语。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驷不及舌，后悔不迭。为此我一直很内疚，却始终没有勇气向她认错。如今，花落人亡，生死异路。阿圆！阿圆！我如何才能补过呢？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阿圆去世之后第七天，我在夜半梦见了她。我似乎是在和她通电话，可又分明看得见她。她身边围着许多人。她告诉我，她出了一本书，书中的插图是她自己画的；身边信箱里有许多信，她正忙于拆阅。我说，你先忙你的，以后再聊，梦也就醒了。阴阳相隔，魂魄入梦，不知是何朕兆。落红化作春泥，阿圆，难道你还在护育夭桃郁李，忙个不停吗？
光阴荏苒，转眼过了七年。追忆往事，慰藉多于伤感。人生在世，或寿或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及至盖棺论定之日，又莫不有泰山、鸿毛之分。钱瑗出生在海外，扎根于祖国，驻足人间一甲子，辛勤耕耘一辈子，培育了朵朵春华，结出了累累秋实。这样的中华女儿，人们如何能将她忘记？！
2004年8月18日于北京
《我们的钱瑗》 Ⅱ胡壮麟：认识钱瑗
钱瑗自己画着玩儿的签名式
胡壮麟，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我原来不认识钱瑗。我是“文革”后期才奉命从中央机关“下放”到北京大学的，在高校外语界是个新人。1978年，高等教育部为了选拔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举行全国统考。我报名参加了，也被录取了，被分配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这时才知道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女儿——钱瑗属于去英国留学的一组。在人们的心目中，去英国留学强于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因此觉得钱瑗一定考得不错。
1987年，原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不再担负统编教材的审定任务，改名为中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钱瑗和我都在英语组，从此有了面对面的接触，和其他英语组成员共同讨论我国英语专业的教学问题。作为英语组的副组长，在我的印象中，钱瑗的话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但她所反映的问题和所提出的建议都很实在。
20世纪80年代，王佐良先生大力提倡为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 “文体学”等专业课程。钱瑗曾不辞辛苦地为在兰州举办的全国文体学讲习班讲学，为培养我国高等学校中的第一批文体学师资队伍做出贡献。在此前后，我参加过钱瑗教授主编的《实用英语文体学》（1991年出版）书稿的审稿会。所有这些，使钱瑗教授的学术形象在我心目中逐渐丰满起来。她的专著既不侈谈理论，也不一味文学，而是强调英语的实用语体，这更能适应英语学习者的需要。文如其人，钱瑗其人和她的专著最能说明这个道理。
钱瑗邀请我参加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培养的第一个硕士生陈向明的论文答辩，并让我任评委会主席。陈向明的论文和在答辩时的表现都很优秀，这表明钱瑗教授在选拔人才和培养人才方面都很到位。陈后来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很有成就。可是就我来说，每当有人向我谈到陈向明，不管她是博士、教授、博导，或是所长、院长，我首先想到的是她的老师——钱瑗教授，她为国家和北京师范大学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又—个优秀人才。这是历史，不可抹杀不能更改的历史。
如果说，上面谈的是钱瑗学术上的成就，有必要谈谈她人格上的魅力。我和钱瑗多次参加科研成果的评奖和一些学校申报博士生导师的校外评审工作，两者都要求不徇私情，在学术上严格把关。这恰恰是我的最大弱点，也许是我给历次运动整怕了，只求下半生安安稳稳，不出事，不要得罪人，特别是对行政领导和学术界的权威，在讨论中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钱瑗则敢于发表意见，坚持原则，不管是某某领导、某某名牌学校、某某名教授，她都能表里如一，说出自己的评审意见。我往往从她的为人得到启示，得到力量，解剖自己，鞭策自己。
钱瑗不光是学术带头人，而且还要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如当过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系副主任。她起早贪黑，应对各种事务。可惜领导很少关心她的健康和生活情况。据说最初学校不解决她的住房问题，经过多次反映后，算是在集体宿舍里给了她一个床位，是和打字员合住一个房间。堂堂一个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休息？如何备课？可是钱瑗仍是“拼命地”、“卖命地” 工作。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爱的，钱瑗教授就是一个榜样，尽管可爱之余，令人感到辛酸。
钱瑗终于顶不住了，一些病症开始显露，最后她住进温泉的胸科医院。我去探望，让我的学生帮忙买些鲜花，说明是看望病人的。碰巧那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上市的只有玫瑰花，价格走俏（一朵玫瑰花20元！）。学生代我买了五朵，老板发了善心，又送了一朵,我就是拿着六朵红玫瑰进入钱瑗病房的。我一生没有买过鲜花，送过鲜花，这是我第一次向一位女士送红玫瑰，送六朵红玫瑰！那天下午，天气特好，钱瑗的精神也很好。她告诉我，她正在写一篇文章，是人家约的，一直没有时间完成。此情此景，令人钦佩，又令人难过,一个在和病魔战斗的人，还要利用生命的每一个分秒工作着。
又过几天，我和北京大学的陶洁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钱青教授和吴冰教授结伴看望。在言谈中，她仍是那么高兴却非常神秘地跟我说，她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我正在迷惑不解之际，她慢慢解释道，她的课已停了一段时间，很对不起学生；她新招的博士生她顾不上，因此她正在跟北师大外语系的领导商量，请我去把她的课上完，并代为指导她的博士生。她又说，北师大经济条件差，劳务费不会太高……我完全被她的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打动。她在这样一个时刻，还在考虑她的学生，考虑北师大外语系的发展。我不知道北师大的党委和校领导是否了解这个情况。如果我们的高校能在每一个院系挖掘和发现一两个钱瑗式的老师，支持她或他的工作，并能关心她或他的生活和健康，我坚信这个学校一定是有凝聚力的、有希望的。
钱瑗走了！勇敢地！悲壮地！悄悄地！我同辈中的女杰走了！我认识的钱瑗走了！
2004年8月27日
北京大学蓝旗营
《我们的钱瑗》 Ⅱ董衡巽：钱瑗印象
钱瑗1950年因病休学,妈妈为她补习功课,每周作文一篇,周末钱钟书回来为她修改
在杨绛先生的《我们仨》里，圆圆（即钱瑗）的形象颇为突出。她说：“钱瑗和爸爸最‘哥儿们’，锺书说女儿像他。”“他们仨”好似朋友，有时候没大没小，平等之极。
真要说“没大没小”，也不是这么回事。杨先生就如何教育孩子，拿钱瑗打比方，对我说过。比如，钱瑗要吃个鸡蛋，先问爸爸吃不吃，爸爸说不吃，再问妈妈吃不吃，妈妈说不吃，圆圆才吃。可见，他们的家教还是很严的。
我同钱瑗有过几次接触，虽然交往不深，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我第一次见她大概是1974年。我们从河南干校返京，听说钱锺书先生病了，我约郑土生先生一同去北师大探望。我们对北师大地理环境不熟，又是在晚上，辨不清方向，好不容易找到小红楼。我们进了屋，只见钱先生靠在床上，头下垫了不少枕头、被子之类的东西，垫得高高的。钱先生见我们来显得很高兴，说了许多话，可我们一句也听不清，不懂他说了什么。杨先生在一旁解释，说钱先生哮喘病病危，经抢救脱险，因大脑皮层缺氧硬化，说不清楚话。钱瑗见客人来了，也很兴奋，不过“家里”条件差，拿不出茶水招待我们，却给我们变了一套戏法。她拿起两只空碗，往桌上一扣，再翻开，里面居然变出两枚五分钱的硬币。她手法利索，变了几次，我们看不出什么破绽来，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变的，很专业的。
第二次是在1976年地震期间。我们在学部大院住的人都躲进大食堂，一家家床挨床，杨先生他们的床就挨着我们家的，朝夕相处。钱瑗的丈夫来过两次，他好像懂点建筑，说这食堂顶是铁皮做的，很轻，住在里面很安全。有一次钱瑗一个人来，是给她爸妈送什么东西。临走时杨先生叫我送送。我送她到东单。一路上她跟我说她爸妈怎么“不听话”。依她的意思是让他们俩去上海躲地震，可两位先生就是不听。她好像还用了“不乖”这个词。我心想，她说话的口气怎么像长辈似的。正如《我们仨》里说的：“阿圆长大了，会照顾人，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用钱瑗的话说：“我们（指钱先生和她）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哥哥，只配做弟弟。”所以，你别看钱杨两位在外面名声赫赫，在家里还要服钱瑗管。钱瑗是BOSS，是“一家之主”。
第三次接触是在他们搬到三里河之后。我因为想研究海明威的文体风格，去请教钱瑗关于国外文体学研究现状。她说国外的文体学分许多流派，她推荐我看福勒（R. Fowler）的书，借我《文学风格与结构》（Style and Structure in Literature, 1975）等几部代表作。我翻阅了这些书之后，发现自己对文体风格的理解是狭义的、老派的，广义的文体学的书值得花一辈子去研究。她还指出，国内出版的关于文体学的书有些错误。虽然作者是名人，她却直言不讳，毫无顾忌，这一点同她爸爸极为相似。
