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哲学史第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史中这方面的问题就不是很突出。西方哲学史是哲学与科学息息相关，与宗教相互渗透、调和而又相互对立、斗争的历史，这也是西方哲学史的一个主要特点。 在哲学产生之前，人们是用神话和宗教信仰，通过感性的、表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哲学的产生意味着人们主要是通过思维、概念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 古希腊哲学是从神话和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和科学同时诞生的，它从一开始便与科学结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当时，人们只是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界，还没有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和分析，自然科学的这种情况反映在哲学上就使古希腊哲学具有朴素的性质。 古希腊哲学虽然从主要方面上摆脱了神话和宗教信仰的束缚，但也渗透着神话、宗教的方面，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灵魂轮回，这就是受到了Orpheus(奥尔弗斯)教义的影响；苏格拉底则明确说自己为神所引导；柏拉图分裂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奥尔弗斯”教关于灵魂来源于天、肉体来源于地的教义的哲学表述，此外，他的许多重要哲学思想也往往不是用纯粹的思想、概念而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的；亚里士多德把神看作是一切活动目的的“因”；斯多葛学派把德行生活看成是灵魂与上帝的关系；甚至原子唯物论者伊壁鸠鲁在强调神同自然和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同时，还在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间为神留下了一块地盘；到了古代哲学的后期，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等更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哲学，他们的哲学后来成为基督教思想的来源之一。 中世纪基督教的兴起，加上封建统治者又把基督教会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最大精神支柱，于是西方哲学又沉没到宗教里面去了。中世纪哲学几乎完全受基督教教会的支配，科学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可以这么说，在古希腊，特别是它的早期，哲学与科学没有明确区分开来；到了中世纪，哲学则是与宗教神学合为一体了。中世纪在哲学上的最大争论：“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同宗教上关于普遍教会与地方教会、普遍教义与个人信仰、原罪与个人罪恶两方面哪一方面实在哪一方面居于从属地位之争，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而在这种渗透中，哲学从属于宗教，宗教是第一位的。不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并不是根本否认理性、思维的作用，“经院哲学”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外在的权威教会所解释的《圣经》出发，推演出事实，它在运用理性、思维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起了一定的维护理性的作用，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宗教改革”运动结束了教会的统治，哲学逐渐从宗教神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于是近、现代哲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哲学与宗教、思维与信仰基本上处于分离的状态。近代哲学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弗兰西斯·培根的“二重真理说”明确主张哲学应当与神学分离，他认为：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各有自己独立的领域。当然，近代哲学中有许多体系都渗透着宗教神学，但哲学与神学相比，思维与信仰相比，大体上是前者占主导地位，它们所讲的宗教和神大多理性化了或人本化了。比如：笛卡儿反对外在权威，以思维为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和出发点，他所讲的神是建立在思维、推理的基础之上的；洛克等人的自然神论是理性的宗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摆脱宗教的方式，自然神论者的“神”必须按照理性或自然规律行事；莱布尼茨的“神”也只能服从理性的规律，与自然神论者的“神”有近似的地方；康德的“神”不过是理性的理想，是实践理性的公设，他所讲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道德基础之上的；黑格尔企图调和宗教和哲学，但他主张哲学高于宗教；斯宾诺莎的“神”不过是披着泛神论外衣的自然整体，他的思想实质是反宗教的；休谟公开对“神”的存在抱怀疑态度，认为“神”的存在是无法像唯理论者那样用理性来证明的，他所主张的宗教只是出于人的生活和感性的需要；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达到了公开的无神论和反宗教的结论；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是他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所提倡的“爱的宗教”与信仰“神”的宗教根本不同。现、当代许多神学家往往具有很高的哲学素养，他们的神学也往往具有浓厚的哲学气息。 西方近代和现、当代哲学在和科学的关系方面也有一些特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摆脱神学而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近代与现、当代哲学同科学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古希腊时代了，哲学不是像那时那样与科学合为一体，而是与科学有了明确的分工。 不过近代和现、当代哲学与科学之间又仍然有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近代与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是与近代和现、当代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的：17-18世纪，自然科学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对各种事物进行分析解剖，它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演绎法；与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相适应，17-18世纪的哲学就是以“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占主导地位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和新成就都表明了自然界的辩证现象，过去那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动摇了，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德国古典唯心论哲学的辩证法形态。从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形态经过17-18世纪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阶段再到德国古典唯心论辩证法的形态，哲学上的这个“否定之否定”是和整个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相并行、相适应的。 由于近代哲学和科学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哲学对科学的方法作了概括，接受了科学方法的洗礼，所以近代哲学一般来说都很强调“方法论”，即讲究形式逻辑，又联系科学所提供的事实，具有：重分析、重体系、重论证与论据的特点。现、当代西方哲学史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可以说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哲学与现、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联系。