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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王子菲尔比6 到美國後，菲爾比知道，聯邦調查局對這一案件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結果是一大堆廢紙。他們的調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館的一些非外交人員的職工身上，截至當時爲止，還沒有發現牽涉到任何一個外交官，更別說職位相當高的外交官了。 菲爾比把與泄密事件有關的外交部人員名單一排列，就知道誰是真正的泄密者了。與此有關的人員有4人，其中最後一人是麥克萊恩。他是菲爾比在30年代結識的，但自那以後一直沒有見過面，而現在他已是英國外交部美國處的處長了。毫無疑問，所謂的泄密者就是他。而與此同時，有關泄密者的幾十份報告仍陸陸續續地給菲爾比送來，其中大量的是查問大使館打雜僕人的沒完沒了的情況報告。種種迹象表明，一場涉及使館官員的調查就要到來。 菲爾比在華盛頓城外接頭時跟他的朋友們商量搭救麥克萊恩的辦法。他認爲最重要的是要在羅網罩上麥克萊恩之前就把他救出去，但是他最好是盡可能長久地留在他的崗位上，不到必要時不採取行動。 正當華盛頓圍繞英國大使館泄密案調查日趨緊張時，蓋伊·伯吉斯從倫敦調到華盛頓任使館二等秘書，這使菲爾比大爲吃驚，伯吉斯是他康橋時的好友，從那時，他們倆人的事業就纏在一起了。菲爾比把伯吉斯作爲可征慕物件推薦給了蘇聯情報機關，而伯吉斯後來則以幫助菲爾比順利進入英國秘密情報局作爲回報。倆人曾在秘密情報局一起共過事，他們之間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看來，誰要是對他們之間的關係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就會露出一些不利的線索來。菲爾比認爲，伯吉斯來得很不是時侯。 伯吉斯到華盛頓沒多久，就後悔不該到美國來。不是由於他受到了調查的牽連，而是他的脾氣和性格不適合外交官的工作。 他的暴燥的脾氣和楞頭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館的工作遭到損失，介乎辭職和半辭職的狀態。總之，他急於想回倫敦去。 這倒給菲爾比一個很好的啓示：可以把伯吉斯回倫敦和營救麥克萊恩這兩件事結合起來。菲爾比認爲，如果伯吉斯從駐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回到倫敦，他去看望美國處的處長就成了當然的事，他就可以推動營救活動。對伯吉斯來說，被強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懷疑的可能性一直存在。3天後，伯吉斯在佛吉尼亞連著3次超速開車，州長對有人如此濫用外交特權提出強烈抗議。沒過幾天，伯吉斯就被遺憾地告知他不得不離開美國了。這正合伯吉斯和菲爾比的心意。 菲爾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了營救計劃的每個步驟。他要伯吉斯到倫敦後先要和蘇聯聯繫人接頭，彙報全部情況，然後就帶著一張寫有約會時間和地點的紙條去麥克萊恩的辦公室找他，把紙條遞給他，之後再次碰頭，並把實際情況全部告訴他，……等等。他們還就菲爾比的處境問題進行了討論。菲爾比說：“儘管採取了種種預防措施，在調查麥克萊恩和伯吉斯的活動時勢必要懷疑我。看來此事沒有什麽好辦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動地幫助解決英國大使館泄密案件的辦法來設法轉移對我的懷疑。”在這之前。菲爾比一直按兵不動，聯邦調查局和軍情五處他們愛幹什麽就幹什麽。現在營救計劃正在成形，他覺著應該提出調查工作的正確方向了。 伯吉斯啓程回倫敦後，菲爾比給局裏寫了一個備忘錄，建議他們不必對大使館的傭人進行浪費時間的調查。他認爲應從蘇聯叛逃者克裏維茨基的供詞著手，把他所提供的資料與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間派駐華盛頓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對一下。維維安很快給予回信，他對菲爾比的建議答復說，他們對案情的這一方面也一直是這樣考慮的，但是檔案裏並沒有任何這種做法的記載。 