钱瑗后来还担任教委一些教学评论组的评委。她的做派，正如陶洁先生所说，你想去走她的后门，非被她骂出来不可。
钱瑗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刚正严肃的学者。
2004年8月14日
Ⅱ吴学昭：记钱瑗一二事
钱瑗画的国画
吴学昭，燕京大学毕业，任职于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我不是钱瑗的学生，没有上过她的课，可是她的聪慧灵敏、反应特快，我领教过，印象深刻。
1993年3月，钱锺书先生应我之请为《吴宓日记》作序，其中有段话说：
先君与 先师雅故，不才入清华时，诸承先师知爱。本毕业于美国教会中学，于英美文学浅尝一二。及闻先师于课程规划倡“博雅”之说，心眼大开，稍识祈问；今代美国时流所讥DWEMS，正不才宿秉师说，拳拳勿失者也。
这个“DWEMS”当时在国内还很少见，我查了许多辞典，不得要领。向北大和正在美国访问的两位先生请教，他们告诉我：D＝ dead死人的，古的；W＝white白人的；E＝European欧洲的，非亚非拉的；M＝male男性的，非女性的；S＝sexist歧视性别的，歧视妇女的。意思是美国新派人物（女权主义者及少数民族代表们）反对大学课程为“大、洋、古”所垄断。西方的“大、洋、古”被他们称为DWEMS。这些进步人们要求大学课程应增加“活人的、有色人种的、亚非拉的、女性的和不歧视妇女”的内容。钱先生并不赞成美国新派人物的主张，仍不肯丢失吴先生昔日所教给学生的内容（也就是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相结合的人文主义传统）。
我对“S”的解释有点拿不稳，又不好去问钱先生，他正生病住院。与杨绛先生通话，没谈几句，钱瑗已查到出处，有根有据， DWEMs即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s”乃小写，是复数的意思，而柏拉图就是DWEMs的一个典型，a dead white European male！估计钱先生正是读了女儿刚从英国带回的一本最近出版的词典，就把其中的新词写进序言里了。
人们奇怪钱瑗是俄语专业出身，一下改教英语，居然驾轻就熟、有声有色。这固然与她天资聪颖、善于观察吸收有关，更由于她的勤奋用功，酷爱读书，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她有自家打下的英文底子。
钱瑗从小体弱，经常休学。1949年随父母由上海来北平清华大学，就因为身体不好没有上学。考上高中后，读了三个学期，又因病休学。杨绛先生当时已调入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先生借调城内工作，钱瑗和妈妈作伴。杨先生正在阅读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小说之外，也读作者的传记和书信等等，经常从图书馆把一摞摞洋书抱回家，读完后又一摞摞送还图书馆。钱瑗闲来无事，就把妈妈所借的书读来消遣。那时她十五六岁，上高中二年级，初读英国小说，不免生吞活剥，但是她自己会克服困难。休学一年，读了大量英文书籍，虽改习俄语，英语也不会忘记了。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钱瑗被公派到英国留学。一次，参观夏绿蒂·勃朗特的家，厅里挂了一幅很大的画像，钱瑗说这是萨克雷，陪同参观的人都说不会吧。后来一问管理人员，果然确认是萨克雷。大家感到惊讶，他们哪里知道眼前这个中国学生十五六岁就已从妈妈借的书中见过萨克雷的相片，还读过评论家说夏绿蒂·勃朗特暗恋萨克雷，而且《简·爱》里的罗彻斯特写的就是萨克雷！
钱瑗真可谓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她对事物的观察自小也挺敏锐哩。
钱锺书先生初到清华也在外文系授课，有时在家阅外文系学生的课卷，让钱瑗帮助给记成绩。一次，钱瑗没头没脑地对爸爸说： “英若诚跟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钱先生说：“你怎么知道？”钱瑗指指课卷：“你看全班学生的课卷全用蓝墨水写的，只有他俩用的紫墨水。”
钱瑗猜的没错，英若诚和吴世良，这两个同班同学的确关系亲密。他们同是戏剧爱好者，同属清华骆驼剧团的演员，共同主演过俄罗斯B.A.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改编的戏《第四十一》，英若诚演被俘的白俄军官，吴世良则演押送他的红军女战士。两人从清华毕业后，一起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结为伉俪，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地过了一辈子。
钱瑗的故事很多，都很有意思。真可惜这粒从小被祖父认定的读书种子，在家中担任着多种角色的乖乖女，深受朋友和学生喜爱的钱瑗，还没来得及充分发挥她的聪明才智、教书育人，就遽然离我们而去；怎能让所有认识她或知道她的人，不为此深感伤痛和惋惜。痛哉，钱瑗！
章廷桦，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1997年3月4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终年59岁。她是钱锺书和杨绛的独女，我大学的同窗。
同窗数载，却未去过她家。毕业后，钱瑗、我妻海云和我都留校工作。1960年春节前后
她邀我们到家作客。进门落座，杨绛先生送来热茶和饼干，钱锺书先生也出来帮女儿待客。他说：“常听阿圆提起你们，欢迎来作客。”谈话中钱老得知我是江阴人，高兴地说：“哎唷，巧啦，我是无锡人，我们是同乡嘛！解放前苏南人有个说法：江阴强盗无锡贼，盗与贼是一家子嘛！”说罢哈哈大笑。钱老爽朗健谈，妙语连珠，给我的印象极深。接着他谈到我们北师大英语教授郑儒箴先生同他一起翻译《毛选》，说郑教授工作认真，笔语极好。钱老谈兴很浓，讲到翻译时如何注意两种语言的特点，提到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只可惜当时我年轻幼稚，不识真金，错过了向他讨教的机会。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我和钱瑗是从外语系抽调的，我搞编辑，她搞美术。搞美术的在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大将：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ao（妖）”，这便是“妖”的由来；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的头衔当之无愧；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他当然是“鬼”无疑了；而钱瑗是四人中惟一的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 “妖”和“怪”经多年的交往，恋爱，终成眷属，人们戏称“妖怪联姻”，他们的婚姻很美满。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曾提到女婿王德一。 1969年11月，送钱老上车时，王德一见有人行李太多，便上前相助，文章写了此时钱杨二老的心情：“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这是钱锺书先生赠女婿的号，杨先生文章里总用“得一”。 ——编者注）和善忠厚，阿圆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可谁想就在半年之后，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的最大打击。如今，27年之后，“怪”也随“妖”而去。3月8日，“魔”与“鬼”齐来同遗体告别。当年悲愤送 “妖”，今日沉痛别“怪”，令人感慨万千。
不久前，我见到北京女12中55届毕业生名录，其中每人有一段自我介绍。钱瑗是这么写的：“1959年毕业，一直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工作，‘文革’前教俄语，现在教英语，并负责一个以‘英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培养项目。每学期上两三门专业课，备课虽吃力，但能不断学习新东西，真是‘惟学半’。”这不足百字的自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谦逊。她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第一个提升教授和博导的，可她总觉得自己原本的专业是俄语，现在改教英语，应加倍努力，边教边学，于是才有上述“惟学半”之说。其实，钱瑗家学渊源，英语基础扎实，在学俄语的同时也未中断学英语，1966年改教英语时水平已不低。1978年在英国兰开斯脱大学进修两年，1990年又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访学，攻研英语文体学、语用学及应用语言学，编写出《英语文体学教程》（英语版），并写出《英语言语节奏与英诗格律》等文章。有人说，她出于学界巨擘之家，其论著肯定得力于父母。可据我了解，钱瑗有疑难时，钱杨二老总是提出查找范围或书名，让她自己去找、去读，自己解决问题。