“科学主义”的各流派主要研究科学方法论、认识论和科学规律性；“人文主义”的各流派一般反映的是现、当代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关于人本身的问题。 关于由科学的发达所带来的哲学问题，只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说的话，就要专门来说一下胡塞尔啦。胡塞尔可以说是现象学之“父”，他的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往往用很多科学的语言，但他又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自然科学转向人的存在、转向人的生活世界的一个当代“存在主义”思想的先驱。他极其注重西方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他极力要把哲学发展成严格的科学来拯救人的理性，但他批评自然科学的僭越。自然科学似乎有一个偏见，认为一切都只是物质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都可以简单归结为物体，自然科学家大多拒斥有独立的精神哲学，而胡塞尔认为恰恰正是这一点很能说明现代人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似乎真理、真实性只在精神之外，只在自我之外！胡塞尔断言：对世界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的解释：把人当作自然对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精神，这完全不能有助于理解人！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要克服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以把握人的精神本性。他的“现象学”反对划分认识者和被认识的对象这种彼此外在的二元对立，他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现象，都最终包含在主体的活动之内，也就是“意识”之内，至于所谓“外物”是否存在可以放在括号里“存而不论”，因为我们人的一切经验都是意向着某物，我们知觉到、感觉到某物，这里的感觉、知觉就包含着我们对于所指对象的投射和表意，一所房子、一个数、一个人作为我的意识中的对象，不是与我绝缘的、独立的“外物”，而是对我有某种意义的东西，它对我有某种“意味”。而世界就是我所意识到的世界、是我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是“最明证”的事实！至于所谓独立于人的“外物”，其存在与否可以不去管它，因为那对我是无意义的。胡塞尔把这样的世界叫作“Lebenswelt(生活世界)”。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它的意义无比丰富，科学以它为源泉，科学只能把握这个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不能穷尽它的丰富性。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的观念可以使人的精神从自然科学的片面观点中解放出来。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他的思路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科学，对于哲学如何对待科学，都很有启发意义。我们国家的科学还不甚发达，不过在国际思潮的大势之下，我们今天也不是完全没有胡塞尔所说的危机，也许现在还不是很严重，但是胡塞尔的哲学对我们也有现实意义。 西方哲学史上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浑然一体观”，经过两者分离对立的观点，又逐步走向两者对立统一的观点，以至到达批评和超越主客关系式的观点的发展史。这里只是简单的说一句，给人印象是直线式的，好像每个阶段只有一种思想观点，但其实每一个阶段里也有别的观点，只是不占主导地位而已。 古希腊哲学是素朴的，还没有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黑格尔在《Suhrkump Verlag》卷18，第176页中说：“希腊人既是从自身出发的，又是有一个前提的，这前提是历史性的，按思想来理解，这前提就是东方式的精神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的合一的实体性，它是自然的合一。……希腊人以自然和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为基础、为他们的本质”。当时的“物活论”就是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浑然一体的一种思想表现；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命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也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浑然不分的表现形式：存在是出现、显现的意思，思维是指人的出现过程；思维与存在同一，说的是存在通过人的活动而显现出来。柏拉图的“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破坏了“物活论”，在一定意义下分离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但他的这两个世界都是人以外的外部世界，他把理念世界理解为外部世界中的普遍性和统一性，把感性世界理解为其中的个别性和多样性，却没有把它们理解为以人的主体为一方，外部世界为另一方的主客二分关系。所以不能说柏拉图哲学已达到主客关系和主体性原则。一般的古希腊哲学家，包括柏拉图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主要是本体论的问题。把人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而与客体相对立、相关联，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还不能提出来。古希腊哲学家还没有把人当作行动的主体，而只是静观世界。 比较特殊一点的是智者，他们把本体论的研究转向了对人的研究，“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算得上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他们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但在他们看来，现象就是一切，他们不像某些近代哲学家那样主张现象背后还有一个不可知的彼岸世界。智者作为古希腊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同样具有素朴的性质，还没有近代哲学中那种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思想，如果说他们是不可知论者，那这种不可知论也是不同于近代的某些不可知论的，他们满足于认识现象而不去仰慕彼岸。彼岸的思想、超验的世界这种观念是智者之后的柏拉图的“理念说”才有的，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是一个超时间的、超验的彼岸世界，它影响了西方几千年的传统哲学。连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从一方面来说也可以认为就是把柏拉图的超验的、理性的理念变成信仰的、超验的上帝。近代哲学崇奉抽象概念的思想也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说。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哲学中采取了另一种形式，也就是追问世界是由神创造的还是本来就在。思维在这里表现为神和天国，存在表现为尘世。人们脱离尘世，注意来世和灵魂的救度问题。所以中世纪哲学中还没有明确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还只是天和人的对立、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精神与自然的对立、宗教生活与尘世生活的对立。人的灵魂和精神在天国和宗教生活中与神合一，构成思维的一方；人的肉体和自然方面以及外部世界构成存在的另一方，与神处于对立的地位。神的统治压制了人的主体性，压制了人的独立自主性，它把尘世看作应加克服的障碍，神主宰一切。所以中世纪哲学中如果说有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也是暗含的，它主要表现为神与人的关系问题。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充分尖锐地提出来的，才获得它的完全意义。近代哲学的一条主导性的原则是把思维着的人逐步深入地理解为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近代哲学意义下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近代哲学突出了认识论的问题，突出地讲主体如何认识、征服客体，自然科学也由于“主客二分”的思想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由也为思想家们所注重，比如康德。