與此同時，菲爾比對伯吉斯那邊事情的進展速度十分擔心。 在隨後進行的跟蘇聯聯繫人的接頭時，他告訴他們要抓緊。他還得到了一個直接給伯吉斯去信的藉口。大使館的交通官員兩次問他伯吉斯放在停車場的那輛林肯牌大陸型汽車怎麽辦。於是菲爾比就用緊急的言詞給伯吉斯寫信，告訴伯吉斯如果不立即辦就太晚了——不然他將把他的汽車送到廢物堆去，因爲他別無他法。 接著，軍情五處把克裏維茨基的供詞跟大使館泄密問題的材料相互核對後，給菲爾比送來了一份大概有6個人的名單，並說調查工作正在積極進行，名單上就有麥克萊恩，但由於他們對一個代號的迷惑和錯誤理解而把另一個人列爲重點嫌疑，麥克萊恩的名字則放在最後。 菲爾比更加擔心了，他希望伯吉斯的行動早點結束，而那個代號再使倫敦的調查延誤幾天。 一天清晨，時間不相當早，軍情五處駐美國代表佩特森給菲爾比打來電話，說剛接到倫敦打來的一份很長的特急電報，如果沒有人幫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時間才能翻译出密碼，因爲他剛給秘書放了一周的假。他問菲爾比能否把秘書借給他。聽到這情況，菲爾比心都快跳出來了：這可能就是那件事！麥克萊恩被捕了嗎？他已經跑了嗎？伯吉斯出什麽事了？菲爾比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後坐下來鎮靜了一下，他恨不得馬上闖進佩特森的辦公室和他一起把密碼譯出來。但他認爲還是應若無其事地按常規的言行處理要好些。 他徑直走進佩特森的辦公室。佩特森臉色陰沈，用幾乎是耳語的聲音說：“金，鳥兒飛掉了。” 菲爾比徹底放心了，但仍表現出吃驚的樣子：“什麽鳥兒？ 是麥克萊恩嗎？” “是的，”佩特森回答說，“但是更糟糕的是……伯吉斯這傢夥也跟他一塊兒走了。” 這一下，菲爾比的震驚就絕不是裝出來的了。 6．8最後的周旋 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的出走使菲爾比面臨重大抉擇。在最初研究麥克萊恩的逃跑問題時，他的蘇聯同事就考慮到可能會出毛病而使他陷入危險的境地。針對這種可能，他們曾精心地爲他策劃了一個逃跑計劃，以使他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可以見機行事。 很明顯，伯吉斯的逃跑使情況變得更緊急了。 但菲爾比對此持懷疑態度：“是不是十分緊急了呢？”他認爲只有等他拆掉他房裏會連累他的秘密設備，再瞭解聯邦調查局的態度以後，再就此做出決定。 他把房裏的秘密設備埋在鄉村的一片樹林中後，感到輕鬆多了。就物證來說，他現在是乾淨利索了。 現在他可以考慮自己的處境問題了。由於幾天以來沒少想這個問題，所以在當時他就拿定了主意。他決定先不動聲色。他的指導思想是：“除非我滑過去的機會十分有限，否則我一定要闖過這一關。”他也知道，他肯定要蟄伏一段時間，而且這段時間可能會拖得很長並讓人難以忍受，但是他確信肯定是有機會再接著幹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估計一下滑過去的機會有多大。菲爾比認爲，他現在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就他來說，他已經在情報部門裏幹了11年，其中7年擔任高級職務，跟軍情五處合作了8年，跟美國情報機關緊密配合了將近2年，斷斷續續的聯繫保持了8年，這就是他最大的優勢。他認爲他對敵人的瞭解程度已到了足以預見他們一般將會採取的行動。他瞭解他們的檔案材料——他們的基本武器。更重要的是，他瞭解法律和慣例對他們工作的種種限制。很明顯，在倫敦肯定有許多身居高位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清白無辜，他們將會有助於消除對他的懷疑。 菲爾比還認爲，雖然他值得懷疑的地方很多，但他們根本拿不出什麽實際證據來，這一點是最關鍵的。 就這樣，菲爾比決定繼續潛伏下來。事情果真如他所認爲的那樣，外交部把他召回倫敦後雖受到質詢和秘密審問，但他們拿不出證據。1956年9月他被外交部開除以後，就以《觀察家》和《經濟學家》周刊特任記者的身份到貝魯特去工作，繼續爲蘇聯情報機關活動。 1962年蘇聯情報機關的高級人員喬治·布萊克被捕後，菲爾比才被確認爲蘇聯情報人員。 1965年，蘇聯授予他最高榮譽勳章之一的“紅旗勳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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