60年代我和钱瑗同在一个教研室，对她的工作认真、治学严谨是深有体会的。后来我调出专搞文学，大家联系不多。1993年我又回到外语系，这时的她已是博导、系学术带头人，满脑子装的都是学科的发展和梯队的建设。她当时负责主持一个中英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项目，五年共培养了研究生和助教班生90余人，被英国海外发展署和文化协会誉为“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在国内也分别获得北师大和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
做教授、当博导，当然是好事，可其中甘苦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钱瑗淡泊名利，可重视肩上的责任。因为人手不够，她这个博导除了研究生的课还开本科生的课。加上她住在城里，来往不便，所以课安排得集中，一周有两个上午要上四节课。四节连轴转是很累的。此时，她像部队处于一级战备那样，精神亢奋而紧张。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遇到这种情况，平时沉稳而有风度的博导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为了不误课，只有一个办法：早起早走。一次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后出门，一路急走，赶到车站，盼车，挤车……总算到了学校，松了口气，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一低头，发现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黄一黑，真是忙中出错！怎么办呢？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看起来，这只是件令人发笑的小事，可却说明钱瑗精神的紧张程度，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已经松不下来。一次我问她近况如何，她答：“心力交瘁。”我劝她赶快“勒马”，她说：“我是在虎背上……。”
一个人有了成就，有了头衔，就有了名气，而有了名气则又会招来更多的头衔，不管你干得了干不了，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钱瑗的头衔确是不少：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各种委员……一个个头衔和职务就像套在身上的一条条绳索，勒得钱瑗动弹不得。再加上她是出名的“死心眼”，办事认真得让人吃惊，也令人敬佩。拿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来说，钱瑗是校评审委员、外语学科评审组组长，事务繁杂，耗时费心，而且还有全国各地为提职称而寄来的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专著，请她评审。要评审，必须研读，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一次，外省某大学寄来一篇论文，钱瑗读后有似曾相识之感，再读则更觉有抄袭之嫌，然此事干系重大，不可贸然下定论。于是她根据记忆，翻遍书架，终于找到原书，再从头通读，列出抄袭部分的页码和段落。事后该校写来了感谢信，可他们并不知道钱瑗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
《我们的钱瑗》 Ⅲ章廷桦：同窗钱瑗(2)
钱瑗把旁人看来是“分外之事”也都负责担当。事例很多，如她发现外语系资料室翁某平时勤奋自学，并抽时间旁听大学课程，便主动为他批改作业，指导他读书，连续几年，从不间断，终于使这位有志青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民族大学的研究生。
日前，多年同钱瑗共事的陈教授谈起一件使他难忘的事。1996 年初，陈去钱家探望。闲谈中钱瑗捧出一部很厚的辞书——《韦氏英语大辞典》。陈不解其意，打开一看，见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字，再往下翻，几乎每页如此，而全书有好几千页，这是多么大的工程啊！面对陈惊奇的目光，钱瑗解释说：“我父亲在下放期间，把这本辞典带在身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对每个辞条都作了认真的审读和详尽的评注：修改、补充、更正，旁征博引，等于重新修订了这部辞书。”陈教授激动地说：“这可是宝贝呀！以后要靠你把它整理出来啦！”钱瑗答：“可惜我自顾不暇。”陈教授感慨地说：“钱老的学风是传家宝，对钱瑗的影响极大。上海某高校编写的《英语精读课本》，是钱瑗主审。她同样是逐字逐句，从头至尾反复读了几遍，不少书页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人非钢铁，而钢铁“过度疲劳”也会断裂。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钱瑗这块钢铁出现了裂纹，先是咳嗽，继而腰疼。让她去看病，她说不要紧，休息休息就能好，实在不行，就在回家时顺路买点药丸吃吃，就算“治”了病。1996年春，腰疾加剧，一日清晨竟无法坐起，瞒着老母悄悄打电话到外语系求助。尽管她不愿意，可还是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并且不排除有癌细胞的可能。以后再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住进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已是病入膏肓了。
上述诊断结果对病人是保密的。可钱瑗早已心中有数，亲友的神情、大夫的谈话、服用的药物及采取的医疗措施早已泄露了天机。可她装作不知，不问病，不谈病，似乎只是挪了挪上班地点，在病床上依旧工作，定期给博、硕士生指导，为国家教委《外语专业21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科研课题写研讨提纲，还特地为《中小学外语教学》杂志写了篇稿子。我在电话里提到稿子的事，劝她多休息。她说：“这是还文债。答应很久的事了，欠债总是不好的。”
学校为了保证病人休息，不让更多人去看望，我只好打电话和写信。一次托陈教授带去一信，给她念完后，她显得很高兴，说这是老同学的信，小心地收藏在枕下。去年11月初，听说病情恶化，我和老伴顾不得“禁令”，赶到医院，我们坐在她床前，三人相对，我深情地说：“特洛伊卡”（俄语，三人小组，三套马车之意），她会意地微微点头。当年在班里我是团支书，钱瑗是组委，海云是宣委，40多年前的“特洛伊卡”今日重聚病榻之旁，自是感慨万端，我们拿出老同学的照片、信件，共同回忆着以往的岁月，交谈着现今同学们的情况。海云带来一个俄罗斯木套娃，钱瑗惊喜地说：“啊，马特廖什卡（俄语），多可爱呀！以前我也有一个，可是……一次家里来了个小客人，我父亲不会哄孩子，就拿这马特廖什卡让他玩，并送给了他，我真舍不得！”只见她把木套娃一个个地打开，摆成一排，从大到小，一共五个。她一个个地抚摩，目光中含着真情，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她一生没生育，没有自己的孩子，可在这垂危的时刻却仍充满母爱……闲谈中我们问起她父亲，她说：“父亲也在医院，他知道我也病了也住医院了。我给他写过信，我母亲经常为我们两个传递消息。可是……”她话语无限惆怅地咽住不说了。她还告诉我们：“我母亲曾对父亲说，他这么病着，真可怜。可父亲说：‘我不可怜，你们才可怜，要照看病人。’我现在觉得真是这样，我妈最可怜。86岁了，还要照顾两个病人。”自她入院以后，就不让母亲来看望，怕母亲见到她那副样子痛心。可是她们母女每晚通电话。
此时的钱瑗，肺癌扩散，肺功能极弱，整天离不开氧气！癌细胞侵入骨骼，脊椎骨质疏松，只能平躺不动。背上的褥疮溃烂得露出骨头，也无法翻身治疗。下身瘫痪，肠胃失去蠕动能力，不能进食，只能输液。而全身可输液的静脉已经扎烂，只好另想别法。我们去的那天正赶上大夫给她做一个小手术，在左肩胛骨下开一个输液小口。据说第一次是在右边开的口，结果没成功，又改在左边，反复折腾，其痛苦可想而知。见到我们，她笑着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她用玩笑掩盖自己的痛苦，为的是不让别人为她痛苦。
就在这恶疾缠身、生命垂危的情况下，钱瑗仍惦着工作，想着别人——她随时把想到的事记下来或交待别人，说自己身子不听使唤，脑子还可以想；她张罗着为云南老同学的老伴治病买药，并把一笔刚收到的稿费寄去……她有多少要操心的事呵！
今年3月初，她提出想见母亲，大概已预感到最后的日子来临了。3月4日下午17点47分心脏停止了跳动。还有两个月就到60周岁。我们原打算给她在病床做“六十大寿”的。
她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我曾劝她，古人说：“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要保护自己，学会说“不！”她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做不到，一干起来就忘记一切。每年的体检“没时间”参加，长期的咳嗽和腰疼不去诊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而得不到休整，违背张弛之道，终于酿成大灾。这是悲剧！近来我常想：像钱瑗这样国家多年培养的人才，全身心投入事业而不知保护自己的人——谁来保护他们？亲友？领导？各级组织？还是政府？难道能看着他们一个个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无所作为吗？
1997年9月6日
Ⅲ叶坦：天堂就在她的心里(1)
20世纪90年代早期,钱瑗在某讲座上
叶坦，美国南卡大学比较戏剧教授。
