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县志》1

    土家族地区对于铁的开采冶炼较早，《华阳国志》中就有记载。《施南府志》有铁的记载：“铁，六司（指水德司、蛮夷司、沿河司、郎溪司、务川县、印江县）具有之。”广大土家族地区均开采冶炼生铁，再加工成各种生产、生活中的用具，如铁犁、铁耙、锄、镰、刀、铁锅、鼎罐等。又据民国8年（公元1919年）的《施南府续志例外采访》卷六之矿业部载：“铁，产沙陀属许市（即今徐家坝）四十五里。”其余还有如发财坝、枫香园、葵药园等地也有开采铁的历史。又载：“光绪间，县人崔洪泰、冉冉俊灿设厂于阖口林，山铁甚旺。开办初，每年可获利四五百金。”其时，各地都有不少脱产、半脱产的铁器加工个体或作坊，从事生产、生活铁器的加工生产和修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情况基本沿袭。近些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这种土法的冶炼、加工业逐渐萎缩。还有锑矿、磷矿、铜矿等的开采也在清末、民国时期有所发展，一度形成一定规模。如民国2年（公元1913年），刘显世任贵州省主席时，便组建了生泰公司、立达公司，在梵净山的燕子阡、滴水岩一带，商人承办，召集 当地土家族民工用土法开采。时官洞点日产锑砂达半吨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派出地质队对梵净山脉广大地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勘测工作，基本摸清了地下矿藏情况。
    土家族的工业，历史上更大程度表现为民间传统手工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工艺和特色，具有本民族的代表特征，主要有编织、印染、挑花、刺绣、酿酒、造纸、建筑和金属、粮食、油料等加工。
    土家族的手工纺织加工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始于麻、丝，后发展有棉。据文献资料记载，明弘治以前，“商贾通其盐布”。到“弘治以来”，才因大批川民入境，“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蔬粟而艺棉”，技术得到迅速推广，棉花产量增加。纺织土布的技术开始传人。进入清代，土家地区的纺织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道光）《思南府续志》称，土家地区的“闺中妇女，向织土布”，所织土布“阔二尺许”，被人们称作小疋（yá）土布。纱线较粗，织成的布不够紧密而“缕疏”。当时已有了印染技术，民间多染深蓝色，生产的量也不大，仅“资以蔽体”而已。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思南府创设了纺织局，请外地寄籍该地，“能纺三絮并工织”的纺织技术较高的妇女师傅，教当地妇女。“其法传之千百人”，在土家地区得以普及。到清末和民国初年，民间手工纺织业达到最为普及和高峰时期。据统计，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印江县年产土布达59万匹，朗溪地区几乎每户都有一两台织布机和若干架纺车。由于纺织业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以从事纺织业为生的专业户，称为“机户”，同时也出现了经营纺织业，购买棉花和纱线，发放给机户纺织，机户又将织好的土布交给发放者，再运到各地进行销售的“大户”，当地称为“开机房”者。形成了以郎溪为中心的购销网络，一条是东行抵达江口、闵孝，顺辰水进入湖南常德；一条经木黄抵达重庆市秀山县城；一条经思南、凤冈到湄潭县永兴场。据1943年江口县政府调查，“全县有木织机186架，全县月产土布3000匹。据印江县统计，1954年全县有土织机7000多架。1955年有纺织机14000架之多，这些年已大有减少了。”
    在纺织业发展的同时，土家农村还创造发明了一种较为原始的土法染布技术。在蓝靛未传入前，用稻草灰、锅烟墨为染色原料，染出的紫花布；用太阳树叶作染色原料，染出的太阳布，这种土法染布一直保留到清末民国初年。随着蓝靛的传入，才逐渐替代原始的土染布法。同时，土家人民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还形成了自己的挑花、刺绣手工技术，挑绣在衣、帽、裤、鞋、手帕等物上。
    在土家族的传统手工业中，造纸技术是很具特色、独树一帜的传统工艺。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大约于明弘治年间传入土家地区，在印江合水、新场等地区沿河两岸村寨生产，以后发展到各地。由于合水、新场等地有丰富的构皮原料，又有木黄河的水源，使这里生产的白皮纸质地上乘而享誉外界，称“印江白纸”，实为印江合水白纸。在合水发展到家家户户都生产白纸。生产以户为单位进行，自产自销，也有专门从事运销者。这种土法造纸工序很多，号称“七十二道工序”，言其复杂，程序繁多生产程序主要有浸泡踩洗、加入桐壳的地灰、蒸煮、清洗、上榨、贴晒等。产品销往重庆、湖南常德和省内思南、江口、铜仁、凤冈、湄潭、余庆等数十县市。特别是清末梁启超曾使用印江白纸书法，甚为称赞，名声大增。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在重庆购不到画纸，经人介绍，使用“印江白纸”作画，吸墨得当，效果甚佳，提出专用印江白纸，使其名声大增。由于造纸生产过程中需要管理和协调各种关系，合水、新场地区的各村寨还建立了专门的民间组织——蔡伦会。合水地区在民国时期建立有新旺、木纳.