如果说，在西方古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静观”，那么在中世纪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就是“避世”，而在近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可以说是“能动”、“主动”的，换句话说是“主观的”，只不过这里的“主观的”一词不能理解为主观片面、任意武断之意，“主观的”应该可以称为“主体性的”更好。这种主体性哲学是文艺复兴以后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原则。英法“功利主义”的启蒙运动思想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启蒙运动思想都强调人的主体性。英法“功利主义”讲的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的主体性，强调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康德讲的是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主体性和自由，强调“为义务而尽义务”。 可以说，近代哲学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文艺复兴时期把人权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到17、18世纪，哲学又把人看成是机器，人完全受制于自然界的“因果必然性”，英法“功利主义”所理解的主体性就属于这个范畴；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康德的道德哲学那里，人的主体性才得到更深入的理解，主体性在康德那里被理解为“道德的自由”。 近代哲学可以说自从感到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后力求克服对立，达到统一。弗兰西斯·培根公开主张人应主动征服自然，使它服务于人。唯理论者试图以人的理性认识作为统一思维与存在的桥梁；经验论者试图以人的感性认识作为统一两者的桥梁。但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都各有其片面性，没有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康德区分“现象界”和“物自体”，割裂了思维与存在，但他只是认为物自体不能凭知性范畴、凭认识去把握，却可以凭他所谓的信仰去把握。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强调自我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从而在经验知识领域，在他的“现象界”达到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他区分、割裂现象界与本体，把道德自由，道德主体性放到超验的本体世界，割裂了自由与必然。其实，在康德的时代已经有与主体性、主客二分相对立的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受法国卢梭浪漫主义影响的“狂飙突进运动”，上一篇中已经说了，它的代表人物是赫尔德，这个思想运动与康德不同，它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黑格尔面对时代的精神追求想把这两种思想统一起来。关于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上一篇也已经评价过了：他为把“主体性”和“人与自然”融合为一，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所建构的庞大哲学体系，对开辟他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具有先驱的作用，但他的“绝对主体”、“绝对理念”的绝对、超验性却使他的哲学末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老框架。 黑格尔以后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大多打破了主客关系式的思想传统，不太关注对外物的认识，而重视人的交往和朴素理解，“分析哲学”重视语言意义的澄清，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大多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认为人与世界不单是认识论上的主客关系，而首先是本体论上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关系。“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以不同方式都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反对超时间的、超验的主体，反对永恒不变的、僵死的抽象概念世界，强调具体的、现实的、与人的创造不可分离的东西。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融合的思想同拒斥超时间的、超验主体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似乎是当代哲学发展的总趋势。 西方哲学史上第三个突出的问题是普遍与个别、一与多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把握“普遍与个别”，“统一性与多样性”，“不变与变”的关系的发展史。 古希腊哲学关于万物本原是水、是气、还是火的讨论，实际上都是要在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中寻找一个普遍的、统一性的、不变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说”所说的感性事物就是个别的、多样性的、变动不居的东西，“理念”就是这些东西的形式，也就是普遍的、统一的、不变的东西。他认为：后者在前者之外，后者是第一位的，他是个重普遍、轻个别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说”，他比较重视个别，而且他的思想基本倾向是认为：“理念”不在感性事物之外，而就在感性事物之中，普遍不在个别之外，而就在个别之中，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往往陷入混乱。 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从本体论的角度把古希腊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讨论总结为三个问题： 近代哲学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讨论了普遍与个别、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总的趋势是想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就包含有普遍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一与多的关系问题。经验论者重个别、重多，例如：洛克就以个别为实在，巴克莱和休谟更是极端重个别，否认普遍。唯理论者重普遍、重“一”，其中斯宾诺莎最突出，他只崇尚唯一的实体，把多样性的东西看成是唯一实体的变形，从根本上否认了多样性、个别性，他把实体看成铁板一块的东西，他的哲学发展到普遍性吞灭个别性的地步，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少见的，黑格尔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不符合西方哲学的一般特征，这是有些道理的。康德看到唯理论与经验论都有片面性，他想结合普遍与个别来构成科学知识。他的“理念”是理性所追求的无限统一体，是“本体”。但他割裂了现象与本体，使最高统一体脱离了多样性的事物。黑格尔在唯心论基础上系统地阐发了普遍与个别、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他大讲多样性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他的“具体普遍”就是强调普遍下个别的结合，但是他的最高的普遍----“绝对理念”，最终还是脱离了时间中个别的具体事物，成了超验的普遍。黑格尔把他的整个哲学体系都花费在普遍与个别包括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漫长道路，但最终“功亏一篑”，他的最高范畴“绝对理念”、“绝对主体”最终还是脱离个别东西的、超时间、超验的普遍性概念。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都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强调个别性、多样性、差异性，这也是西方当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总趋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