那是1973年初秋，一个嫩寒初侵的清晨。我们北师大英语专业的几个学生在文史楼前打排球，一个球飞出圈外，钱瑗刚好从楼里出来，险些砸到她，她不愠不恼，把手里的书放下，一溜小跑，追过去，把球捡起来，扔回给我们。扔的时候，微笑着，还轻轻跳了一下。好像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钱瑗。她快乐、优雅，而且对学生很友好，但是一看她扔球的姿势就知道她不擅运动。有的人你跟他打了一辈子交道，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有的人你见他一面，就把他看出个八九不离十。钱瑗属于后一种人。
很快跟她混熟了，发现她还很幽默。这其实是一种本事，或者说是在禁锢时期的一种巧妙的呼吸方式。“文革”关了七年大门的师大，终于又把门打开了，然而“文革”余风尚烈，领导、教师、学生中均有一批政治骁将。钱瑗通常不去跟他们缠，谈起他们来也少有激烈，她常用的是一种惊奇的语调，潜台词好像是说：“竟然会那样！你看多逗啊！”
后来“批林批孔”闹得如火如荼，天天下午不上课，开批判会，正值“无趣到死”（这是钱瑗与我都很爱用的、对“bored to death”的翻译）之时，她和我都被调去画“批林批孔”的漫画。漫画组四个人，另外两位是与我同届的女生，也是快“无趣到死”的人，不用开会，还可以画画儿，真有一点儿出笼之鸟的愉快，管他画什么！于是经常互相逗乐儿，唇枪舌剑、妙语如珠。渐渐我发现钱瑗常与另外两位女将同一营垒，拿我开心，原因我现在猜，其一是她根深蒂固的女权主义；其二是我当时颇有些自傲，把我“麒麟皮下的马脚”揭露出来，总是她很得意的事。
那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据说是伟大领袖写的诗，其中有句曰：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里没有杀人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便把自己的小折叠刀称为“杀人刀”。钱瑗对此很欣赏，每次找我借刀削铅笔，就说：“叶坦，且把你那把杀人刀借我一用。”有次借刀，她把那话重复了一遍，而且声音相当严肃。我不禁回过头，原来她说第一遍的时候，有位政治辅导员从门口过，听了大惊，又折回来偷听，钱瑗瞥见，第二遍就是说给她听的。当然，我那刀光一现，必然使辅导员失望了，也让钱瑗与我笑了半天。那天她格外高兴，又带我去她家玩儿，给我看了她收藏的一些宝贝，并送了我一幅周思聪的《读书图》，画的是一男一女两个西藏学童。许多年后，看着客厅里的那幅《读书图》，突然发现漫画组的那段日子竟是我在师大最愉快的时光。
钱瑗喜欢美术，也喜欢其他艺术。她并不赶潮流，也不自命风雅，但绝对有自己的见解，所以跟她谈，很放松也很有趣。大概是在漫画组里养成的习惯，我们的交流常常以调侃、揶揄，或者争论的方式出现。有时在文史楼擦肩而过，互相也要来那么一两句，言语间常弥漫着一股好闻的火药味儿。
出国后我时不时地把国外的感受和作品寄给她，渐行渐远，遣词造句也渐渐正规，过去的幽默也渐渐要从字里行间细细体会了。有次我从纽约给她寄去一篇文章，她回信说：你的《纽约东村兴衰记》我拜读了。正好我看过几篇有关 FUN画廊的介绍，所以使我对此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不知你有否在那里展出过你的画。北京最近也有一些青年人的画展，我没有时间去看，从电视上看到几幅，也未脱摹仿某些西方三四十年代的窠臼。我现在对于诗歌的taste能比较“开放” ，但对于画就比较保守一点（在英国我特意去参观了两次Tate画廊），对于音乐则最保守，甚至德彪西、拉维尔、Prokofiev等都受不了。
其实钱瑗在很多方面都很“保守”，或者用“文革”前后的套词儿叫“正统”。钱瑗是党员，倘若她是那种拿马列主义当手电棒、专照别人的党员，我早就敬而远之了。她不是那种人，有些话是她信任我，才肯对我说的。其实我也信任她，当时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由，只因为她在困难的时候替我说过话。
我入师大时，正是工宣队称雄的日子。我以前在中小学均已学过英语，却不得不与工农兵学员们坐在一起，从字母学起，实在是很痛苦。有一天钱瑗兴奋地跑来，对我说：“我在支部会上提了，学生根据程度分班。”然而事态的发展与我们所希冀的正好相反。有几个成绩不好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外语系有只专不红的倾向，造成英语专业的学生两极分化。分班的事不了了之。我只好从外边借了一套英国出的听力练习录音，课下自己听，不料又被某位老师告到上边。于是系总支和工宣队联合召开全系大会，会上工宣队义愤填膺地说：“一会儿汽车嘟嘟嘟来了、一会儿汽车嘟嘟嘟又走了，这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吗！”我远远地与钱瑗对视了一眼，她的目光里没有我觉得应该有的讽刺的笑意，也没有忿怒，只是相当严肃。我知道她是不希望我有任何据理力争的企图。会下她说：“今天你表现得不错。以后也别闹了，没有用的。”不过她自己却对系里某些做法数次表示不满，有一次居然在会议上公开说：“××（系总支书记）就是极左。”这话当时在系里恐怕只有钱瑗敢说。
钱瑗有着江南女儿的秀丽与精致，跟她不熟的人会因之以为她是柔弱的，其实不然。她忠奸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她臧否人物，痛快淋漓。
《我们的钱瑗》 Ⅲ叶坦：天堂就在她的心里(2)
80年代中期的中国常给人以闹哄哄、乱糟糟的感觉，而这之中的钱瑗却心清如水。可是看着她的信，我心里不太好过，因为我看到了在她像蜜蜂、像蚕一般奉献的同时，岁月的霜雪已悄悄爬上了她的鬓角：系里现在设法多开一些“创收班”（如为一个公司培训外语人才、教“托福”班、代培研究生），这样，使教师多点收入。有些助教工资虽低，但是如果每一个星期教两个晚上夜校，一个月就多拿150元左右，有的人还要多些。我没有问过别人，但看起来，“超前”消费的水平也不低。我是自己不想去 “创收”，所以除工资外，每月还加50～60元超工作量奖金，可能比一般的售货员都不如，但因我不需要在化妆方面花钱，也不必急于买各种status symbols来“显摆”自己的身份，所以也还凑合。也许是人老了，对问题的看法与年轻人不同了，本来就没有什么攀比之心，现在则更是“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了。
钱瑗说她不施粉黛，我倒很相信，想起翦伯赞写昭君的一句诗：“莫道蛾眉无志气，不将颜色媚君王”，不过用在她身上应该是“不将颜色媚世俗”；我相信，还因为我知道她不喜欢任何不自然的东西。她讨厌虚假，热爱真实。而在她，研究与教学则是最实在的。她信上跟我说：
这几年我自己比较高兴的是自觉在学业上有所长进，尽管我干了六年行政，但还没有太落后。因为咱们之间有一种友情，所以我可以对你小吹牛。当然，我现在也是矛盾心理，一方面上起课来还是很热心、很严格；另一方面眼看着自己教出来的学生都不肯当教师（我当然不能阻挡他们的“前程”），一个一个到什么外资公司、到外国的都一去不返，也使我很伤心。
使她伤心的也包括我。自从钱瑗当了系领导以后，每次来信都把系里的“老弱残兵”一个萝卜一个坑地跟我数，要我回去以后帮她打 “翻身仗”，希望我能给她教莎士比亚及其他戏剧，“当然……能教的课越多越好”。她还提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张先生建议你要“博”，要扩大知识面，而我则认为你在广博的基础上，语言还需“精”、“深”一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知你语言学、文体学、Pragmatics，Discourse Analysis之类课是否也学，学一点对你分析戏剧很有好处的。
那时候我确实是准备回国，但不是回师大而是去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怕她生气，便支支吾吾。然而以她的聪明，我是瞒不过她的。不久她又来了一信：你现在哥大是否还在搞你的比较戏剧？论文完了之后有什么打算？云游世界以后，文史楼这个破地方你还愿意回吗？我们还是欢迎你的，但也不敢奢望。
她的话听起来很客气，但我太知道她的措辞法了，那里边有深深的失望与责备。后来，出了八九年的那些事，我电影学院也没去成。
一晃又是许多年，钱瑗依然还是那个与我为善的钱瑗。她在信上说：至于说到对过去理想的失望问题，我想理想总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与理想相比，总是令人不能满意的，如果满意了，大约就没有追求了。月亮的美丽也是因为远，因为“借”了光。Neil Armstrong等关于月亮的描写就会使我们关于蟾宫玉兔之类想象大扫兴的……关于你自己，我也提不出什么建议，主要是可能你的脾气已经“美国”化，对于国内的处世要求，已不习惯，（我也不习惯，常常骂，但我也不去求什么，所以，也无所谓。）也会产生各种矛盾。但只要你记着我爷爷的话（我爷爷曾讲：“我也不知道哪国的月亮圆，只知道没有哪个国家写过像中国那么多的月亮诗。一个有修养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早晚是会回来看看的。
算算我所见过的人，真正有理想的少得可怜。钱瑗是少数中间的一个，但她从不标榜。只是有一次我大发玄想，说世界在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人更渺小，比蜉蝣强不了多少。她不同意，说了一番她平常不太说的话：“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后来好久没有信，我以为她一定是忙，结果得知她是住院了，我心里就开始打鼓，因为她很少生病，生了病也很少住院。打电话到她病房问她：“你是怎么搞的？趴下啦？”她说：“好汉就怕病来磨。”接着就转了话题，来问我的事：“最近又干了什么‘好’ 事，说来听听！”我就努力地东扯西扯，她安静地听着，不时发出轻声的微笑。我觉着不是我在安慰她，反是她在安慰我。如是几次电话，她总把话题引到别处，不谈她的病。不过她的话语、她的笑声都越来越吃力了。最后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就问她，有什么药我可以给她在美国买。她又笑了，仿佛又见我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说：“叶坦哪，你还不知道？有的病，药是治不好的。”听到她那话，压抑良久的潮水一下子涌上了我的眼帘。