、大湾等寨子为中心的3个蔡伦会组织，参加者须出钱作基金，称“会脚钱”，各会还有“会田”，民主选举会首，管理全会事务。如调解纠纷，组织协调生产，每年供祭蔡伦神。各家各户还供有蔡伦神位，随时供祭。1940年印江县成立工艺研究所，引进了江浙等地的先进技术，使白纸的宽度和质量都有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造纸仍然保持，生产规模和技术都提高不大，一度由农村供销社负责营销，目前仍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
    印江伞，为印江官州坝覃氏家传工艺。约于弘治年间，覃氏家人从江西、浙江引进制作先进技术，生产的大红雨伞美观大方，呈红色，骨架、伞柄皆竹质，上以白纸精糊，内用头发连接，，木质伞顶，涂以朱色，再以饰油作涂料以沥水。光滑透明，折而不皱，携带方便，畅销省内各县及湖南、重庆市、四川、云南、广西、福建等地。1958-1962年曾出口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酿酒，土家族人民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也发明创造了独特的酿酒技术，其中以印江板溪地区（即历史上厥册长官司辖地）的水酒较有代表性。据民国时期《印江采访录》载：“水酒，别省无有也。惟黔省有之。黔省亦非别属有也。酿酒之法，以高粱淘净，蒸烂入曲和匀，盛以巨筐，置短足几上，即古之所谓糟床也。上下垫复均稻草，一二日发热，汁出滴床下盆盎（àng）中，然后取养诸瓶，谓之窖酒。但高粱分粘、糯者，糯者有汁，粘者无也。糟发透，汁滴尽，入桶中筑实，上盖以石，旁壅以水沙或灰，弥月后，没清水灌桶中满，抽基塞窍，三灌三抽之，分贮坛中，置大釜者至酒沸为度，酒以水成，故名‘水酒’……水酒抽后，亦可取火酒少许。”此段记录基本把水酒和火酒的制作叙述清楚。据实地调查，民间制作水酒时，还有‘韵酒’和‘水酒’之分。韵酒制作时，先将高粱浸泡、淘洗两次后，蒸熟高粱，入曲酒药，发酵3天，装入大桶，密封，存放对年，开盖抽液，称为“韵酒”。此酒味纯美，存放数年不变质。再将大桶中剩下的酒糟，添凉水浸泡、出汁，装入坛中密封，放入锅内煮开后，方为“水酒”。土家人民的曲酒药均为自制，用米粉合药汁而成。药物有茅根草、爬香岩、甘草、神曲、法夏、脆葛根、风柯草、笔壳草、青蛙草、车前草、大茄花、小茄花、麦芽等10余种，最后还要加入雷公虫、蝉虫。除传统的酿酒传统工艺和名酒外，在改革开放的当今，土家族地区还创制出了许多名酒。如德江县的特制天麻酒，产品畅销日本、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获国际金奖。颐年春酒，1988年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银奖。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灵芝酒，主要外销马来西亚。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传统藤编工艺品，以其工艺精湛、质好形美，1978年进入国际市场，品种有藤沙发、屏风、藤箱等，仅1978-1985年就出口有337件之多。
    土家族有种植、加工茶叶的悠久历史。唐人陆羽著《茶经》中就引用了《广雅》中文曰：“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末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朱，置瓷器中，以汤浇复之。用葱姜橘子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可见，当时土家族地区茶叶的加工技术已有多种，饮用方法也有讲究。在沿河、印江德江、道真、岑巩、江口、思南等地的广大土家族地区都出产茶叶。沿河的“窑溪茶”，印江的“团龙茶”，思南的“瓮溪茶”，岑巩的“思州茶”都曾是封建时代的贡品茶。但茶叶在土家族地区的大发展是近20几年的事，各地创办茶厂，建立茶叶基地和加工厂，逐渐扩大，形成规模，不仅数量有较大增加，质量也得到提高，茶叶加工规模上档次，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生产的武陵春富硒系列产品颇受消费者欢迎。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垦植茶园765.3公顷，已投资1335万元。县建茶厂3个，配套精制加工厂一个，乡镇建茶厂11个。1995年组建了“梵净山茶叶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茶科所所开发万亩优质茶叶基地和绿色食品，1995年实现茶叶产量130吨。生产的茶叶在国内历次评奖中频频获奖。“梵净翠峰”获1995年第三届中国乡镇企业出口商品展览会“金杯奖”。同年，在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梵净翠峰”、“梵净贡茶”、“梵净翠芽”3种产品同时获“金牌奖”。“净芽高级名茶”和“梵净雪峰”同时分别获“银牌奖”和“铜牌奖”。
    此外，还有桐油加工，水碾水碓（duì）粮食加工，木、石加工制造，竹篾编织加工，铁、铜、银的加工制造等等，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特色。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农村政策得到逐步的落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很快。贵州土家族地区的乡镇企业普遍起步较晚，但从“六五”期间起发展较快，纳入各县、乡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成为“一把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