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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定义，一般认为：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类的两大精神性要素!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展现自我都具有重大作用” 按照一般性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特点，非理性与理性相反具有非逻辑性非系统性非规范性等特点 。 人天生是理性与非理性结合的产物，没有绝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非理性。二者都是认识和表达的主要方法，虽然一般认为理性结果要高于非理性产物，但也没有绝对的定论。很多时候理性与非理性谈不上什么高下。人们直观的爱恨情仇这些貌似非理性的东西与绝对的逻辑推理后的表达在我看来都是平等的不可或缺的人类思维。一个敢爱敢恨的、逍遥随性的性情中人与一个一板正经、理智聪慧的人都可以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欢迎。同样，一个没有理智、肆意挥霍情绪的人与一个用逻辑去分析该不该爱恨悲欢的人都是令人奇怪的傻瓜。理性与非理性，总要试图找到一种适宜的均衡。 人类群体同样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特点，人们群情激奋或者共同反思，都是个人思维在全体社会的共鸣体现。在对群体社会在看待某个问题时应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在国家遭受侵略时，社会自然需要一种群起激昂的效果，在人类遭到灾难时，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伤也是正常表现。但在处理具体冲突、具体情绪表达时，又要呼吁冷静，合理敏慧的措施。人们才说合情合理，也许正是把握好理性与非理性的关键所在。 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一种虚拟化延伸，他既有同现实世界一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特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一面。正因为他的虚拟化和没有现实社会的种种限制，人们往往更多的表现直观的一面，情感的肆意宣泄，毫无理智的表达。网络全体往往也会陷入这种表达引导之中，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表达上，人们第一时间往往会自然地倾向非理性的表达。网络表达往往具有即时性，人们在看到某个事件时，就可以将第一反应表达出来，形成了可怕的网络效应。虽然这种表达不一定是人们真实的想法，也不会真实的显现于线上世界，在情绪上总是乐于走向非理性。网络信息的迅速传播，裹胁着这些观点看法迅速成为一种舆论倾向，使得网络民意往往显得简单而粗暴。大量的网民受此影响，会使得这种情绪进入现实社会中，成为一种可怕的民众意识。 比如最近多发的港台民众与大陆民众的网络对立，在处理诸如小女孩便秘的问题上，本来应该只是一个偶然的小事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映。回顾整个事件历程，为什么小女孩便秘会引发如此多的人围观和拍照，显然，是由于前段时间以来，网络对立带来的社会恶果，港人形成了大陆人素质低的社会意识，千方百计抓大陆人的污点，再到网上现成一场得以佐证的狂欢。结果是两地人越来越对立，以点概面，在香港人眼里所有大陆人都是低素质，粗暴，自以为老子教训儿子的形象。大陆人眼里香港人就是自以为是，自大无理取闹的汉奸。这种对立情绪很快上升到国家认同的高度，香港人对中国形成了独裁专制下暴民的印象，从而降低了认同意识。网民们越是肆无忌惮的谩骂，香港人越是离心离德。对两地长远来看危害巨大。随后的一系列事件继续发酵，杜汶泽先生的不当言论、台湾社会对大陆评价等，都是越演愈烈不见回头，无论是媒体还是官方，都没有足够的措施，化解这种情绪，理性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小，理性解决的道路也越来越窄。 可以说，如果说现实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还能较容易的达到平衡的话，网络社会的先天性和制度性缺陷，往往会显得理性空间的狭窄，如何使得理性在与非理性的博弈中赢得和主导舆情，或者至少能达到均衡考验着全社会。需要国家部门，媒体，社会名流的担负起相关责任。根据社会现实，理性需要在博弈中获得优势，当即需要一些公权力的介入。 网络舆情的理性引导，营造合适的情与理的氛围，找到理性与非理性博弈中的优势砝码，关系着网络环境的净化，更与社会意识紧紧关联，目前的中国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来看，公权力是改变这种失衡核心通道。
参考文献：《新媒体: 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党东耀 新媒体 《 网络群极化中舆论主体正义感与非理性的博弈》 田学敏《 媒体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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