三十年风云变幻，多少物是人非！惟只有钱瑗，还是那么勇敢、善良、豁达，还是那么天使般地快乐并把快乐施舍给地狱里的人们。可是“生死有命”：偌大一个中国、偌大一个世界，成千上万多一个少一个都不算数的人物，都悠然自得地踱向天年，怎么偏容不得千里难寻、万里难觅的钱瑗！命运太残酷也太不讲理了！那一刻，我真恨不得马上飞回去看看她；然而我又怕看到她，因为她在我心里应该永远是1973年朝晖里那仪态万方的钱瑗。正当我的喉咙里好像塞了一块什么东西、欲说还休时，她却又说话了：“你那边时间不早了吧？明天你还要上班。我也有点累了。挂了—— 啊？”我张张嘴，不知说了句什么，忽听得她那边“叮铃”一声响，仿佛是谁轻轻叩开了天堂之门。
《我们的钱瑗》 Ⅲ黎虎：钱瑗伉俪事略补正(1)
1974年5月4日钱瑗与杨伟成注册结婚后于北海公司合影留念
黎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夏志清先生《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原载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9月 30日《参考消息》转载）一文在评介杨绛先生《我们仨》等作品时，有一段叙述钱锺书、杨绛的女儿钱瑗及其夫婿的文字：“在 ‘文革’社会的紧张生活下，阿瑗根本没有时间去恋爱。大概已经30岁出头了，她在工厂里做工，交识了一位‘和善忠厚’的工人王得一，也就同他结婚了。此人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因而自杀以求解脱，那时阿瑗33岁。”读后不禁愕然，因为这里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文中所称阿瑗即杨绛《我们仨》中的主人翁之一钱瑗；“王得一”即钱瑗的前夫。于是我立即找来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和《干校六记》，对照之后发现涉及钱瑗的夫婿的记述在《我们仨》中很少，主要是在《干校六记》中，而夏先生这段文字在杨绛先生的两书中并无类似的记述。我对杨绛先生的著述了解不多，不知夏先生这段文字是否别有所据？但不论夏文所据为何，上述记叙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我与钱瑗伉俪都熟悉，了解个中真相。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为了表示对于故友的纪念，故稍事补苴钱瑗伉俪的有关事略于后。
钱瑗的前夫与我是大学的同年级同学，我们于1955年9月同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全年级九十余人，分为三个班，他在二班，我在三班。首先需要“正名”。夏文和杨绛先生的作品中钱瑗前夫的名字都被写成“王得一”，事实上他的名字是王德一，在他大学四年和日后工作中直到辞世都一直用这个“德”，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得”字。他出生于1937年3月，籍贯是山东济宁。大学读书期间，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采取五级计分法，他的学业成绩大部分得的是“优”。1956年搞了一阵子“向科学进军”，王德一被评为“优等生”。四年中他先后担任过学习班长和班主席。1959年7月毕业时，我们两人一起留校，在历史系当助教。他被分配到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一直没有调动，我被分配到中国现代史教研组一年后，转入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从此我和他的交往比在上学时更为密切了。他参加工作不久就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得不错，颇受学生欢迎，这与他的勤奋有关。记得有一天很晚，我看见他一个人在教研组伏案而写，铺着厚厚的一摞稿纸，额角沁着小汗珠。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是修改讲稿。大概第二年他就承担了一个学期的课程，这在青年教师中是很突出的。他也善于为文，故在人民公社化时，大约1959年秋冬，我们一起被历史系领导派去北京郊区的房山人民公社编写公社史，共同“战斗”了半年之久，主要由我们二人执笔写成了一本十余万字的《房山人民公社史》，油印成册，不过后来并没有正式出版。这就是钱瑗的前夫的真实情况，他根本不是什么工人，而是一位大学教师。至于说王德一 “和善忠厚”倒是符合事实的，这在《干校六记》中有一些生动的叙述，与我所了解的王德一是一致的。当时钱瑗在俄语系上学，与王德一是同一届学生。俄语系与历史系同在一个楼——“文史楼”，俄语系在一、二楼，历史系在三、四楼。钱瑗也于1956年被评为“优等生”，1959年7月毕业时也留校工作，在俄语系当助教。1966年转入外语系英语专业工作。他们二人的学历、经历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钱瑗伉俪的婚恋，也不是夏文所描绘的那样。钱瑗、王德一在大学读书时都是学校“美工队”的成员。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是很活跃的，校园中有各种各样的社团，“美工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二人都很喜爱绘画，画得都不错，我经常看见他们二人忙于“美工队”的活动，举凡宣传活动所需的海报、黑板报等绘画任务都是他们一起参与的。不过，这个时期王德一的恋人尚不是钱瑗，而是我们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毕业时那个女同学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他们的联系就日渐减少以至中断。毕业以后，钱瑗、王德一两人继续以绘画为学校的各种宣传活动服务。由于这种工作关系，他们之间的接触自然就很频繁。这时王德一曾经向钱瑗表露过爱慕之情，但是并没有得到钱瑗的积极回应。直到“文革”中钱瑗才主动向王德一示爱并明确双方的恋爱关系，而他们结婚则已经在“文革”发生后的第三年——1968年初了。由此可见他们相识、相恋的时日是相当长的，过程也是曲折的，并非一蹴而就，草草从事。
大约1967年冬，我与王德一一起去了一趟天津。那时“文革” 的昏热暂时告一段落，学校开始搞“复课闹革命”，宣传队派我们二人去天津师范学院了解那里的“复课闹革命”的情况，据说他们在这方面搞得好。我们花了半天时间在那里看了看大字报，后来就到街上吃饭，饭后逛商店时发现天津的豆制品等小菜品种比较丰富，于是王德一说要买几样带回去请钱瑗的父母吃。当时物资匮乏，这种食品属难得之物。那时他们尚未结婚，由此可见其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德一和钱瑗结婚以后就住在历史系单身教师的集体宿舍——四合院北楼二层西头的一间靠北面的房间里。当时我住在南面的一个房间。德一有时也回钱瑗家住。大约1969、1970年之际，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了，忙完学校的任务之后，我骑车回我迁在东城的住处时，德一也骑着车从后面追上了我，说是要回钱瑗父母家住。我们在地安门分手，我往东拐，他继续往南走地安门大街。
《我们的钱瑗》 Ⅲ黎虎：钱瑗伉俪事略补正(2)
至于王德一的自杀，也不是因为他“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云云。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王德一被驻校“宣传队”宣布隔离审查，其主要“罪行”是“炮打林副统帅”。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王德一在“文革”中除了一般的参加“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活动。从当时披露出来的“事实” 中得知，王德一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了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批资联委会”的工作。当时“宣传队”对他发动的攻势非常猛烈，仅举一例就可以想见其余：为了逼迫王德一“端正态度”，特意在文史楼三层西头的大教室里召开了一个历史系与外语系全体师生员工参加的联合“批斗”大会，其用意大家都明白：因为王德一的夫人是外语系的老师。用这种办法来“株连”家属，恐怕也属于“史无前例”的一项发明创造吧？此事件之后不久，有一天上午大约八点半左右，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当时全系师生员工混编为若干小组）正在文史楼三楼一间教室里由一位“军宣队”带领进行“天天读”，忽然杨家兴同学来敲我们的门，说：“不好了，王德一好像是在上吊！”杨家兴同学当时也是被隔离审查对象，他趁大家“天天读”的时间从自己专用的隔离室出来在楼道里溜达，从门缝里窥视王德一专用的隔离室时，发现了这一情况。我们立即蜂拥而出，由“军宣队”带头跑上四楼，由于王德一事先把门插上了，于是众人“强攻”才把门打开。只见王德一吊在北面窗户上的暖气管上，双手还紧紧攥着他在挣扎时抓住的垂挂在窗户周围的标语、大字报纸。人们立即把他解下，放在一张原先用于裱糊文物字画的大木案上，发现他已经气绝，人们围在他周围不知所措。这时我立即想到：只有马上找医生抢救，其他都无济于事。于是我没有向周围的任何人打招呼就奔下楼，骑上我买来不几年的 “飞鸽”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校医院。到了校医院值班室，我气喘吁吁地说明情况，请值班的周大夫快去急救。周大夫立即拿起急救箱，出来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我使劲蹬车，到了文史楼，急奔四楼。房间里的人们还围在王德一的周围，周大夫拨开众人，立即为王德一做人工呼吸和各种急救措施，累得满头大汗，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都感到非常惋惜。在他去世一年多以后，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增加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
王德一去世之后，钱瑗就搬出了四合院的历史系集体宿舍，从此我与她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不过到了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校先后成立了“优秀教学成果奖”和“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会”，我和钱瑗都是其中的 “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参与评审全校的优秀教学成果和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优秀学术著作等奖项的工作，这样就有机会经常在一起开会了。其间（1990年）她获得校级“优秀教学管理奖”，那是对她担任外语系副主任期间所作贡献的表彰。我与钱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我从历史系下楼回家时，在楼梯上碰见钱瑗，她也正在下楼准备回家。我们边走边谈，其中有一段对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说到当时社会上对于钱锺书先生的种种传说时，钱瑗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些传说很多都不是事实，是捕风捉影的编造。”我们在文史楼的西边分手，那时，她还是那样的急急匆匆而又神采奕奕，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年之后她就罹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了。
以上就是我在读了夏先生的大作和杨绛先生的大著之后对于钱瑗伉俪往事的一点补正。这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张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么再过几十年又将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忧心忡忡。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疾呼史以直书实录为贵，可以说直书实录乃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之一。纪实性文学作品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我们的钱瑗》 Ⅲ杨绛：关于德一
——补记黎虎《〈我们仨〉里的钱瑗伉俪事略补正》
《〈我们仨〉里的钱瑗伉俪事略补正》这篇文章里有我不知道的事；而我所知道的事，作者黎虎无从知道。所以我把他文章稍有错误处加以修订，如结婚日期，又添上这篇补记。
钱瑗曾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我跟着爸爸妈妈。”我只随她，对她的婚姻并不操切。
1966年8月，我和钱锺书先后成了“牛鬼蛇神”，将近一年后，先后走出“牛棚”。我意识到我们这批“老先生”，会“贬” 到边远或偏僻地区去劳改，而钱瑗是新中国儿女，未必能常和父母在一起。我把心上的忧虑和女儿讲了。我说：“你没个兄弟姊妹，孤零零一人，你总该找个伴儿。只要人品正直，性情忠厚，能做伴儿的就行。”
阿瑗静静地听着，觉得妈妈讲得有理。她慢吞吞地说：“有一个人。”她约略介绍了这人。
就在这星期周末，8月12日的下午，钱瑗带了王德一来家见父母。德一和阿瑗年貌相当，门户相当，他们俩的婚姻非常顺利。不多久，德一的大哥大嫂到我家来；又不久，我们夫妇到他家去，会见了他们一家人。德一兄弟三人，他是老三，上面还有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比我年长些。双方很融洽，议定年内完婚。王德一和钱瑗是1967年12月31日注册结婚的。新房设我家，没请客，只两家亲人聚聚。
1968年，小俩口在学校里也有个小窝。他们周末回家，老俩口、小俩口一起说说笑笑做饭洗碗，很开心。德一曾带我们到鼓楼前一家小馆子吃那儿拿手的鱼，锺书很欣赏，去过多次。德一回家来爱拉拉二胡，拉得不错。这年的12月，军工宣队进驻社会科学部（称“学部”）。1969年我们夫妇曾集中住学部办公室，小俩口也不能常回家。我们俩回家不久，5月19日，一对革命夫妻“掺沙子”住进我家，分去一半房子，逼我们立即让出房间。全亏德一居中斡旋，求得延期一星期。我们新买的一套沙发以及其他无处可放的家具，也全亏德一设法处理，然后把卖得的钱为我买了一台缝衣机。分房后，原先的客厅成了我们老俩口的卧室，也充吃饭间，也充会客室；东侧的套间是小俩口的卧室。这年11月11日，钱锺书下放干校。他在火车上和家人分别，从此没有再见德一。锺书曾说，德一可称“得一”，所以我在《干校六记》里用了“得一”这个称号。
1970年，小俩口分别下工厂劳动，休息日不同，两人亦不常见面，倒是我常和德一相聚。他妈妈擅烹调，经常做了好菜叫儿子带给我吃。学部正在揪“五一六”。德一很惊讶，问我真有“五一六”吗。我说真有，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流着眼泪在毛主席像前认罪了。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是被逼无奈，含冤自诬，所以个个流泪。德一说：“照这么讲，我反谭厚兰是‘反’对了！”
一次阿瑗回家，告诉我：“德一被划为‘五一六’了。”过两天德一回家，气愤得没法形容。他对我说：“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家。你们好好一个家，被我连累了。”我忙安慰他说：“一个人活一辈子，或迟或早总会碰上些倒霉事，与其晚，宁可早。反正我们一家人都支持你。”他说：“妈妈，我不愿意囚首垢面，可是我实在没劲儿去理发店，妈妈给我理个发行吗？”
钱瑗羡慕妈妈能理发，也想学，结婚后曾捉住德一供她实习。她不会用推子，推子夹住头发了，德一就叫。阿瑗笑说：“又没夹痛，你是要妈妈来救命吧？”我们老俩口在对屋听了，怜且笑，德一准是怕阿瑗剃出“楼梯”来。我只作痴聋，不闻不问。这回德一求我理发，我当然乐意。我一面好言抚慰，一面为他理了一个很漂亮的头。他到校就失去自由，没能再回来。他和阿瑗的婚姻，包含分离的时日，也只有两年五个月。可是钱瑗深得夫婿家人的热爱，所以他们对我也至今亲密。钱瑗遗体告别会上，德一的大哥、大嫂、侄女等都站在家属行列里。
2005年4月17日
钱瑗与钱钟书在北大中关园(1957年)
陶然，本名涂乃贤，原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印尼万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为《香港文学》总编辑。
2004年8月12日是离开北京南归的日子，一大早，雨就下个不停。在所住的京师大学餐厅吃过自助早餐，郭军丽、张仁强及其夫人树西，还有我，便撑开从酒店借来的雨伞，走向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楼侧的那棵雪松，在雨中留影。
并不是拍风景，而是拍那雨中雪松。因为，七年半之前，钱瑗不幸谢世，其部分骨灰便由她生前的同事和学生，围着这棵雪松撒了一圈。
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包括担任北师大校友总会执行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的郭军丽。这也难怪，学校那么大，人那么多，校内的事情，未必大家都清楚。这是头一天上午去探望杨绛时，我们才从她口中得知。
94岁的杨绛，一般闭门不见客了。她愿意见我们，可说是破例。
计程车载我们前往。门口有军人站岗。这地址，我并不陌生；那时，我和钱瑗通信，投的便是这个地址，直到她没有回信。后来才听说她不幸去世。其实我应该有预感，我和她通信多年，虽不密，但月中总有一封。久久无信，当时只以为她忙，也不便叨扰。哪里晓得她已经入院，写字也难。
进了大门，我们沿着林阴道前行，终于找到那栋楼。没有电梯。好在是三楼，爬上去，也不太费劲。据保姆说，杨绛有时也会下去走走。
保姆开门。她引我们在客厅的沙发坐下，我看见面前的玻璃茶几上，摆着一本7月号《香港文学》，忽然便有一种奇特的亲切感觉。杨绛从卧室出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对我说：“一直收到《香港文学》，还没机会谢谢呢。”
礼数周到。讲话时，杨绛的思路非常清晰，且十分冷静。只是说到钱瑗去世时，她无声地流泪了。郭军丽掩面而泣。树西、仁强和我，也止不住泪水。但杨绛很快就平复心情，说：“钱瑗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
我的心一阵抽搐。视线落在柜子上镶在镜框里的黑白相片，那是钱锺书、杨绛和钱瑗于1946年在上海的留影。看三人那端坐的样子，是在照相馆拍的吧。杨绛的《我们仨》，头一张相片，用的正是这一张。那时的钱瑗，大概十岁左右，一脸稚气，当然和后来我所认识的文静优雅的钱瑗老师不大相同。1984年的那个晚上，她站在香港中文大学宾馆前挥手目送仁强和我所乘坐的车子离去的姿态，便一直定影在我的记忆屏幕中，永不退潮。那也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了。
于今我坐在这里，以前抽象的地址，便落实成为具象。钱瑗曾经生活在这里，我以前便知道，只是那却是想像中的环境；如今脚踏实地，她却已经走了。
60年代末期在北京上大学时，正值“文革”；那时他们还住在东城的老家，有一晚，我和仁强上王府井东风市场二楼的“湘蜀餐厅”吃鱼香肉丝，饭后骑着自行车瞎逛，钻进一条胡同，他说：钱锺书家就在这附近，要不要去看看钱瑗？
当然也只是说说而已。那时北京一般人家哪有电话？只靠街道的公用电话传呼。虽然那时在北京，相互串门很普遍，但冒昧登门做不速之客，特别是串大学者钱锺书的家，始终不妥。也许是因为这种考虑，也许是别的原因，总之并没有去成。现在回想起来，倒真有点可惜。
不久前9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推出九万字的长篇散文《我们仨》，不论内陆版还是香港版，都热销，而且成为读书界的热门话题。陆文虎说：“虽然走笔自在、平实，却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度。”
“我们仨”，指的是钱锺书、杨绛、钱瑗一家人，但我以为，虽然表面上杨绛写的是“我们仨”，但实际上她主要写的是独生女钱瑗。附录中钱瑗的手稿、书信及她为父亲钱锺书画的多张速写，都在在留下了钱瑗的痕迹。钱锺书、杨绛名声太大，而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的钱瑗，由于从未涉足文坛，相对而言，自然没有父母那样尽人皆知。当钱瑗因病住院的时候，得知母亲杨绛要写《我们仨》，便要求把这题目让给她，“我当然答应了。”杨绛事后追述。钱瑗列了目录，但只写了前五篇，便因脊椎癌，于1997年3月4日在沉睡中去世。
我是北师大中文系学生，而钱瑗是外语系老师，她只是我广义上的老师，并没有直接教过我。在大学里，隔系如隔山，不要说不同系了，就算是同系不同级，甚至同级不同班，也少有来往。如果不是“文革”中打破了系与系之间、师生之间的界限的话，我大概也不会与钱瑗老师交往。
交往也必得有个机缘。那个时候，我和外语系学生张仁强来往甚密，他常来我宿舍串门瞎聊天。那天我们走在校园里，学校美工组正在架着梯子画毛主席挥手的彩色油画。仁强指着其中一人说：“钱瑗。”在此之前，我从他口中听过这个钱锺书独生女的名字，也知道她当时在历史系任教的丈夫因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在学校自寻短见，当时他自尽的宿舍楼还拉上“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的大标语，名字被打叉。是仁强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她的丈夫。我一直也不敢向她问起此事，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只得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什么都不说。不说，是因为当时不懂说话，如今回想，大概也是不忍触痛她内心的伤处。但从表面看来，她温文如昔，说话柔婉，但我想，所有的暴风骤雨，她都自己默默承受。
《我们的钱瑗》 Ⅳ陶然：登门，人已去(2)
有一天中午在饭堂吃午饭时碰到她，我和她站在饭桌边一面吃饭一面聊天，说起翻译小说，提到傅雷，她说是世叔伯，但他译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没看过。这个长篇小说在“文革”前便被视为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当然上不了中文系的课堂，甚至学校图书馆也不出借，“文革”期间更加无处可寻。我手上存有一套，便借给她看了。她看完后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我却记得，在我获准移居香港，即将离开北京时，我又在午饭时在饭堂碰到她，我向她告别，她笑说，好多年前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锺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 “有房间”嘛！那管房的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冇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锺书也被广东字“冇”难倒，“冇”也看成“有”了！
我来香港后，一直都有和钱瑗通信，那时我在补英语，她在信中便告诉我许多学习英语的方法，可惜我太懒，终究也无所成。当然，我的资质也远远不及钱瑗，即使我用功，只怕也无法长进。钱瑗上大学时的专业是当时在内陆最吃香的外语—— 俄语，留校任教后，由于教学上的需要，转向英语。这种转型，我想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但她做到了，而且业务冒尖，除了家学渊源之外，定必还有过人的智力和自身的努力。怪不得杨绛这样写她：“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
1990年，钱瑗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后经香港回北京，那天晚上，仁强在尖沙咀请她吃饭，我作陪。饭后到他当时在美孚新村的家小坐叙旧，然后我们再送她回她借宿的中文大学宾馆。当我们的车子徐徐开走，我回头一望，夜色中见她仍站在那西班牙式建筑门前挥手。这是我离开北京后第一次重逢钱瑗，没想到竟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回京后仍有书信来往，只是本来就不密，往后就越来越疏，以致音讯全无，我也不以为意，觉得大家都忙。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也不能相信。读《我们仨》才知道，她 1995年腰痛求医，1996年1月住院。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她信中从没透露过。我又想起，1980年11月，钱锺书的小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印数达十三万，轰动一时；次年9月第二次印刷，加印四万，钱瑗还请她爸爸题签赠我，由她寄来。我并没有见过钱锺书，这本书一直留在我的书架上，每次望见，恍惚便闪烁着钱瑗老师那温文的笑容。
如今环顾“我们仨”一起生活过的家，只有杨绛仍在。在这个具体的环境里，我只能凭空想像，当年钱瑗是怎样在这里出入的了。
告辞时，杨绛拿出两本限量发行的精装珍藏本《我们仨》，请保姆在扉页“我们仨”合照下面，从左至右盖上杨绛、钱瑗、钱锺书的图章，送给我和仁强。她说：“送这本书，我不签名，只盖我们三人的图章。”
究竟是“我们仨”呀！
2004年8月11日，北师大，京师大厦
8月30日，整理于香港
《我们的钱瑗》 Ⅳ张仁强：尊师重教
——纪念我的老师钱瑗
张仁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现为香港第一海域有限公司董事长、北师大“钱瑗教育基金”理事长。
2004年8月初，我回到母校北京师大，参加海外校友会会长论坛。师大校园已天翻地覆改变了面貌，而我仍然追忆着旧师大。我漫步到文史楼，文史楼依然在，周围环境却变了。文史楼前的桃花树不知何处去了？我想起钱瑗老师，我们经常在桃花树下开会，读社论，讨论当前形势。会开多了就变闲聊，闲聊多了就变成谈心。钱瑗穿着蓝色整洁的长外套，脸色和桃花相映红。眯眯的眼睛，薄薄的嘴唇露出小巧而洁白的小牙，一直是带着笑容，从来不讲废话。她像天使般，带来春风，小组开会从来没有争吵过。依稀见到钱瑗依旧站在桃花树下，穿着浅蓝色的衣衫，隐隐可见她那娇小玲珑的倩影，梳着整齐的短发，朴实而美丽。我沉醉在美好的回忆中。能否在文史楼前竖上钱瑗的铜像？文史楼会不会将来也被拆掉？……还是成立“钱瑗教育基金”最可以宣扬钱瑗平凡而高尚的品格，宣扬尊师重教的精神，让钱瑗永远活在人们心上。
钱瑗和我的感情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文化大革命”最容易看到人性的弱点，也能看到人性的真挚情感。当时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北师大外语系的班上有一位同学，叫刘月英，来自山东农村。家里出了状元，她家千方百计给她弄了一床新棉被，她也是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被子，不用再跟别人同盖一床被了。“文革”一开始，她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她陷入了漩涡，忍受不了巨大的压力，不堪忍受对她人格的侮辱，终于从宿舍四楼跳楼自杀，但她没死却瘫痪残废了。由于残废而不能参加毕业分配，她被遣送回老家，一个连棉被都买不起的家。钱瑗每月给她汇去10元人民币，当时的10 元相当于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是钱瑗七分之一的工资。后来钱瑗每月供养刘月英，一直到她去世。她爱护她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学生们也在默默地保护着她。
1972年，我们要分配了。我不能分配到福建和太太一起。我不愿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大胆寻找理由向校方申请出国，当时很容易上纲为叛国罪的。我告诉了钱瑗，当时我急需200元，我向钱瑗借。翌日，钱瑗把钱交给我，不问缘由，默默无言。从她的眼神，我看到了忧虑。不久，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我拿出通行证给钱瑗看，并把钱还她。她笑了，她从笑容里送出了一串串的祝福。
1990年，她从英国回北京时，路经香港。她约了陶然和我等人见面。十多年了，我们又重逢，有人很惊讶，怎么这些中年男子竟是你的学生？她笑了，陶然和我也乐了。她那白里透红的脸蛋永远挂着亲切的笑容。她依旧是钱瑗，我们心中的天使。
她没教过我一堂课，但她在桃花树下无私地传授了智慧，真挚的关怀和友爱。“文革”中惟一的好事是把我们师生的情感升华到人性真正的情感，真挚，关怀，友爱。跟当时的社会动荡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爱惜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钱瑗永远是我的老师。
8月中旬，北京天气仍然炎热，我们四人：郭军丽、涂乃贤（陶然）、我和我太太，到三里河拜会钱瑗的妈妈杨绛先生。我们的心和北京天气一样热情澎湃。杨绛先生个子和钱瑗一样娇小。94岁的杨绛清秀洁白，思想敏捷，一派学者风范，令人肃然起敬。我握着她老人家的手，她那使人感到亲切的脸孔，两眼闪耀着泪花。我的泪水涌出双眼，久久不能言语。她老人家说七年了，钱瑗在1997年去世，至今整整七年了。或许是上天的意旨，中国人的风俗七年忌辰。七年的今天，在北师大成立了“钱瑗教育基金”。杨绛说，钱锺书先生有知，也会感激的。我说寸草之心难报尽春晖，钱瑗是我们最怀念的老师。轻松和温馨的会见，我顺手折叠了一只纸船，是钱瑗教我的，我也不知为什么还会记得有点复杂的叠纸。杨绛拿在手上说：“这是龙船，是我教钱瑗叠的，我也忘了。”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书桌上。点点滴滴有关钱瑗的回忆，她老人家都那么珍惜。她说钱瑗是她生平杰作。我跟她说你的杰作是我们最杰出的老师，我班上同学知道我会见你，叫我转告你，我们大家不会忘记钱瑗老师。杨绛还告诉我们一件外人不知道的事，钱瑗走时，师大外语系师生恳求她留下部分钱瑗的骨灰。她们把她埋在陈垣校长铜像侧旁的一棵雪松下。外语系师生每年清明节可以去拜祭这棵雪松，以表对钱瑗的怀念。快乐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只好依依告别了杨绛先生。
8月12日晨，回港之前，我们四人到钱瑗雪松拜祭。天亦有情，细雨蒙蒙，雨水吹拂到我们脸上，泪水交加。我们决定为这棵雪松立一块碑：敬师松。让钱瑗像这棵雪松一样，永远屹立在人们的心中——尊师重教。
《我们的钱瑗》 Ⅳ祝华 李嵬：富有情趣的钱瑗
20世纪90年代早期钱瑗在校园留影
祝华、李嵬，均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现在英国。
了解钱瑗老师的人都知道钱老师并非一味读书，她的兴趣极为广泛，她非常喜欢花草。在英国访学期间，她常常到朋友Elma家做客。两人谈得最多的便是Elma租的“自用地”。从花园的布置设计到蔬菜的培植，钱老师都很感兴趣。她在英国住学生公寓，常常有人把养不活的或者搬家拿不走的盆花丢到楼道中任其自生自灭。钱老师碰到了总要拿回房间里饲养。
说也奇怪，叶子都蔫了的花到了钱老师手里很快就恢复元气，长得郁郁葱葱。几位朋友对钱老师佩服极了，连说钱老师有“green fingers”（绿手指），经她手指碰过的花草是要常绿不败的。她有一个美丽的花草标本集，里面的干花她都能说出名字，在哪儿采集的，其中许多是她在英国和美国访问时收集来的。
钱老师画的画也很棒。她曾到工厂劳动锻炼过一段时间，跟着工人师傅们学活。工人师傅知道她能画，要她画图。她在学校画的是美术画，炼钢厂的图是实用的。她特地买了专业的书，用心学习。师傅发现钱老师的图纸画得好极了。这以后，凡是需要画画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钱老师的身上。恐怕是这个原因吧，师傅们对钱老师好极了——这是钱老师回忆起工厂劳动那段日子里常常提到的一句“评论”。现在外语系英语专业使用的钱老师编写的语言学讲义里，还有她为了讲解语言产生和理解接收过程而亲自画的两个逼真的人头像。
心灵一定手巧，这在钱老师身上是千真万确的。钱老师的生活中有许多“发明”和“创造”的例子。她有一本封面格外雅致的记事本，淡淡的灰色衬着银粉色的小花。记事本的封面最初是暗淡的灰底，烫着赫然的金字（大约是某个单位的名字），钱老师觉得俗气，便将一张收到的新年贺卡上的画剪下来修饰在金字上，这样一来，本来要束之高阁的东西一下子变得灵秀可爱。还有一次，一位朋友过生日，家人准备了一束鲜花，但左看右看总觉得太平淡，似乎还缺点儿什么。钱老师略一思索，拿起一张彩纸叠了叠，随后剪出了一个很艺术的“寿”字，点缀在鲜花中，顿时鲜花生“情”无限。她的学生也常常受益于她的别出心裁，“教材评估”中，许多英文文字游戏的纸牌和模型都是她亲手制作的。
钱老师对食谱也是颇有研究的。对她来说，如果有时间，做一道好吃、好看的菜或甜点也是一种艺术创造。她也喜欢弹钢琴，听音乐，翻翻风土人情方面的杂志。
热爱事业，又生活得有情趣，恐怕是钱老师的心中所求。
《我们的钱瑗》 Ⅳ胖胖：我的继母钱瑗
钱瑗与继女小敏的孩子亮亮在一起(90年代)
胖胖，本名杨宏建，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体育系硕士，现为北京国际体育交流中心业务经理。钱瑗的继子。
继母钱瑗去世已经七年了。通常当一个人离开大家之后，他或者她就会在家人的记忆中渐渐地淡化、远去，没人能够例外。是杨绛外婆的《我们仨》又把钱瑗鲜活地带回到我的眼前。当我读到一些熟悉的人物与往事，有时会在心里浮现出一丝会心的笑。在“他们仨”的人生旅途中，我只是在某一个路段与钱瑗相遇，并得到了一些她的帮助。
我父亲与钱瑗结婚时我18岁，刚刚到工厂上班。当时我并没有像现在一些家庭问题专家说的那样，对父亲再婚感到很不安。因为 “钱瑗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不像个“后妈”。那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反正爸爸应该再结婚，那么钱瑗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果然，钱瑗在进入西石槽杨家的生活之后从一开始就与我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着，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同时，我俩从她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她对我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我在25年前上大学时从未想到过由钱瑗辅导的英文会对我的一生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记得钱瑗从英国学习回来之后，就从我爸爸手中接过了给我上英文课的差事。当时我学英文的出发点只是在体育运动课之余找个有益的消遣，因此学习的过程肯定会比现在学生“目的明确”的学习要有趣得多。我刚刚上钱瑗的课时有些怕，因为她职业性的“诲人不倦”常常让我消化不了。比如我问她一个小问题，她会引经据典地把那事的祖宗八代查出来讲给我听。从书房追着讲到厨房，你不听都不行！后来我也习惯了，把问题留到最后再问，这样她讲多少我就听多少，不明白也先听着。还甭说，钱瑗当年告诉我的一些知识与方法至今仍在起作用，并未过时。现在有时身边的人会提出一个有关英文的问题，我答不上来，总会遗憾地说：要是我妈在就好了，她会让你“听不了兜着走”！我与钱瑗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就是英文字在我们脑子里是彩色的，如果拼写错了会有颜色不对的感觉。但是我们的颜色感不同，因此交流一下某个字是什么颜色也是我们英文课的一件乐事。
钱瑗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钱瑗会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一“缺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她该回西石槽的日子我会很盼着她，原因是她经常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从北师大到灯市口的这一路是钱瑗买东西的路线。夏天经常是一大饭盒新街口丁字路口的四川凉面，秋冬天则是平安里一家清真肉店的上好牛肉。有时她会特地在灯市西口早下车，走到王府井东来顺去买那里特别的大块肉羊肉串，或者是牛肉馅饼。有时还专门去崇文门内的“春明”去买那时很稀罕的西式点心。因为要买东西，她一路要几次换公交车，经常到家很晚。如果是冬天，很早就黑天了，我们在家准备好了晚饭等着她。有时快七点了，我爸总是说：“先吃吧，妈可能马上就到了。”往往是我们刚坐下来吃饭，门开了，妈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进得门来。她总是走得脸红红的，脑门上冒出汗珠。一边急匆匆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我们习惯了她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晚上。饭后我们通常看电视，电视剧居多。钱瑗从没有时间或耐心看完一部电视剧，但又舍不得对此“孤陋寡闻”，因此她总是提前看电视节目报，用这种“cheating”（作弊）的方式了解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得意地告诉我们：“后来……”对此，我们很有“意见”，认为她把悬念给破坏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些年，直到腰痛迫使她改变了生活的内容与习惯。我们也就失去了这样的温馨周末夜晚。我感到庆幸的是每当我们现在提起钱瑗的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她在医院中的形象，而总是她满脸通红，急匆匆迈进家门的那一刻。那是一个忙碌而充满活力的钱瑗，她一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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